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刘豪兴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费孝通的经济社会学思想研究》（项目批准号为98BSH009），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桂勇、徐珂、任远、林文杰、刘长喜、王利民、张娜、吴淑凤、周星、郁建东、冯月根、叶育登、茆永福、陈德宁、张书琛、丁伟琼、罗鑫。

经济社会学思想是费孝通的学术思想富矿中最基本、最重要的构成部分，他一生投入最多，社会影响也最大。该成果分“前言”和“总论篇”、“主题篇”、“模式篇”4个部分共16章，初步构建了费孝通经济社会学思想的基本理论框架。

“前言”概述了费孝通的坎坷人生和两次学术生命的研究主题及其开创性的学术成就，为了解他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孕育、产生、演进的土壤及其特点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费孝通倾其一生致力于认识中国，改造中国。他的许多学术思想和建议，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化成中国的社会实践。

“总论篇”分为2章，分别从“志在富民”和“从实求知”两个特征论述了费孝通经济社会学研究的价值追求和方法论、研究原则、研究程序。他把个人的命运和志向熔铸于社会，“志在富民”是他学术价值观的核心和人生的动力。他着重从亲密接触（实地研究）经验层面研究经济现象，从人文世界讨论经济问题。他创新性地运用功能主义、类型比较法和“文化成套假设”等分析中国农村经济社会现象，并为“跨学科”的研究立了标杆。他实质上闯出了一条与国外截然有别的经济社会学研究的新路，开创了一个新的经济社会学流派，对中国社会学和世界社会学的发展作出了独特的贡献。

“主题篇”共有10章，系统、全面地阐述了费孝通经济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基本观点、基本理论和重要的学科成就、社会贡献。首先，费孝通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发端于对中国农村发展的判断——乡土社会的现代困境，即中国的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是如何由一个“嵌入”于传统社会的经济体系向现代经济体系过渡的。费孝通更为中国农村经济跳跃到现代工业社会并使农民摆脱其贫穷处境指出了一条可行的途径，即乡村工业化道路。

其次，费孝通高度重视人口、土地与农业发展的相互关系。他早期指出改变现状的方法有三：第一是进行技术改进；第二是平均地权；第三是扩大土地面积。改革开放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并没有完全改变小农经营的性质，长此以往将阻碍农业的发展。怎样发展中国的现代农业呢？他的意见是，第一坚持“无农不稳”的农业地位观；第二从实际出发，发展适度规模农业；第三发展“庭院经济”，“公司＋基地＋农户”，搞立体农业和生态农业；第四，实行农业机械化，科技兴农，建立为发展现代农业的配套制度和服务体系；第五，“工农相辅”，农业发展促进了工业的成长，工业要“反哺”农业。

再次，在第二次学术生命中，费孝通将研究推进一个更高、更广阔的领域——区域发展研究。这是费孝通走出江村（微型社区），更上一层楼研究小城镇、中小城市之后的大转折，达到全国一盘棋的宏观研究。他的区域发展思想主要包括：第一，提出区域发展的“结构模型”；第二，打破了有碍经济社会发展的行政区域界限；第三，重视区域发展的自然生态和人文生态平衡问题；第四，强调从全球化角度分析中国区域发展。在论述费孝通关于乡土经济社会发展与世界经济关系的思想时，该成果尝试性地提出了“乡寰视野”和“劦业乡”两个概念。

又次，中国农民社会地位的转变也是费孝通经济社会学思想的重要方面。费孝通认为，中国文化实质上就是农民文化，现代化进程归根结底是个农民现代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变农业人口为城市人口，更重要的是要改造农民文化、农民心态与农民人格。“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只是工业化进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过渡阶段。现代化进程就是不断地使农民变成工人、农村变成城市，从二元社会结构最终走向工业化、城镇化和人的现代化。中国的农民最终将在这个过程中剪断与农村和农业的脐带，脱胎换骨。

费孝通对中国乡土社会特征及其症结的认知，以及解决人多地少矛盾的方案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如“城乡相成”（1933）、“中国经济生活要融合于世界整个生活之中才能增强竞争力”（1933）、“农工相辅”（1939）、“乡村工业”（1939）、“小城镇大问题”（1983）、“边区开发”（1984）、“人文生态”（1984）、“群众创造的模式评价的标准是视其是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提高人民大众的生活水平”（1986），以及“上海为龙头、江浙为两翼，建立一个能带动长江流域腹地的经济开发区”（1990），等等，就是他较早提出的新概念、新观点、新思想。

“模式篇”为“主题篇”的延伸，有3章。在辨析“模式”概念的基础上，重点对费孝通提出的“苏南模式”、“温州模式”和“珠江模式”进行了剖析。通过类型和类型比较逐步接近认识中国社会，是费孝通七十多年学术生命中的创新理论和方法，曾引起了许多争论，但他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怎样理解他的模式发展理论呢？第一，“模式”概念是个认识工具，用以分析中国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复杂性、个别性，避免划一性、一刀切教训的重演。第二，他提出“随势应变，不失时机”，确立了从动态观点认识各种发展模式的理论与观点。第三，“模式”这个概念是从发展的路子上说的。各地所具备的地理、历史、社会、文化等条件不同，向现代化经济发展过程中采取了不同的路子，也就有不同的发展模式。第四，种种模式都是各地农民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研究者只是去看出它的意义，讲出它的道理，并加以分析和推广，而不是凭主观愿望去创造任何模式。第五，他所讲的“模式”与美国学者用演绎法推理出来的“模式”有不同含义，是先有历史事实，后有发展模式。第六，这种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模式发展理论，经抽象出来成了理论，又指导实际，为富民强国服务。第七，他和学生在早期农村调查研究中提出了江村、禄村、易村和玉村四种类型，在第二次学术生命中，又先后提出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模式”和“民权模式”等，是模式研究方法的具体应用，影响深远。

该成果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首先，拓展了费孝通研究的领域。将学术界忽略了的费孝通经济社会学思想，首次进行了系统梳理，构建了其理论框架。这对于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学研究，深入研究费孝通的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有着填补空白的重要意义。

其次，立足于“本土化的社会学”视角。通过研究费孝通的经济社会学思想，对如何把学术研究同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经验研究、战略研究紧密结合起来，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经济社会学的本土化”与“本土化的经济社会学”有着本质的区别。前者强调的是社会学的异己性，仍是以“他”为主，是如何把经济社会学知识体系这种舶来品融入中国的知识传统与现实状况之中，而后者则是以“我”为主，即从对中国本土的经验研究中生发出社会学知识来。这就突出了费孝通经济社会学思想的特质及其独特贡献，对于中国社会学发展道路的选择亦有重要启示意义。

最后，对中国社会学前辈的研究有示范意义。中国社会学恢复重建以来，对中国重要社会学家的专人专题的深入系统研究尚是个别。以费孝通的经济社会学思想为专题，系统地整理他一生的相关学术成果，有助于推动我国学界对社会学前辈的研究，薪火相传，提高我国社会学在国际社会学界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