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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关于西欧地区民族主义活力的常规观点，仍停留在两根支柱上。第一根支柱是，深信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使这个地区的人民牢记现代技术曾给民族主义带来难以担负的奢华。夹杂正反两方面的理由，宣称“二战”前那种认为头等意义是作英国人、法国人或者德国人的倾向，由于强调作超国家意识的欧洲人，同时又乐于接受根本改变传统政治结构，已被使所有的欧洲人都在新欧洲人同一性上协调一致起来的倾向所接替。正如斯坦利·霍夫曼所说的：“如果说世界上某个地区的人具有民族国家（nation-state）是可以取代的想法的话，那就是西欧。那里的条件看来是理想的：一方面，民族主义似乎已经一蹶不振；另一方面，为建立一个代替物所需要的适当方案和办法显然已经都设想出来了。”
在确认这个第一根支柱问题上，霍夫曼原本无意却又恰好证实了第二根支柱的盛行，即设想西欧根本缺乏值得重视的少数民族。这个地区的国家曾经（全都而且至今犹是）被不加区别地描述为民族国家，比较少见的是说在这个地区的所有国家中，有不超过10%的国家的政治国界内包含有个别的民族集团。这种对西欧的一般宣传认为：个别的国家或者已经成功地同化了国内的不同民族（如在比利时、法国、西班牙、瑞士或者英国），或者该国本身就是有国家整体意识的民族政治上大联合的产物（如在德国或者意大利）。
对于这些不止包含一个民族集团的西欧国家已经通过同化成功地解决了他们的民族问题的设想，特别表现在作为学究式集体努力成果的“国家建设”（nation building）上。一方面看到民族成分复杂的亚非国家面临社会政治一体化的问题，另一方面发觉西欧工业先进地区内却是另一番不断同化成功的国家局面，“国家建设者”便断定后者的经验具有预示亚非政治未来的先例价值。如果说科尼什人、苏格兰人、威尔士人已经完全成为英国人，巴斯克人、加泰隆人和加利西亚人已经成为西班牙人，佛拉芒人、瓦隆人已经成为比利时人，阿尔萨斯人、布勒通人和科西嘉人已经成为法国人，那么，为什么伊博人、豪萨人和约鲁巴人就不能成为尼日利亚人，或者俾路支人、孟加拉人、普什图人和信德人就不能成为巴基斯坦人呢？
假定西欧已经经历过的建立民族国家的过程注定要在第三世界再现这个论点，并不能仅以年代顺序决定论（chronological determinism）为依据，也就是说，不能仅以新兴的国家必然要沿着经历一系列进化的古老国家的道路前进的概念为依据。比如说，阿富汗、埃塞俄比亚、伊朗和泰国这些国家，可以因为比所有或大部分西欧国家产生在先而值得夸耀，但对于未来来说，它们并不足以成为恰当的典型。实际上，它们已经同其他有共同想法的第三世界国家一道效法西欧的道路。关键的问题不是年代顺序，而是现代化。现代化一词适用于许多分过程，包括工业化、城市化、繁荣文化、强化通信网和交通网以及诸如此类的过程的混合。这些过程，以及作为这些过程先导的、对较为散漫和惰性的群众的社会动员，被认为是第一世界
现已公认，我上面描述过的学术界的两根支柱（一个民族后的欧洲和一个民族国家的欧洲）是建立在不稳固基础上的。关于超越了国家意识的“欧洲人属性”（Europeanness）的直觉观念，在其他事件上遇到了如下挑战：（1）欧洲防御共同体由于法国不信任德国军国主义而宣告失败；（2）在法兰西国内外，呈现出对戴高乐总统坚决主张的“欧洲国家的欧洲”一片默许，赞成他提出了重要问题，尽管还拿不准该怎样支持；（3）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遭到挪威全体选民的否决，其他许多国家的人民对加入欧洲共同体普遍表示缺乏兴趣；（4）各国偶尔表现出只顾自身利益的倾向，比如当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实行有选择的禁运政策时所发生的情况；（5）整个西欧对移民工人几近仇外、排外的消极反应。同时，遍及全欧各地的日益动荡的民族骚乱，引起了人们对第二根支柱，即由民族国家构成欧洲的幻景的注意。