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牟钟鉴：孔子的思想有各种各样的概括，主要有“仁学”和“礼学”。仁学讲儒家的内在精神，礼学讲社会行为规范。仁学是孔子伟大的贡献，可以说是儒家思想的精华所在。吕不韦有一部著作叫《吕氏春秋》，《吕氏春秋》里面有一篇叫《不二》，有两句很精彩的话：“孔子贵仁，老聃贵柔”。它用“贵仁”两个字就把儒家学说最关键的理念给点出来了。确实是这样的。“礼”在周代就很发达，“周公制礼作乐”，这不是孔子的发明。孔子的创新在于提出一个“仁”的理念，用来重新解释“礼”。仁这个字在孔子之前就已经有了，但是作为一个重要的理论概念，是孔子最早把它系统化的，使仁成为整个儒家思想的核心概念，成为最高的概念，这是孔子的贡献，我认为它影响了整个儒学的发展，可以说仁学是儒家成为一个学派的标志性成果，所以太重要了。

仁学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有很曲折的情形，衍生出复杂的内容。我把它简要地分为三个大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先秦时期孔子、孟子、荀子的仁学思想，还有很多其他儒学的作品，构成早期的仁学发展阶段。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就是讲仁者爱人，仁就是爱，突出爱的内涵。《论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颜渊》）爱人是什么意思？爱人是指人类的同情心，即孟子说的恻隐之心。儒家的思想以仁爱为主，是超民族主义的，所爱之人是面向全人类的。人是有别于动物的一类，是在社会群体生活中进化发展的。每个人都是在群体之中生存成长的，所以人天生有对其他人的关心、爱护、同情的本性，这就是仁爱。“仁者爱人”表现为忠恕之道。孔子对曾子说：“吾道一以贯之”，孔子出来以后，同门就问曾子，老师说的一贯之道是什么，曾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里仁》）“忠”就是把别人的事情放在自己的心中，所以在古代，“忠”并不仅仅是忠君的忠，忠君是后来的封建皇帝强调的，最初的忠就是替别人做事情尽心尽力，这就是忠。“恕”，如心，将心比心。中国汉字为什么不能取消？就是汉字的字形本身包含着大量的古代社会文化信息，文字学本身是一门很深厚的学问。文字不能随便改。忠恕之道，简单地说，一方面要关心人、帮助人，这就是忠；另一方面要体谅人、尊重人，这就是恕。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就是爱人，它把爱一体化了。怎么爱人？要关心他，还要尊重他，要体谅他。我们现在一些父母对待孩子，强迫孩子做这做那，甚至干涉婚姻，这样孩子就反抗，父母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我是为你好啊。”他是以爱为名，但是没有对子女的体谅和尊重，所以爱就变成了一种伤害，不是真爱。所以儒家的忠恕之道太重要了。现在我们经常看到的情况是做事强加于人，不能平等地互相理解，这不符合忠恕的原则。有子是孔子的大弟子，说了一句话：“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学而》）要孝顺父母、敬爱兄长，这是培养仁德的根基。现在独生子女多，孝悌被慢慢淡化了。孝，乃是行仁的根本，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里面你对人的爱从爱父母做起，因为父母是你最早接触的、养育你的老师，你首先要爱父母爱兄长，这是做人的开始，然后你慢慢成长，到了社会上要推己及人，由近及远，就像孟子讲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把爱推及于别人。孟子的话有两种解释，其一，我爱我自己的父母，爱我自己的孩子，我也爱别人的父母，爱别人的孩子；其二，我爱自己的父母子女，我也希望别人爱他的父母子女。爱自己的家庭是每个人应该能够做到的，然后再往外推广到爱大众爱社会。所以儒家的思想是很现实的，和人生很接近的，不是虚无缥缈的。假如你不爱自己，不爱父母，说爱大众，爱社会，可能吗？我觉得不可能。这是我的观点。当然你爱自己的父母、爱自己的亲人，不一定爱大众、爱社会，因为你没有往外推。“孝悌，为仁之本”是从家庭伦理推广到社会伦理。爱人会遇到很多问题，例如与人有怨恨，发生过争吵、冲突怎么办？对这个问题实际上有三种答案：一种答案是宗教式的，像基督教，你打我左脸我给你右脸。还有老子讲的，报怨以德，就是你对我有怨仇，我却用对你更好来报答。还有佛教讲的舍身饲虎。宗教家有一种更高的境界，他企图用他的善心来感动恶人。老子当然不是宗教的，但是他也有这种思想，人无弃人，物无弃物，就是那个人很坏，我也不放弃他。只要他不是死心塌地干坏事，我就希望他变成好人。还有一种对怨恨的态度就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看到的你杀过来我杀过去，你伤害了我，我必须报复你，你打死我方几个人，我必须打死你方几个人，这种做法就是冤冤相报何时了。孔子的学生问老师，以德报怨怎么样？孔子说：何以报德？如果别人对你有德怎么办？中国人讲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对我有怨我拿德报你，你对我有德，我还是拿德报你，这不就一样了嘛。孔子说：以直报怨，以德报德。以直报怨是什么意思？当别人伤害了你，你不要报复，按直道而行，你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但是我也不会特别对他好，不会比平时更加亲热、更加温暖，这是孔子讲的。孔子讲的以直报怨、以德报德，比较平实，经过努力可以做到。儒家认为爱有差等，但无边界，爱家庭进而爱他人，把爱推到整个人类，所以孔子讲：“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有一些西方的学者把儒家的思想说成是民族主义的，而他们的思想才具有全球价值。我则认为儒家的思想是超越民族主义的，他没有社会达尔文主义“优胜劣汰”和基督教“上帝选民”的理念，它的仁爱是不分种族的。

