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王宁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项目批准号为04BYY045），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在国际翻译研究界，把翻译研究放在全球化的语境下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考察者确实凤毛麟角，而在中文语境下则更为鲜见。该研究是国内乃至整个中文语境下第一部从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理论视角系统地阐述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的专著。作者认为在当前这个全球化的大语境下，翻译非但不可能失去以往的作用，反而越来越重要，因而全球化给文化带来的不只是文化的趋同，它更导致了文化差异的加大，因此翻译就显得越来越不可缺少。对于文化差异的协调，传统的文字翻译是很难达到的，因此提出一种新的文化翻译范式势在必行。伴随这一切而来的就是传统的翻译的定义也应发生变化。它既要保持其将一种语言转换为另一种语言的传统文字翻译功能，更应发挥其通过语言载体将一种文化转化为另一种文化的新的功能，此外，它还应当承担对当今时代出现的各种图像文本和语像写作的翻译和阐释。翻译学作为介于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边缘地带的一门新兴学科应该有自己的存在方式。

该成果共分为导言和七个章节：

“导言：翻译的文化转向和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指出，在全球化的时代，即使全世界的人都在学习英语，翻译的作用也没有而且不会削弱，与其相反的是，翻译已经在当前显示出而且仍将继续显得越来越重要，因而从文化研究的视角进行翻译研究，已成为当前国际学术界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过去被人们认为是“伪翻译”或“译述”或“改写”的东西也许今天堂而皇之地进入了翻译研究者的视野。因此我们必须对翻译这一术语的既定含义作出新的理解和阐释：从仅囿于字面形式的翻译（转换）逐步拓展为对文化内涵的翻译（形式上的转换和内涵上的能动性阐释和再现），因此研究翻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问题，尤其涉及两种文化的互动关系和比较研究。巴斯耐特和勒弗菲尔所提出的“翻译是一种文化建构”的观点是颇有见地的，他们将翻译看做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为翻译研究与文化研究的互相渗透和互为补充铺平了道路。但是他们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文化了解很少，因此得出的结论必然有一定的局限，因此由中国学者参与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就十分必要。

第一章“翻译学的理论化：跨学科的视野”试图为翻译学的合法地位辩护，作者认为，翻译学应当有自己的对象和研究领地以及基本的方法论。既然翻译学将所有翻译和阐释实践和理论现象都当做自己的研究对象，那么它就已经具备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的基本条件了。它的方法论应该是多元的：既是审美的、批判的（主要是指向文学翻译），同时也是经验的、科学的（主要指向科学文献的翻译）。它可以同时在三个相关的学科领域内以跨学科的方式来进行研究：对比语言学，比较文学以及文化研究，但它绝不单单属于上述任何一个学科或领域，尽管它过去曾经分别属于上述三个学科。翻译学应当有自己的对象和研究领地以及方法论。具体说来，它的研究应当在下面三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在比较文学的层面上进行研究；二是在语言学的层面致力于翻译文本的对比和分析；三是在跨文化的层次上进行研究，或者说纳入广义的文化研究大语境下进行研究。

第二章“解构的文化转向：本雅明和德里达”从解构主义的源头梳理了解构主义翻译学派的兴起及发展脉络，并分析了本雅明的代表性论文“译者的任务”和德里达的翻译理论。作者认为，本雅明对解构主义翻译理论的贡献在于消解了绝对“忠实”于原作的神话，本雅明强调译者通过翻译使得原作具有“来世生命”，这就把译作与原作的等级关系颠覆了。德里达虽然讨论了翻译的不可能性和必不可少性以及确当的翻译的标准，但他的翻译理论主要体现在对翻译仅作描述，不作规定，因而给译者留下了充分展现其创造性才能的开放性空间。解构主义的翻译理论家没有虚无地对待翻译理论和实践中的各种问题，他们不断地对既定的传统成规和翻译原则提出质疑甚至解构，使得传统意义上的诸如忠实、标准、原作、可译性和不可译性等核心原则都失去了其原有的意义，从而在解构的过程中又重新建立起了一套新的成规和原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原作本真性的不可再现性和译作的不可终极性或未完成性。此外，解构主义者的介入翻译问题的讨论，也激活了一些本来已被认为有了定论的话题又有了可以讨论的余地。

第三章“解构与文化批判：翻译的归化与异化”讨论了希里斯·米勒对理论翻译的新见解和韦努蒂从后殖民和解构的理论视角对异化翻译的强调。作者认为，米勒提出的理论的翻译使得原有的东西丧失和新的东西开始的见地是十分具有启发性的。本章还讨论了韦努蒂对异化翻译的强调，认为韦努蒂虽然深受解构主义的影响，但他更主张从后殖民的视角强调一种“抵抗”帝国霸权的异化翻译，此外，韦努蒂的贡献还在于揭示了译者长期以来所处的“隐身”之尴尬局面，为译者创造性主体作用的彰显呐喊奔波。