早已公开的情况有苏格兰和威尔士民族主义运动恢复了新的活力，以及佛拉芒人和瓦隆人之间，南蒂罗尔人、法国人同罗马之间，巴斯克人同马德里之间，北爱尔兰的爱尔兰人和非爱尔兰人之间，瑞士伯尔尼行政区的操法语和操德语的人们之间，都产生了摩擦。较少宣传但并非无足轻重的是在西班牙的加泰隆人和加利西亚人中间，法国的阿尔萨斯人、巴斯克人、布勒通人、科西嘉人和奥克西坦人中间，意大利的斯洛文尼亚人和瓦尔达奥斯塔人中间，奥地利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中间，丹麦控制下的法罗群岛的挪威裔居民中间，以及丹麦控制下的格陵兰岛的爱斯基摩人中间民族自信心的增长。就是上面这张清单，仍难以囊括与各自国家居统治地位的民族保持民族差别观念的所有地区性集团
“二战”后欧洲族裔民族主义（ethnonationalism）的最初某些表现形式（例如南蒂罗尔人当中的民族主义表现）能够用发育不全或者绝无仅有去解释。但是，当那些迄今为止仍被认为民族意识已经不复存在，或者至少在政治上是无关紧要的若干民族当中，民族主义的存在已经是确定无疑时，学者们便提出种种理论来解释这种非预期的超社会现象。在较为流行的解释中已经有：（1）（经济的、文化的和/ 或政治的）相对剥夺理论；（2）由于对丧失个性和人性的现代密集社会的异化日益强烈的感受而造成的社会反常状态，反过来又导致交替描绘为“部落文化”的复原或者新的“恰当的抉择”；（3）民族关系中的“中心-外围”系列（center-periphery series），在这个系列中，那些新的自信的民族集团（外围民族）被看成实质上是处于主体社会之外或者是在边线上，因而对社会的主要潮流只是边缘地受到影响；（4）同“二战”前时期显赫的声望形成对比，个别欧洲国家全球威望的丧失，使那种认为英国人要强于苏格兰人或者法国人要强于布勒通人的自豪感也相应丧失。
有一种解释被忽略了，这就是巴斯克人、布勒通人、威尔士人以及其他这类集团人当中的民族主义浪潮，反映了近两个世纪以来一直在发展的过程中一个十分自然，甚至可以说是能预料到的阶段。自从天赋人权这个抽象的概念由开始与普通人民大众的幻想相联系，到特殊地与按民族特征限定的人民的幻想相联系——这一发展首先出现在法国革命时期——使人们确信本族人民理所当然地不应被那些已证实为多民族结构合法性反对者的异族人所统治。人民大众的统治权（sovereignty）与民族性（ethnicity）相结合（在其紧密结合的历史上，将有如民族-自决一样为人们所熟悉）的结果，任何不符合真正民族国家性质的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对该国一部分人或者各部分人来说就变得可疑了。1789年以来，“外族人的统治是非法的统治”这个信条不断扩大地影响着民族意识的觉醒。就欧洲而言，这个地区从那时以后的历史主要是一篇民族解放运动的故事。民族感情激发了希腊人19世纪20年代的争取独立的斗争，1830年瓦隆人和佛拉芒人的解放斗争，1848年流产的革命（特别是日耳曼人、意大利人和匈牙利人的革命），19世纪60～70年代初德国的、意大利的政治联合；促成了罗马尼亚（1878年），塞尔维亚（1878年），挪威（1905年），保加利亚（1905年），阿尔巴尼亚（1912年），芬兰（1917年），捷克斯洛伐克、爱沙尼亚、匈牙利、拉脱维亚、立陶宛、波兰、南斯拉夫（均于1918年），爱尔兰（1921年），以及冰岛（1944年）的独立。这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欧洲统共还有三个国家既未实现其民族抱负也未因放弃民族抱负而丧失其版图
很清楚，同我早期关于西欧缺乏真正的民族国家的评论相一致，许多作为对民族抱负作出反应而产生或更动的统一体，并不能表示民族自决过程的完成。在欧洲内外，多民族结构仍是通例。遍及非洲和亚洲的大量脱离主义运动（secessionist movement），包括失败的伊博人和成功的孟加拉人的脱离，足以提醒我们，试图阻止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成分实现即使尚欠完备的自决，迟早都要引起争端，东欧事态的发展也将如此
