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关于社会资本如何转换为政治参与的研究。人们认为，当把社会资本作为个体行为的一个单独的决定性因素研究时，不应该把社会资本视为诸如社会信任之类的心态，而是应被视为一种资源，产生于环绕在个体周围的网络结构。利用1997年来自瑞典的调查数据，本文对社会资本的两个方面进行了探究：正式的网络——以志愿者团体中的成员资格和活动为形式的，和非正式网络——诸如口头交流中的纽带和对实际协助（practical assistance）的依赖。尽管程度不同，这两种形式的社会资本都显示出能够影响政治参与的两种方式：接触和示威活动。另外，造成这些影响的部分机制和动员有关：社会动员（social recruitment）——来自朋友和团体成员的参加政治行为的要求，和政治动员——来自于政治体系本身的参与要求。

研究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之间的关系，有点类似于新瓶装旧酒。例如，志愿者社团促使其成员参与政治活动的事实，至少从《公民文化》的研究以来，就已经被认知。20世纪70年代这一领域内两个最有影响的研究，对这一问题展开了某种程度的探讨，而两个来自英国和美国的最近的参与研究，又再现了这一主题。那么，当过去研究中的结论突然用“社会资本”这一概念来表述时，我们为何突然如此有兴趣？为何冒险进入这一熟知的领域？

毫无疑问，答案是罗伯特·帕特南。既然“社团生活的活跃”是使民主运转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因素，帕特南的这一解释如今又广受赞誉，那么解释“公民参与”的原因和结果自然就成为这一研究领域中拥有最高优先权的问题之一。尽管存在着概念的含糊、理论与数据之间有时吻合得很不精确等问题，但对现代民主社会中志愿社团运作这一新兴而重要的研究而言，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研究为其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基础。

利用瑞典1997年的访问调查，笔者将在本文中遵循这一研究议题的主线。但在这一主题上，笔者与以往主流文献有四个方面的不同。第一，笔者只是忽略社会资本的心态特征，比如规范或者社会信任。取而代之，笔者把社会资本视为一种产生于环绕在个体周围的社会网络的资源。第二，笔者这里不仅把志愿者社团之类的正式网络包括进来，而且还把诸如朋友、熟人和讨论伙伴等非正式网络包括进来。第三，笔者将仅仅把社会资本作为政治参与的决定性变量进行研究，对其他可能的影响不作探究。最后，笔者想回答的主要问题，不是正式和非正式网络形式的社会资本是否影响参加政治行为的倾向，而是说明为什么是这种事实。在这个研究中，为了说明这一机制，而非因果影响自身，笔者将主要地探究人们被吸纳或动员进入政治行动的途径。

本文的组织结构如下：在下一部分中，在对社会资本和政治参与结合研究的理论进行回顾后，文章提出数据和因变量。然后将用单独的一部分，来处理吸纳（recruitment）的问题，志愿者社团的成员资格和活动，以及非正式网络分别影响政治参与的方式。然后提出一个把这些部分整合在一起的模型，最后是一些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