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张庆熊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维特根斯坦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型》（项目批准号为04BZX041），最终成果为专著《维特根斯坦与当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论转型》。

20世纪初，西方学者在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问题上出现两条相互对立的思路：一条是实证主义的思路，另一条是诠释学的思路。前者主张：社会科学为取得进步，必须采用在自然科学中业已获得成功的方法，即实证的方法。后者主张：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根本不同。自然现象是重复发生的，没有自由意志的，因而是可量化和可预言的；社会现象则不同，社会是一个生命体，社会的发展与人的主体意识分不开，人类的历史不重复，因而不可预言。据此，狄尔泰（Wilhelm Dilthey，1833-1911）把科学分为两类，一类为自然科学，另一类为精神科学；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说明”，精神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诠释”。

纵观20世纪社会科学发展的历史，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和诠释学的方法都取得了部分的成功，但又遇到各自的问题。实证主义的研究模式似乎在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中获得部分的成功。诠释学的方法似乎在文学、历史学等学科中获得部分的成功。但是，对于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来说，仍然存在对社会等领域中的基本规范和概念进行解释的问题；对于文学、历史学等学科来说，难道文学、历史的领域中根本没有特征性和规律性可言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文学的社会意义和历史的经验教训又从何谈起？

维特根斯坦的前期和后期的语言理论相继构成现代西方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转变的契机。前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理论为逻辑实证主义提供了基础。后期维特根斯坦论证，语言总是与生活形式结合在一起的，存在着种种不同的生活形式和与之相应的“语言游戏”，因此为获得对语言的意义的理解，就要深入到语言使用的生活形式中去，用当事人自己的语言游戏来说明当事人自己对其语词的理解。这表明实证主义的外部观察的方法有严重局限性，至少需要用内部理解的方式加以补充。但维特根斯坦在另一方面又论证，内部理解不等于在纯粹意识内的理解，而是结合生活形式和实践活动的理解。这与现象学所主张的在内在意识中发现自明性的哲学路线完全不同。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也构成对立足于现象学的诠释学的批评。

维特根斯坦强调语言与生活形式不可分，强调参与语言游戏，这涉及交往理性的问题。就对当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而言，这产生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方面是对以多元主义为特色的后现代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对强调交互共识的交往理性学说的影响。这两种互相对立的观点来源于对后期维特根斯坦的不同理解和解释。前者从后期维特根斯坦有关语词的意义与语言游戏和生活形式相关的理论中推出如下看法：既然价值观念扎根于语言游戏，并和文化形态相关，而语言游戏和文化形态又各不相同，那么只能推导出多元主义的价值观，而不可能有普遍有效的价值观念。后者从后期维特根斯坦那里引出肯定性的、建设性的结论。后者探讨的问题是：在两种不同的生活形式、语言游戏中的人的对话和互相理解将遵循什么样的途径，并会对双方的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其解答看来平平常常，但意义深远：要理解对方，就要深入到对方的生活形式中去，观察对方的行为，学习对方的语言，了解对方的“游戏规则”。一旦这种观察和学习上升到对话的层次，就构筑起一个新的平台，就要通过相互沟通的方式建立起一些互相都能接受的规范，以使对话有效进行。对话不仅会影响到对对方的理解，而且会影响到对自己的理解，乃至会改变各自原来的生活形式和语言游戏。用术语来说，两种不同系统的人之间的对话，在理解对方的系统的同时也产生系统间的交涉作用，会导致各自的系统的改变、分化和重新整合。语言来自生活形式，但也会影响生活形式。社会科学引起读者与思想观念间的对话，其结果势必会影响到人们对社会问题的看法，因此社会科学在研究社会的同时也起到社会批判和改造的作用。