把这种浪潮理解为长变程过程中的一个部分，并不妨碍承认其他现象的催化作用。再回到现代化和加强交往问题上，比如说，当那些生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人听说“二战”前还属于“未开化”而迷惑不解时，表明“二战”前和“二战”后集团之间的接触在性质和强度上确实存在重大差别。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指出过的：“近来欧洲和北美工业较发达的多民族国家出现的民族冲突的高涨，使那种认为现代化驱散了民族意识的论点受到严肃的挑战。然而，这个高涨不是也同现代化增强民族意识的主张背道而驰了吗？假定产业革命是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传入这些国家的，那么民族意识的高潮不是早就应该出现了吗？这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量变到质变的法则’可以得出部分答案，它的意译可以读作‘数量差别充分便造成质量差别’。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现代化进程，并没有造成或带来像战后国际接触发展的这等程度。少得可怜的道路，微不足道的私人车辆，作为未开化群众原始的交往渠道是地方性的无线电广播而不是全国范围的电视网，低水平的教育和超过个人经历之外的时事知识的贫乏，以及只能令人深居简出的低水平的普通收入，维持住了民族自满情绪：布列塔尼的文化未受法国侵蚀，爱丁堡感到远隔并脱离伦敦，绝大多数瓦隆人和佛拉芒人难得与其他集团成员接触（包括通过电视这类媒介的人为的接触）。总之，这些国家民族集团的状况，同早期描绘的关于未工业化社会的状况并没有什么两样。所不同的，只是尚未达到产生质变的临界点。这个临界点就是，有大量的人觉察到在集团之间加强接触中，累积冲击数量的增加已构成对他们的民族性，借用一句政治术语，产生质的转化的威胁。”
关于布勒通人，一位作者的评论写道：“确实，由于布列塔尼与法国其他地方的接触和交往增多，民族同一感的观念变得更加尖锐起来。只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对大部分年轻的布勒通人来说才第一次有机会看到‘法国’并生活在‘法兰西人’中间，带有政治要求的地方民族组织随之应运而生。”这里要补充一句，对这些运动的群众性支持，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经历了量的跃进。
这种现代化冲击社会关系的观念明显地与卡尔·德伊奇的同化主义模式（assimilationist model）不同。把接触理解为促进同化的倾向显然依据两种情况，其一是当事的双方中至少有一方不是具备民族意识的集团，比如，德伊奇模式显然适用于地方主义（sectionalism）。把美国国内的地方态度罗列出来后可以看到，当地方之间的接触增加，便出现一种日益增长的举国一致性。但是当增长的地方接触趋于冲散一个民族的地方性差别时，各类民族意识集团之间的接触就表现出更易于巩固和增强各自独一的分裂观念。所以，如果说“民族主义和社会交往”确实可以与只包含一个单一民族成分的坩埚联系在一起的话，那么，“民族主义和非社会交往”就是当坩埚里包含两个或者更多民族成分时彼此关系的更恰当的写照。
第二种情况，是在当事的一方或者双方在处于民族前阶段时就已经受到过同化的冲击。这样，在民族主义时代之前，他们就有合并成为一个大的集团的倾向。盎格鲁人、皮克特人、撒克逊人、汪达尔人和西哥特人就是对换集团同一性的人。自从民族主义时代来临，集团之间的接触，即使每一个集团仅具有民族遗产各自有别的模糊观念，也都带有巩固和加强各自独一的意识。因此，对于把18世纪以前就已达顶点的同化的实例作为今天包括有自我意识的民族集团在内的同化成功的先例这样一个十分普通的做法，就被类推为不合逻辑的了。