第四章“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及实践”讨论了后殖民理论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所起到的推进作用，并着重分析了斯皮瓦克和巴巴的后殖民翻译理论。作者认为，斯皮瓦克几乎同时在两条战线从事翻译实践：早年将（用第一世界帝国语言撰写的）德里达的著作翻译成另一种更为普及的第一世界帝国语言，但是她并没有就此止步，而是迅速地从解构主义那里汲取理论资源，用于反抗殖民主义话语的抵抗式翻译。她的翻译理论特色在于其鲜明的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批判性。而巴巴的文化翻译作为一种文化转化的策略，一方面扩大了翻译的内涵，使之富有文化定位的使命，另一方面则使之担负了文化变革的使命。这些对于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都有着革命性的意义。

第五章“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的干预”讨论了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关系，作者认为，这二者之间的对立应该消解，而代之以一种互动和互补的关系，在这方面，翻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因为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学者都十分关注翻译，并为其文化转向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作者还对勒弗菲尔和巴斯耐特在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中的历史贡献作出了评价，指出巴斯耐特颠覆翻译研究与比较文学之等级序列的激进观点虽然深刻，但失之偏颇。

第六章“语符翻译与文化研究的‘视觉转向’”从雅各布森的翻译的三个方面出发，质疑了他把语符翻译排斥在真正的翻译之外的形式主义观点，认为，跨越语言界限、跨越文化界限和学科及艺术门类界限对艺术作品的阐释也是一种翻译，并且从中国当代翻译家傅雷的跨文化艺术阐释中总结出，他的这种跨文化语符翻译证明了语符翻译的合法性和有效性，认为这是未来的翻译学的重要研究课题。

第七章“全球化时代翻译学的未来”是对全书主要观点的提炼和概括，并且对全球化时代翻译及其研究的未来提出了乐观的看法。作者认为，虽然现在翻译的范围越来越扩大，越来越多的外学科学者开始关注翻译问题，但是他们的研究成果最终应受到历史的检验，因此没有必要担心翻译学的未来前景。

该研究成果在内容和研究方法上的创新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首次在中文语境下提出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及其策略。虽然最先提出翻译的文化转向的是西方学者，但他们并没有考虑到中国的翻译实践和研究成果，因而很难得出具有普适性的结论。因此作者据此出发，对之进行修正和发展，提出了文化研究的翻译学转向。

第二，首次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及翻译学作出新的界定，发展了雅各布森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角度所阐述的翻译的三个方面：语际翻译，语内翻译和语符翻译。作者认为在当前的全球化时代，由于文化的大面积扩张和图像的无所不在，语像写作作为一种新的文体而崛起，它弥补了纯粹的文字写作之不足，同时也给批评家提出了新的挑战。

第三，首次从跨文化语符翻译的角度阐述了傅雷在阐释世界美术名作方面所达到的跨文化语符翻译的境地，并对跨文化语符翻译作了界定。作者认为，能够被称为跨文化语符翻译的东西必须具备下列三个基本条件：首先，它应该是跨越了不同的语言的翻译，其次，它应该是跨越了不同的文化传统的翻译，最后，它应该是跨越了不同的学科和艺术门类的（翻译）阐释。傅雷的跨语言文化的语符翻译超越了本雅明和贡布里希的西方中心主义局限，达到了真正的跨越语言界限、跨越学科及艺术门类界限和跨越文化界限的语符翻译的境地，他的成功的实践不仅为雅各布森的翻译的三个方面提供了最好的跨文化例证，同时也从中国的艺术翻译实践对这一具有相对普适意义的翻译理论提出了修正和补充。

本成果的突出特色和主要理论建树体现在，作者凭借自己在比较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内的造诣和大量的文学和理论翻译实践，并结合中国的翻译研究现状，将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在西方后来逐步进入中国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进行了历史的梳理和理论的分析，从文化的角度对翻译学这门尚不成熟的学科进行理论建构，提出了翻译学的文化转向，从而为使翻译学走出传统的语言的囚笼作出的贡献。此外，成果还对当代西方翻译研究的最有影响的几种理论学派——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翻译等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并分析了其历史贡献和理论局限，提出了全球化时代翻译的新的使命和功能的转变，提出了跨文化语符翻译及其定义，并通过傅雷的成功经验对这一新的翻译模式进行阐释和理论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