彼得·温奇（Peter Winch）是第一个基于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论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思想家。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发表于1953年。温奇的《社会科学的观念及其与哲学的关系》发表于1958年。此书引起连锁反应和激烈争论。一些思想史家已经把这场争论列为20世纪社会哲学发展中的重大事件，并认为温奇的这本书标志英美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诠释学的转向”。温奇论证，社会科学不可避免地要依赖规则和意义进行诠释，所以人文科学有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我们知道，以狄尔泰为代表的欧陆诠释学传统主张：精神科学的方法是诠释，其目的是通过诠释达到理解；自然科学的方法是说明，通过对自然规律的说明达到预言自然现象的目的。温奇的观点与此相类似，主张社会科学的目标通过对规则的诠释达到理解人的行为的意义，自然科学的因果说明的方法达不到理解人的行为的意义的目标。

温奇出自英美分析哲学传统。他批评实证主义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赞成诠释学的研究方法，向人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自20世纪初开始的那场实证主义和诠释学间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法的争论，将以诠释学的全面胜利而告终。但是当我们深入分析后，就会发现事情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因果说明与按照规则的诠释在深层次上仍然有关联。当某些社会学家主张，对人的行为的意义必须按照规则来解释才能理解的时候，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两个问题：是什么导致这些规则产生和被一个共同体普遍接受的呢？按照这些规则的人的行为又会产生什么后果呢？这些后果又会怎样影响规则的改变呢？显然，这些问题涉及因果说明。温奇没有看到因果说明与按照规则的诠释的关联性。他主张每一种社会生活的模式都有自己的规则，只有按照这些规则才能理解社会生活的意义，因此每一种社会生活的模式都是自主的，只有内部理解才是可能的。由于断绝了内部理解与外部观察之间的关联，使得不同社会生活间的人的文化交流成为不可能。这犹如只承认主体自己能认识自己，使得认识他我（他人的心）成为不可能。温奇的这一论点为文化相对主义张目。但需要说明的是，这未见得就是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温奇晚年对他的这一观点有所限定，强调“社会生活的各种模式有重叠的特征”，而这些重叠的特征为跨文化的交流提供共同的出发点。

哈贝马斯把理性区分为工具理性和交往理性。工具理性旨在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即发现现象间的规律，做出对将发生的事件的预言。交往理性旨在实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交往理性源于诸多传承下来的文化传统和生活形式，但又要超越它们，以便使得跨文化的交流和不同生活形式间人们的思想沟通成为可能。哈贝马斯寻求，应该培养什么样的社会条件和遵循什么样的规范才能使得交流和沟通有效地进行。他认为，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存在一个公共领域，公共领域是不同文化间（不同叙事间）的人进行观念沟通的场所。近代以来，公共领域日见扩大和完善，自由讨论、民主协商及其程序公正的原则日益被大家接受。公共领域是生活世界的一部分，依靠在生活世界中人们凝聚的背景共识，公共领域中的交流可以超越不同人们各自原先的语言游戏的规则，以坦诚的态度，追求真实性，遵循自由讨论和民主协商的基本规范，确保交往的有效性。

哈贝马斯承认他的交往行为理论从维特根斯坦那里学了很多东西，但是他又批评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有局限性。他指责维特根斯坦把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都还原为遵循规则的概念，使得语言与世界的三重关联（指语言与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的关联）消退下去。我觉得这样的指责缺乏根据。也许，这是他从维特根斯坦的某些后继者，如彼得·温奇那里得来的印象。维特根斯坦本人虽然强调遵循规则在语言应用中的重要性，但他认为规则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规则离不开语言共同体的生活形式。维特根斯坦不像哈贝马斯那样一开始就区分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而是直接谈语言与生活形式的关联，我觉得包含了一种比哈贝马斯更透彻的看法，即生活形式是基础，以生活形式为基础才能妥当区分主观世界、客观世界和社会世界。

以上考察表明，哲学与社会科学间存在交互影响，欧陆的现象学—解释学传统与英美的分析哲学传统间也存在交互影响。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构成诠释学和分析哲学相融合的契机。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综合旨在理解的诠释学的方法和旨在说明的实证的方法，是哈贝马斯等当代西方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共同关心的课题。鉴于这种发展趋势，成果呼吁国内学界要打通英美哲学与欧陆哲学的界限，努力进行哲学与社会理论的交叉学科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