在另一点上，现代化和更富成效的通信系统，起到了激发民族要求的催化作用。由于正规教育和环球通信范围的扩大，人们掌握历史上著名事件和当代自觉运动事件的可能性也随之扩大了。对了解这些事件的十分普通的反应是：“如果人们都有不言而喻的和不可剥夺的民族自决权利，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有呢？”社会学家所用的术语“示范效力”对民族主义发展的连锁反应式的冲击是有目共睹的。每一个民族的自决要求，都有助于引起其他民族的反应。通过他们之间的互促互进，并且通过成功地获得并保持政治独立的个别先例作参考，欧洲最近的自决运动的领袖们已经指出示范效力的强大作用。毋庸赘言，一个特殊的典型对某一民族集团发挥效力的强度要依若干变数而定，比如：（1）按年代顺序排列的时间（一般是越近的越能说明问题，其类似的影响越鲜明生动）；（2）近似（proximity）；（3）人口规模和领土广度的类似；（4）祖先关系的神话；（5）两个集团是否曾经一度同受一个首府的管辖。这些因素自然能与某个新增添的形式部分巧合，因而与一个独立的爱尔兰有关的是苏格兰人和威尔士人分享全部五个因素，布勒通人只分享第五个因素，巴斯克人则分享第一和第二个因素。
有两项发展证明示范效力对“二战”后自决运动的影响在西欧至为显著。其一是，西欧民族主义历史发展的一般但又不规则的趋向，是从大的民族成分到小的民族成分，比如，1905年挪威的政治独立就代表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因为挪威人的数量比加泰隆人或苏格兰人都少。爱尔兰的解放是向这个方向更前进了一步，而冰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争取脱离丹麦的决定，为独立根本不受规模大小的局限提供了实在的证据。长期以来被学者和政治家们看作不言自明之理的那种认为没有一定实在的规模会给政治独立带来不可克服的障碍的看法，必然也对群众产生其影响，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新运动的领袖们在谋求改变他们的信念时，总是侧重列举比他们更小的共同体的实例。在西欧发生的任何事件中，总是有一些潜藏独立梦想的领袖的民族成分参加，这些民族成分的人数都超不过冰岛人。时至1944年，阿尔弗雷德·科班作为对民族自决原则逻辑外延的嘲弄，提出有朝一日会出现赢得独立的冰岛或者马耳他的比喻。事实是，冰岛在科班发表评论的当年就获得独立，1964年马耳他也宣告独立。这说明从前有效的受规模局限影响的心理上的束缚，被有力地从早年流传下来的政治公理中解除了。
重大输入的第二个发展是，由于遍及海外殖民地的“异族人的统治是非法的统治”的思想广为传布，从而结束了殖民时代。如前已指出的，某一国家获得政治独立所产生的示范效力，在西欧不同民族集团之间所产生的影响各异。因此，印度的自主可以期望对联合王国内的集团产生最大的冲击，而阿尔及利亚的自主可以期望对法属的集团产生最大的影响。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环球大游行场面的总效应，可以预期对于一切具有民族意识的欧洲民族不分国界地予以广泛的冲击。用皮埃尔·弗吉罗拉斯的话来说：“亚洲和非洲的非殖民化，促使欧洲被压迫的少数民族也着手从事他们自己的非殖民化……为什么在达喀尔、布拉柴维尔、阿尔及尔以至蒙特利尔坚持他们本身权利的思想和倾向，不能在布雷斯特、斯特拉斯堡和敦刻尔克得到发展？”甚至在尚未发生非殖民化时，也没有明显的理由去相信民族的病毒总不至于最后要折磨西欧所有不同的民族，正像它早些时候曾经折磨过德国人、挪威人和爱尔兰人那样。确实，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运动并不是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似的突然以充分发展的形态出现；他们的发展历史跨越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有许多情况也跨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是，在50年代末到60年代，如此众多的运动突然之间变得突出起来，表明存在有强烈的催化剂，其中之一无疑就是全球非殖民化所产生的示范效力。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法、英、美等国的领导人曾经认为他们能使之在东欧孤立起来的民族主义，却在所有非欧洲地区扩展起来；那些地区的民族主义反过来又对西欧未独立的民族产生了强烈而不利的反响。
