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学蔡仲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科学大战与两种文化》(项目批准号为04BZX017),最终成果为专著《科学大战与两种文化——“科学大战”语境下的科学哲学与“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冲突及其出路》。课题组成员有:戴建平、刘鹏。
“两种文化”的冲突,是20世纪中叶英国剑桥大学物理学家P.斯诺所描述的学术界形成的两个壁垒森严的世界,一个是“人文—社会”的,另一个是“科学—自然”的,双方不仅相互隔阂,而且还相互鄙视。20世纪下半叶后,这种冲突出现了新的变化,后现代主义已经不满足固守自己的地盘,要争夺“科学”的发言权与管辖权,从而引发了20世纪末的“科学大战”。“科学大战”是由美国物理学家索卡尔的论文所引发的持科学主义立场的自然科学家、科学哲学家与持人文主义立场的社会科学家之间的大论战,是在“保卫科学”与“反科学”的口号下进行的大论战。论战双方的阵营较为清晰:保卫科学一方是持实在论立场的科学家与科学哲学家,反科学的一方是以“科学的文化研究”名义而出现的后现代科学论学者(主要是“强纲领”科学知识社会学学者[简称为“强纲领”SSK])。
受英美传统哲学的影响,自西方科学哲学诞生以来,就只关注着科学活动的产品,特别是科学理论,关注着一般的科学方法的问题,如证实与解释的本性。科学哲学的一般方法本身就是一种概念分析,时常伴随着在形式语言、符号逻辑中的方法与理论的重构。科学史大部分是认知史,关注于科学理论本身的逻辑发展。科学社会学关注于科学的社会功能与结构,尽管存在着某些分歧,但对科学的一般态度是自然实在论。科学哲学认为科学享有特殊的认识论上的权威性,因为它独自具有客观的、理性的探究方法。当然,其中也存在着许多令人不安的因素:如R.汉森的观察依赖理论的论题;奎因证据对理论的不充分决定性的论题。但是,尽管承认所有这些不安都是严峻的,但却认为它们都是可以超越的或可以避免的。然而,自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发表后,上述说法就受到了严肃的挑战。库恩告诉我们,他本人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摧毁科学宣称自己是理性的事业这类断言。但是,《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许多读者,忽略了其中的许多微妙区分和模棱两可的思想,只听到一个声音:科学不是通过积累得到很好确证的真理,甚至不是通过抛弃已经被证伪的谬误,而是通过在一次灾变过程中的革命性巨变而“进步”的。科学史此后就由获胜的一方来书写;不存在关于证据的客观性标准,只有属于不同范式的不可比较的标准;科学革命的成功,与政治革命的成功一样,靠的是宣传、修辞与对资源的控制;科学家转而忠实于一个新的范式,这种转变不是一次理性的心灵改变,而是一次宗教皈依。在皈依之后,事物在他看来是如此不同,以致我们几乎可以说,他生活在“一个不同的世界”里。随后出现了科学哲学的社会学转向。在关于科学合理性的正确说明中,被主流科学哲学视为仍待克服的上述那些难题,却被这一社会学转向视为从根本上摧毁了科学是一项理性事业的基础。现在常见到的说法是: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或在整体上是社会利益、谈判协商的建构,或者是制造神话、生产记叙性铭文的建构;诉诸“事实”、“证据”或“合理性”只不过是意识形态的谎言,以掩盖对这个或那个群体的压迫。根据这种新的正统看法,科学不仅没有任何特殊的认识论上的权威性,也没有任何独特的理性方法,它像所有受目的驱使的“探究”一样,确实仅仅是一门政治学。结果在20世纪70年代后,当科学家与许多科学哲学家还保持着科学的客观主义的立场时,许多科学史家与社会学家都采用了建构主义。而且,更令科学哲学家与科学家感到困惑的是在过去数十年中,社会建构主义一直占据着科学论的主战场。
不过即使“强纲领”SSK与科学哲学处于尖锐的对抗与冲突之中,但在本质上是一样。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社会建构认为由于任何研究现象领域都是易变、复杂与混乱的,社会科学家就像哲学家一样,都是透过混乱与易变的表面,去揭示背后的隐藏秩序。遵循着这种思想线索,社会学家的任务就变成如何超越表象去揭示现象的本质,因此,“强纲领”SSK者寻求的是隐藏的社会秩序,如利益、结构、习俗或其他类似的东西。同时社会建构认为社会是某些先验的规范,确定性的东西,能够决定尚存疑问的知识。因此,如果说科学哲学家是想寻求自然现象背后的本质结构,那么同样,社会建构关注的也不是直接可见的社会因素,而是试图挖掘隐藏着的社会结构。因此,社会建构对科学哲学的批判,预设了其所批判的对象本身所预设的前提:透过现象去寻求本质。社会建构所做的不过是用社会表征实在取代了理性表征实在,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实在论,本质上沿袭的是对知识的表征性语言描述,继续保持着还原论的立场。瓦解科学实在论是科学的社会建构所进行的哲学批判的最终落脚点,但批判的结果是用社会实在论取代了自然/科学实在论,造成了批判者与批判对象的“两极相通”。