孟子讲“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这种仁爱不仅及于人类，还要及于天地万物，已经有了生态伦理的思想。仁爱之心人皆有之，只是常被功利的盘算所遮蔽。孟子讲恻隐之心人皆有之，你看到一个孩子将掉到井里去，你即刻的反应就是去救他，当时并没有想很多，如救了孩子会得到他父母的友情，或者不愿听到孩子掉到井里以后发出救命的声音等，根本没有那么多考虑，救人是本心的自然反应。但本心会由于物欲而失掉。所以王阳明说过一句话：“初念为圣贤，转念为禽兽。”就是说人的初念都是好的。看到一群流氓欺负一个路人，马上想去救他，但转念一想，要是我也被流氓欺负怎么办？这应该是警察的事情，找出种种理由为自己的见危不救作辩解，这个转念转坏了，说明爱心还不强烈。现在大家都讲和谐，非常好。和谐的基础在仁爱。所以我的说法是：以仁为体，以和为用。孔子讲“君子和而不同”。“和”的内涵本身包含着差异，“同”就是取消差异，和而不同就是彼此尊重差异性、多样性。为什么和谐要有爱心呢？有爱心就会行忠恕之道，去帮助对方，体谅对方，怎么会相处不好呢。心里是冰冷的，甚至充满了仇恨，不可能成为好朋友、好邻居。我们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世代为仇，难以和解。两个民族形成了深刻的复仇心理。他们也爱自己的民族，但不爱对方的民族，甚至为了爱我这个民族就必须去仇杀对方的民族，他们的爱不能超过民族的界限，这是爱的最大误区。而孔子孟子讲的仁者爱人，所指的人是人类，不分种族和国界。先秦儒家仁学属于第一阶段，其特点是以爱来定义仁，阐明了仁学的核心内涵。

仁学第二个阶段是在宋明道学。仁者爱人固然很好，但是爱的概念中还有一些内涵没有发挥出来。宋代朱熹和明代王阳明，以这两人为代表的儒家提出用新的理念解释“仁”，就是“生”，生活的生，生命的生，严格地讲是生命的生。仁者爱人必须进一步表现为对生命的保护和热爱，才能体现仁的精神。所以朱熹就讲，“仁者，天地生物之心”，“仁本生意，乃恻隐之心也”。仁心就是生物养物之心。天地生养万物，使得人类能够生存和发展，这是天地之仁，人受天地之恩而生，不能忘此根本，还要学习天地之仁，去爱护万物的生命。朱熹继承和发展了《周易》的“天地之大德曰生”的思想，所以我们要对大自然心存敬仰之情。我们人类今天再高明也是天地派生的，并供给我们资源。天地是我们的父母。我曾经写过文章，说我们今天不能征服自然，我们应该做自然的朋友。后来有朋友说你这样说还不够，应该把天地看成是母亲，天地与人是母子关系，不仅仅是朋友关系，确实是这样的。语言方面，民间把果实的核说成是仁，如说桃仁、杏仁、核桃仁，这个初听很奇怪，为什么果实里面那个东西叫仁？原因是它内含着生命的遗传基因，种下去就能生出一个新的植物生命，恰好是从生命的角度上称呼为仁。人们都习惯用这个语汇，但是怎么来的不清楚，后来知道是著名理学家讲仁的生命哲学所造成的社会语言现象。