现代化和交往的发展确曾对当代民族运动产生影响，然而并不是“现代化促进同化”学派所理解的那种类型的影响。预觉到这个学派错误论点的，是卡尔顿·海斯，他早在将近半个世纪以前就提出告诫：“当代许多乐观主义者确认产业革命基本上是反民族主义的。……交往的范围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既超过也不超过国境。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通过铁路、轮船、摩托车、汽车、飞机、邮政、电报、电话、无线电和电视，同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联系变得更加密切。旅行正日益变得超越国界的了。报刊消息的采访与发送也更国际化了。一个国家的知识运动越来越快地分布于另一个国家。……我们都知道，在过去的一百四十年间，机械技术发生了惊人的改进，不愧为一场名副其实的工业的革命……但是，就在这同一个一百四十年间，民族主义也在或者竟然在明显地扩散和加强。……看来实际很可能是当经济上的国际主义在增长时，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就要高涨并更容易传染……对这种矛盾现象的理解，最重要的是要牢记产业革命未必是一场知识革命。它本身既不是民族主义的也不是国际主义的。它本质上是机械的和物质的。它对任何思想的传播仅提供更好的手段和更大的机会。……发生的情况是这样：当产业革命开始时，民族主义也随之而成为值得注意的知识运动，甚至比国际主义更加引人注目。因而，当新式的工业机器为国际的目标而利用时，它甚至也更加为民族主义的目的所利用。我们不要让产业革命的显著国际成果遮住我们的眼睛，而看不到它剧烈的民族主义的贡献与含义。”
但是，如果说西欧尚未独立的民族集团民族情绪的浮现标志着历史演变的一个有顺序的步骤，那么为什么还会引起学者间，特别是民族主义学者间的如此大惊小怪呢？想必多数人会回答这是由于对历史透视的普遍忽视。假使有人认为某个特殊的民族共同体内部民族主义的抬头，唯一的是由于经济上的不公平待遇（经济相对剥夺理论），那么多少就需要探索一下血缘民族（kindred people）这个抽象概念的先例或者它的萌芽和发展的历史。同样，我所描绘的作为对“二战”后西欧习以为常的看法的第一根支柱（把这个地区的居民想象为开始承认民族主义在现时代是一种危险的时代错误的世故的世界主义者），反映了把民族主义当成一种短命的极易抛弃的现象的观点。这种观点，自18世纪末以来，与政治历史和知识历史二者是极不一致的。
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对当前事态的发展完全缺乏预料，与其说是历史上没有例证，不如说是历史例证的贫乏。那些把60年代末期席卷西欧的民族要求的浪潮理解为并无前兆的人，是由于忽略了大量大肆张扬过的怪事，其中就有前面提到过的西班牙巴斯克人、加泰隆人和加利西亚人30年代的自治表决。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蒂罗尔日耳曼人的动乱，从他们自己的合并开始转为与意大利合并，宣扬为希特勒下令进行的公民投票就是为了保护罗马-柏林轴心不受这个动乱的反冲（公民投票令人惊讶的数字，表明他们宁可离家去往第三帝国也不愿成为意大利公民的意愿），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南蒂罗尔反国家活动的很快恢复；希特勒为了取得佛拉芒人和布勒通人的合作而求助于他们的民族主义；同样，墨索里尼也求助于科西嘉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撒丁岛和西西里岛以及在讲法语的瓦尔达奥斯塔人中间脱离运动之活跃，都是处于同一斗争之中或者是继之而起的同一斗争
