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科学院刘爽研究员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苏联解体过程中的苏联史学》（项目批准号为05BSS002），最终成果为《苏联解体的史学阐释》。

关于苏联解体原因的研究，过去往往偏重于经济、政治、民族等原因，而在思想、理论、文化等意识形态领域却涉及较少。该成果试图从史学这一独特的视角入手，从意识形态层面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历史学从来就不是脱离于意识形态的纯学术，产生并服务于社会政治制度的苏联史学，对于苏联国家的兴衰及至解体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戈尔巴乔夫在改革遇到重重困难时，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理念，走全盘西化的改革路线，从意识形态入手，宣扬历史虚无主义，歪曲本国历史，盲目否定自我，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成为苏联解体从量变到质变的主要因素之一。

该成果通过对俄国历史客观进程的研究指出，十月革命是俄国社会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广大劳动群众经过一系列斗争实践和理性思考后的正确选择，是布尔什维克党把马克思主义与俄国革命相结合的伟大实践。因此，任何歪曲和否定十月革命的做法，都是对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否定，进而从历史和逻辑上指出了苏联末期激进派史学家否定本国历史与联盟解体的内在联系。

该成果深入分析了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下的苏联史学，肯定了斯大林时期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取得的成就，对于揭示人类历史规律，提高广大人民思想觉悟，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和弘扬爱国主义精神有重要作用。但是，斯大林时期，“左”的思想路线常常导致机械和形而上学地对待马克思主义，出现了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强化和意识形态斗争逐步扩大的趋势，这种模式对后来苏联党和国家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在史学领域，由于过分强调史学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在一定程度上使历史学的科学性受到损害，削弱了历史学认识现实的功能，一方面影响了对国情的正确判断，另一方面也阻碍了集中精力解决国家发展的主要矛盾和问题。实事求是地指出斯大林思想文化模式中的错误部分及其影响，不仅对于揭示苏联解体的原因具有重要作用，同时，对于其他共产党国家根据不同时期的形势需要，建构符合自己国情的思想理论体系也有积极意义。

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攻击和批判，动摇了人们对苏共党和国家的信念，造成思想上的混乱，直接导致了苏共威信的下降和人们对苏联历史的怀疑。同时，也向世界发出了一个重要信号：苏共党内高层对社会主义产生质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开始受到来自内部的挑战，为后来苏联的解体和苏共的垮台埋下了伏笔。

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苏联的改革异常艰难。在国内激进派和西方势力的蛊惑下，戈尔巴乔夫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以推进全面的经济社会改革，提出了“民主化”和“公开性”口号，在苏联的思想理论界产生了巨大反响：文学界出现了所谓新解冻；历史学界则要求挖掘历史空白点。这些思潮得到了苏共中央内部自由主义激进派的鼓励和支持，少数人推波助澜，极力污蔑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动摇了广大党员的理想信念。戈尔巴乔夫新思维中的极端错误观点，经过自由化激进派的肆意发挥和扩散，成为苏共自我否定和从内部瓦解的重要依据，不仅削弱了党的领导地位，更使政局失控，各种民族分立势力利用多元化取消党的领导，进而达到摆脱苏联的目的。

戈尔巴乔夫在宣扬改革与新思维的同时，对史学领域作了严厉的批评，要求重新改写教科书，主张毫无保留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以“填补历史空白点”为旗号的“历史热”迅速升温。作者认为，尽管苏联史学界在一定时期存在着教条主义倾向，存在着一些不应该有的“禁区”和“空白点”，但这些问题在学术研究的范畴内是可以商榷的，通过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实事求是地研究历史是可以解决的。关键是要站在维护社会主义的立场，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框架内去研究和解决。而戈尔巴乔夫通过改写历史，与过去苏共领导人的错误划清界限，为自己的改革扫除障碍，则大大突破了苏联意识形态的底线。在各种思潮和流派的论争中，思想理论上极度失控，使“填补历史空白点”很快发展为让马克思列宁主义、苏共和社会主义丧失威信的政治运动，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前奏。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苏联政治史，每当改革遇到阻力时，多数领导人很少考虑如何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根据本国的实际和形势发展的要求，与时俱进，推进理论创新和制度改革，而是将责任推向斯大林，推向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到苏联解体前后达到高潮，从否定斯大林到否定列宁，最后直接否定了社会主义。近些年来，俄罗斯国内出现重评斯大林的现象，是人们对半个多世纪以来苏俄历史深刻反思的结果。斯大林作为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人物，也犯了一些错误，但是，他的错误大多与当时国际、国内的复杂环境密切相关。我们的态度是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实事求是地认识这些问题。斯大林代表了一个时代，是社会主义在苏联取得巨大胜利的象征，在任何时候全盘否定斯大林，都意味着对苏联历史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否定。这一点在历经磨难的当代俄罗斯已经得到许多人的认同。在“史学危机”中，共产党的形象被扭曲了，祖国的历史被篡改了，随之而来，苏共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也就面临着真正的危机了。

