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彭林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太庙祭祀文化研究》（批准号为00BZS004），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左传·成公十三年》有一句被史家频频引用的名言：“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在古代传统宗法社会中，祭祀是除战争之外最为重要的文化现象，它不但表现在运用的普遍性上——从天子至于庶人都要致祭，而且系统地表现在社会制度的各个层面上。宗庙祭祀制度内涵极为丰富，包括祭法、祭义、庙数、昭穆、禘祫、时享等理论层面的问题，以及宫室、乐悬、服饰、器用等属于名物度数方面的问题。帝王的宗庙祭祀既有与贵族祭祀的共性，也有其特殊性。这种特殊性，一方面表现在它在祭祀规格上享有最高的等级；另一方面它要同时享祭两个庙：私亲庙和太庙，前者是帝王的家庙，后者则是国庙，是国祚的象征。太庙祭祀是一国之内祖先祭祀的最高形式，具有垂范天下的作用，其文化意义最为重大。

该成果共分七章。第一章讨论宗庙制度，包括宗庙名义、庙数之制、世室、宗庙祧迁、昭穆制度五节。这一章旨在从经文记载和对经义的诠释出发，正本清源，将太庙祭祀的核心问题一一厘清。举凡后代产生的分歧与争论，其根源都出在对经文的不同理解上。

第二章讨论历代庙制，包括秦汉庙制、三国两晋南北朝庙制、宋代庙制、辽金元庙制、金代庙制等。本章的重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关注儒家宗庙祭祀理论的连续性，二是关注不同时代出现的断裂，尤其是与原始经典相违背的新制度、新理论。通过两者的对照，凸现太庙制度在国家生活中的实际状况。

第三章讨论帝王的私亲庙，包括汉代私亲庙、三国两晋南北朝私亲庙、濮议与宋代私亲庙、明代大礼议四节。所谓私亲庙，是指在大宗无后的情况下，以小宗支子入承大统之后，为本生父母所立的庙。私亲庙与太庙并行，既考虑到了骨肉至亲的情分，同时也维护了大宗的独尊地位。本章着重分析了秦汉以后，随着皇权的扩大，私亲庙的地位被升抬的几个重大事件，着重指出事件背后的经学意义。

第四章讨论宗庙时享与荐新之祭，包括时享的含义与类别、虞厦商时享、周代时享、寝庙荐新四节。所谓时享，是在四季分别举行的祭祀，意在追念逝去的先祖。具体的致祭方式是敬献当令的粮食和果蔬等。本章从文献角度分析了宗庙时享和荐新的起源、理论意义和历代的损益。

第五章讨论宗庙禘祫，包括经传中的禘祫、汉代禘祫、三国两晋南北朝禘祫、唐禘祫、宋禘祫、金元明禘祫六节。禘祫是宗庙的大祭，但它的性质和致祭的形式究竟如何，从东汉时代就有争议。本章从研究经文中的禘祫入手，综述并分析了历代禘祫制度的得失。

第六章讨论尸主祝。宗庙祭祀都要立尸，以代表鬼神接受享祭。主是神主，原本与尸并行，汉代以后废除立尸之礼，主便成为祭祀中唯一的受享的象征物。祝是祭祀的主祭者。三者都是太庙祭祀中的重要角色，故本章分三节，分别探讨尸、主、祝的功用和文化内涵。

第七章讨论庙享乐舞，包括周代庙享之乐、周代庙享之舞、汉唐庙享乐舞、宋代庙享乐舞、金元明庙享乐舞五节。在宗庙祭祀中，乐舞与斋戒之后的精诚洁净的心态相适应，作用极为独特。本章着重总结和分析历代庙享乐舞的传承和变迁的文化内涵。

该成果重点讨论的主要问题如下。

（1）关于宗庙的功能。约略而言，宗庙之兴，在于人怀诚敬；宗庙之用，在于使人尊敬。血脉承自祖先，而有存有亡，生死殊路，不免追怀感思。此心既发，仁心便生，于是有牺牲，有荐熟，有钟鼓，有周旋，莫非仁心流露，诚敬外显。于是因鬼神而知畏惧，因尊人而敬位。人同此心，家可得和，国可得安。

（2）关于太庙的庙数。郑玄、王肃之间的对立影响深远。郑玄主四庙之说，太庙始祖之外，有四亲庙，文王、武王则因功德立庙，称为世室，世世不毁，于是成四庙之说；王肃则以为文王、武王不在七庙之数，而应归入永不祧迁的世室，始祖之外，三昭三穆，而不限于私亲庙，于是成七庙之说。争论之起，固然在于资料阙如，而且经传之间多有抵牾之处，但更大的差别则在于世易时移。汉代以下，帝王特起，既无远祖可尊，又需血统长远高贵来加强皇权，就使郑、王二说各得理据，争扰不休。但在后世，王肃之说似乎更为盛行，两晋而下往往立六庙，唐、宋虽先立四亲庙，但一旦易世，便扩而为六世，甚至以九庙为常制，虽胡人建中立极，亦不免此。虽与帝王性情有关，亦可见太庙所蕴涵意味的加重。

（3）关于太庙的始祖问题。西晋自武帝时立六世七庙，虚太祖东向之位，以待亲近祧迁，宣帝方可得正。其后诸朝多有此事，而以宋代为最。其中原因在于后世太庙始祖往往是开国之君，其立庙之时，尊属尽在，虽有功勋，不可居于父祖之上，故折中而虚位，以待亲尽。但在后世往往由于其他原因，使折中变成定制。如宋代始祖之争从神宗熙宁年间直到宁宗绍熙五年始得解决，始祖之位历二百年之久才得以恢复，就因为掺杂了政治等因素，如高宗以前皆为太宗后裔，太祖、太宗既为兄弟则有昭穆尊卑问题，以及王安石变法等多方面的影响。

（4）类似的问题还有原庙以及由原庙发展出来的唐代兴圣宫、宋代景灵宫，虽然表现形式各异，但都可以感受到太庙—皇权—儒家—社会这样一个严密结合的链条。虽然有扭曲，有变形，但其主线却能够得以延展。如果与禘祫、时享、荐新乃至祭祀所用乐舞、立尸立主这些内容相结合，可以看到太庙祭祀更丰富的内涵，同时对古代中国社会也可以有更深入的理解。

（5）秦汉以后，随着政治上的大一统，君权的高标独举，社会组织包括宗法制度也都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儒家的学说并未消除，其整合社会的努力也从未停止。相反，经过改造的儒学、经学在保证经典解释的连贯性和权威性的同时，一并将新生事物纳入其视野，即便是至高无上的君权也概莫能外。如宋代的濮议、明代的大礼议，核心都是讲皇帝在入承大统之后该如何祭祀自己的亲生父母，属于同一个经学问题，但在当时引起的争论之激烈，简直不亚于一场影响巨大的战争。出人意料的是，这两个相同的议题，得到的结果却是大相径庭。其中原因究竟何在？其结果对宋、明两代的政治和学术又有何影响？为何不同时代的不同帝王面对同一个经学问题，其立场与结果会是如此的相悖？该成果对此都做了深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