以上所讲的并不是要否定60年代以前存在于这些民族运动中大量值得赞扬的历史，也不是想否认乡士专家们在他们各自区域内经常显露出的民族差异的意识。但无论如何，这些历史和这些专家们习以为常地蒙受过于缩小焦距之害：把运动看成自成一类的、只看到国内的滋养源并没有想到它是更为广泛的知识运动的一个部分的倾向。正如汉斯·科恩所认为的那样：“研究民族主义要遵循比较法，它的表现形式决不仅限于一种。只有对全世界不同的民族主义加以比较才能使研究人员看到什么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什么是每一种独具的特点，从而给予公正的评价。只有了解民族主义时代的世界历史，才能赢得对民族主义的理解。”在其他地方，科恩也一再强调历史透视和广泛比较的必要：“今天，只有研究民族主义的历史性的增长以及对它的不同形式的比较研究，才能使我们懂得民族主义的影响。”科恩倒不是为反对实例研究的必要性辩解。在他的一生中，曾发表过好几种论及单一环境中民族主义复活的专著。更确切地说，他的论点是：对一种特殊的运动或者各种运动进行研究的人员，首先应当观察在其他若干社会中发展过的民族主义的样式。
他的意见对于近代大部分有关西欧的学究式的成果来说，看来是恰当的。比如说，了解了下列一些情况的人，很可能就不大相信经济相对剥夺论了，因为事实上巴斯克人和加泰隆人的财政状况比卡斯蒂利亚人要好；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的财政状况优于塞尔维亚人；佛兰德地方的人在1958年到1968年佛拉芒人的不妥协高涨期间，得到比利时当局的投资超乎寻常；西欧和加拿大的民族运动并没有得到来自贫民的大力支持，通过收入水平来看，是吸引了异常多的有职业的人；1974年瑞士有超过1/3的选民不顾参众两院、左派到右派的政党以至劳动者、资方和宗教首领的大力反对，也不顾贯彻该项决议势必造成严重的经济混乱和生活水准下降，仍然投票赞成瑞士“民族运动”组织向政府提出的《反对外来力量支配人民和祖国》的意见书，赞成驱逐大量的外国工人出境；苏联境内有许多民族集团表示反对在他们的民族故土内增加投资，因为他们知道越是工业化，给他们带来的俄罗斯人就越多，为提高生活水平就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同样，那些觉得可以在文化剥夺中找到对现代民族主义浪潮的解释的人，应当知道：西班牙境内十分富于战斗精神的民族主义成分巴斯克人，既对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日常会话最不感兴趣，又对教他们的子女使用自己的语言最缺乏热心；越来越多的佛拉芒人父母选择法语作为他们子女主要用语的因素之一，就是活跃的佛拉芒民族主义者非但不是文化剥夺，而是享有文化自由；“方格布威尔士人”（威尔士民族党）承认，由于约定不强制学习语言，所以它的成员中多数人不能讲威尔士语，同时也间接承认很多人对讲威尔士语不感兴趣；尽管事实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人能说苏格兰语，而且语言复兴在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中也并不是一个突出的要素，但民意测验始终表明，苏格兰人比威尔士人渴望“单干”的百分比还要高一些；爱尔兰独立以后，对采用爱尔兰语方言（甚至用作第二语言）很少得到支持，虽然在当初爱尔兰解放运动纲领中，爱尔兰语方言的新生与重建问题曾一度占有突出地位。那些主张民族主义浪潮是由现代密集社会的异化产生的人，必将对与俾路支斯坦、厄立特里亚、库尔德斯坦、米佐兰、那加兰等这些不够现代化的社会共存的生命力也大惑不解。
除了缺乏历史的和比较的透视外，还有一些其他要素有助于说明现代欧洲的民族主义浪潮引起惊诧的原因。在别的地方我曾对研究民族主义提出过十二条可能易犯的错误，其中有四条对欧洲的经验来说似乎特别适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