正是这种表征主义的科学观,使实在论与建构主义之争陷入了“认识论的恐惧”。这种争论的展开前提是在科学图景中对科学进行表征性语言的描述,在这种描述中的实在论保留了知识和世界本身之间的无时间演化的反映关系,永远关注单一的科学知识是否真实地反应、反映、代表我们的世界问题,使我们始终处在“我们是否真实地反映了我们的世界”的忧虑恐惧之中。哈金把与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对应的知识理论称为“知识的旁观者理论”(spectator theory),这种理论使我们永远不能“从表征中逃逸出来”,永远不允许我们“与我们的世界携手”。相应的,从科学的常人方法论研究视角,林奇基于规则与行为的内在统一性中引申出“认识论的‘基础危机’(实在论与建构论的争论)源起于没有答案的问题”。因此,实在论与建构论之争在表征层面上是无意义之争。当我们从知识和表征,转向实验和操作,从理论转向实践,也就是说通过对实在论问题的操作性的或干预性的、真实时间中的实践的考察,则使得传统的实在论问题有了新的解决路径。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所展开的作为科学的实践图景,则根本上取消了这种争论本身。
20世纪90年代后,在对科学实践的分析中,出现了皮克林的冲撞理论、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林奇的常人方法论、新实验主义等。这些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通过对科学实际发生的过程进行分析,科学实践的辩证法得以显现,从而使上述作者不约而同地自觉或不自觉地转向了马克思的实践观与辩证法。用对进行中的科学的考察取代对科学的回溯式说明,用干预视角的科学的说明取代观察或描述视角的科学说明,用对科学的操作性语言描述取代对科学的表征性语言描述,即完全的动态的实践过程角度去刻画和理解科学,从而显示科学实践中“辩证法”。在这种描述中,只有科学的实践范畴才具备最突出的总体性特点,它包容了各种异质性要素,诸如理性-非理性、主观-客观、主体-客体、物质-精神、自然-社会、可说-不可说等一系列矛盾的辩证运动。科学实践的研究打破了诸如主体/客体、自然/社会之间的根本界限。对称性的对待自然与社会,把主体、客体、自然、社会视为各种行动者,与各种物质仪器一起,在实践中共同博弈性地建构了科学。拉图尔的“行动中的科学”强调的是行动中的科学知识网络的建造与扩散,这种建造与扩散突出的是空间上的网络王国的建立,这种网络王国的建立依赖于异质性要素的耦合、联结和扩张,以网络强度、网络长度、网络范围等这些概念,对主观与客观、社会与自然、价值与真值、理性与非理性、体制的与知识的二元对立进行了消解,强调了在人类活动与非人类活动的领域中,各种异质性力量之间不断地生成、消退、转移、变化,循环不已。突出了科学的实践特性、行进中的特性以及去人类中性化特性,使科学处在一个开放的实践空间中。皮克林则用“冲撞”一词来描述实践过程中各式各样行动者之间的辩证的博弈过程。在这种本体论中,自然(如微生物、门)、社会、仪器与技术都被视为制造知识的致因,最终的科学理论就是所有这些力量在科学实践过程中辩证博弈的结果。也就是说,科学理论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是因为它是在实践过程中生成的,在时间中生成的,而不是预定的。如果说从马克思、恩格斯到普里高津都把“自然视为一个历史过程”,那么当前的科学实践的研究却更进一步地表明“科学也是一个实践过程”。
20世纪80年代新实验主义的出现标志者英美科学哲学界开始关注实验研究,当科学史家和社会学家对实验的研究突出了实验的局部性、文化性、自然性、社会性和修辞相关性等方面,但却忽视了实验与知识如何相关这一中心问题,“探索性实验”试图将知识和认识论问题带回实验图景。探索性实验分别由斯坦勒(Friedrich Steinle)和布里昂(Richard Burian)在20世纪90年代独立提出。与理论驱动的实验不同,“探索性实验”可以指导实验参量的系统改变、经验规则的明确与新类别和概念的形成。探索性实验处于特定的认知情境中,它不可能由特定情境或者普遍的认知规则单独决定。探索性实验的研究拓展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研究的中间领域,显现出一种具有历史感与时间性的科学观。“实验固有其自己的生命。”探索性实验研究表明:的确存在某些认知原理贯穿着科学史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学科领域,但是实际的科学进程不仅由这些认知原理所驱动,也多受依赖于特殊历史、实践和文化背景的特定和变化的概念和原理所驱动。这种主张的必然结论:在科学探索性实验中,各式各样自然物、认知原理、社会关系、地域因素、文化资源、科学仪器等的介入,使得科学理论是这些因素在科学实验中不断相互博弈的最终突现结果。
该成果基本上反映出国际科学论研究现状中最为突出的问题与走向,基于对科学哲学与社会建构之间的冲突的梳理和批判,基于对两者之间的误解根源的分析,尝试性地从实践的科学观角度来重审传统科学哲学中的主要问题,分析实在论与建构论,绝对主义与相对主义,客观主义与主观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为科学哲学与社会建构之间的融合寻求一种可能的途径,并对作为实践的科学进行一种内在说明和理论提升,对科学合理性进行一种全新背景中的说明和界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