苏联意识形态的社会主义性质，是由以列宁为代表的革命家根据俄国革命和社会结构的具体特点和实际，经过长期、艰苦的探索所逐步确立的。尽管苏联70年的意识形态也曾因为国内外政治斗争的严峻形势，因为对马克思主义科学实质的理解的偏差，走过一些弯路甚至犯过错误，但总的来看，苏联所走过的历程，与苏共的意识形态体系密切相关。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没有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理想与追求，没有为祖国和人民利益而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苏联就不可能取得那样辉煌的成就，不可能赢得伟大卫国战争的胜利，也未必能在那样短的时间内成为世界强国。由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路线的根本性错误，致使苏共意识形态引领社会价值的功能出现了严重偏差，使广大公众对维护现行的制度和秩序、维护国家的完整和统一缺乏必要的认同，使爱国主义传统遭到前所未有的践踏。在“史学危机”所造成的极其严重的后果中，苏共丧失了威望，甚至成为历史的罪人，于是在民族主义、分离主义泛起之时，国家和社会走向分裂已在所难免。事实证明，在苏联经济与政治改革遇到重重困难时，意识形态不仅没有起到凝聚和团结全社会的作用，反而让所谓的“民主与人权”、“反思历史”所形成的“史学危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破坏了凝聚力，同时也大大延误了改革的时机。

“和平演变”是“冷战”时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苏联采取的兵不血刃的另一场战争。西方所标榜的“民主化、自由化、多元化”的和平演变策略，以社会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转变，进而重构世界经济格局为目标，通过对史学、文学、哲学等意识形态领域的巨大冲击，在西方颠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过程中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解体后，许多俄罗斯学者对西方和平演变策略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其中甚至不乏苏联时期的持不同政见者，他们根据大量历史资料所总结的切肤之痛的教训，从当事人的角度进行的深刻反思，对我们今天研究苏联解体有着一定意义。

苏联的解体有着复杂的原因，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但通过研究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苏联是在和平年代、在没有任何外来打击的情况下解体的，尽管有西方的经济封锁，有“冷战”时期军备竞赛带来的巨大压力，有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策略，有少数加盟共和国的分立势力，但这些都不足以摧毁一个当时的超级大国。在这里，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强烈地凸显出来。苏联解体的教训充分证明，在改革和社会转型的复杂与困难的时期，作为意识形态的“史学危机”是冲垮苏联社会主义大厦的重要力量，在决定国家前途命运的时刻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从1992年开始进行了激进改革。这种试图建立西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给俄罗斯经济社会带来了全面的动荡和危机，俄罗斯史学也经历了从危机、困惑到理性反思的曲折过程。俄罗斯学者开始关注如何评价已经被搞乱了的历史，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列宁、斯大林等历史人物，出现了重评历史的热潮，出版了基本符合历史事实的新编历史教学参考书。在今天的俄罗斯，许多学者认为必须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模糊认识，科学地阐释马克思主义史学在20世纪的伟大实践。因此，如何运用科学的、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还是历史学家所面临的紧迫任务。大多数严肃的历史学家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仍然坚持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指导史学研究，在他们看来，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解释人类社会的本质和规律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有着重要的价值，当然，必须摈弃过去那种对马克思主义不求甚解、断章取义、教条主义、实用主义和贴标签式的简单做法。

普京执政后，提出的“富民强国”的战略目标，一个重要任务就是确立“俄罗斯新思想”，重构俄罗斯的意识形态体系，弘扬爱国主义传统，提高民族凝聚力。在这种情况下，深入研究俄罗斯历史，重新探索俄罗斯民族的文化特征和思想本源，寻找复兴俄罗斯的精神力量，为历史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该成果将苏联解体这一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纳入长时段的历史轨道，通过大量的历史资料，全面分析这一事件发生的复杂的历史背景。通过对史学-意识形态这一独特视角的分析，指出：在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根据本国国情和世界形势的变化，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任何对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解释和应用，都可能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反面，给党和国家的事业带来损失。历史是国家的立国之本，是民族的精神支柱，特别是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更是凝聚全体人民的巨大力量。从意识形态视角对苏联解体原因进行研究，不仅使我们对普京时代以爱国主义和强国意识为核心的“俄罗斯新思想”有了深刻的理解，同时，对于我们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不断排除来自“左”的和右的思想路线的干扰，坚持正确的意识形态导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