还有，中医把麻痹叫做“不仁”。程颢说：“医书言手足麻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诸己，自不与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医生经常说经络不通，麻痹，就叫麻木不仁，并不是说这个人没有爱心，而是他的生命不畅通，才叫麻木不仁，这是最能说明问题的。程颢说天地万物之间就像人的生命是个整体，哪个地方出了问题都相关联，像自己身上某一个部位受到伤害，感觉是一样的。如果对别人不关心，对社会不关心，对周围自然不关心，你就是麻木不仁，因为你们是一体的，天下一家，而你没有感受，你就不正常。我再引用一下王守仁说过这样一句话：“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鸟兽犹有知觉者也，见草木之摧折而必有怜悯之心焉，是其仁之与草木而为一体也；草木犹有生意者也，见瓦石之毁坏而必有顾惜之心焉，是其仁之与瓦石而为一体也。”你看到这个人有困难，你马上就有救他的心，这个时候你和他就是一体的，这个时候你没有麻木不仁。你看到一个动物、飞禽走兽受伤了，你心里也有一种不忍。再往外推，你看到树被风刮倒了，你看到草坪被践踏了，你心里也觉得应该爱惜它，你就是和它一体的。甚至你看到东西被破坏了，你心里也觉得不安。所以儒家的思想就是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宇宙是大的生命体，良好的状态应该是各种事物的生命能够正常、健康地发育。放生本来是挺好的一件事，市场上卖活鱼，他看到了买回来去放生。有些人就钻了空子，专门打鱼、捕野生动物，然后再卖给他，他就再买回去放生。如果是这样的话，动物更遭殃，人就没有人性了。确实不幸，少部分人丧失了人性。王阳明先生是一个儿童教育家，他主张对孩子的教育，不要管得太严，他说儿童的成长期间就应该是生动、活泼的，他就是会闹，会调皮，你适当地引导他，千万不要关在家里给他各种各样的摧残。他说，这个不符合儿童成长的规律，因为他有一种原则：儿童的生命是活泼的，让他活泼一点成长。当然，现在的父母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溺爱，溺爱也是害了孩子，让他没有自立的能力，让他没有责任心，这不算爱。反过来讲，不打骂不成才，这个也是不正确的。总之，儿童教育是一门很深的学问。

儒家仁学发展到这个阶段，突出了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强调了对生命的关怀、保护，而且已经开始有了生态的教育学。有人问我，生态哲学、生态理论，是西方近现代的产物，古代学说再好能比得上西方那么系统的思想吗？我说确实比不上，但是有一点可以说，西方的生态学是在环境遭到破坏以后，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和压力，人们被迫来反思，要保护环境，要保护资源，而不是自发的、从内心生出来的。顺着西方文明的轨迹发展出来的是近代工业革命，强调人要征服自然，向自然索取。儒家的生态思想是说人的本性本来应该如此，应该是天人一体，自然而然就应该是这样的感情，不这样才不正常。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当然现在中国生态问题很多，并没有很好地体现儒家的生态观。有一次美国有一个学者来，他说“儒家的生态思想很好，但是中国的环境污染为什么这么厉害？”说得我是哑口无言，我想了一下，想出一个台词，说：“是你们工业革命给我们带来的”，我把责任推给他了。我们有好的思想，但是我们没有很好地继承和发展。

下面我再讲一下后期的仁学，即第三阶段的仁学。它的特点是什么？除了强调爱、强调生，又有一个新的理念，就是通，交通的通。这涉及近代的一位思想家，就是谭嗣同，戊戌六君子之一，是推动近代社会变革的思想家。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只活了33岁。戊戌政变失败以后他不跑，他说中国改革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没有人流血，所以他愿意流血牺牲，被杀于北京的菜市口。他写了一本书叫《仁学》，大家可以找来读一下。很可惜的是，谭嗣同死得太早，他的仁学，没有来得及被整个社会加以关注和演绎，这是很可惜的，近代史也提到他，但是都比较简略，没有很好地把他的精华思想提摄出来。

谭嗣同的《仁学》里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仁以通为第一义”，他说仁是什么？第一就是通。我觉得这是仁学的一个新的境界。这个通字在古代就讲，《周易》讲元亨利贞，亨就是通，庄子也讲道通为一。但是谭嗣同已经接受了西方文化，他吸收了西方的基督教，西方的一些科学思想，人文思想，再综合了中国古代的佛教、道教、儒学各个方面的思想以后，他给通做了一个近代的解释，他说通表现的形态是什么？就是平等。他又讲，通有四层意思：第一，内外通，用我们的话来讲叫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人和外国人通起来。通什么呢？通政、通邮、通商、通教、通航，他讲得很清楚，所以我认为谭嗣同是中国近现代最早提出改革开放的思想家，讲得最明确，周围的思想家没有讲得这么清楚的，他说中国要打破闭关自守，要走向世界。第二，上下通。封建宗法等级社会，上下是压迫的、剥削的关系，他说要打破这个社会上下对立的状态，建立社会平等的关系。第三，男女通。就是要破除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特别是解除妇女受压迫、和男子不平等的制度。第四，人我通。就是我自己和别人之间不要形成隔阂，不要我是我、你是你，而要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内外通，上下通，人我通，男女通，一共四通。谭嗣同这个人很了不起，他激烈反对的三纲恰是糟粕，他大力推崇的仁学乃是精华，谭嗣同对古代的文化、对儒家的文化既不是全盘否定，也不是全盘接受，分清精华和糟粕，态度是科学的。我曾说过“三纲”一个也不能留，“五常”一个也不能丢，这是我现在的态度。“三纲”表现出等级思想，完全不符合现代社会的观念，你怎么改造？骨子里就是等级的，不能改造，不是互相尊重的。而“五常”：仁、义、礼、智、信，五者的基本内涵是不会过时的，当然，在解释上有陈旧的成分。仁是仁者爱人，人心应该是温暖的。义，见利思义，不能见利忘义。礼，我们以前批判特别多，有些不平等的内容确实应该批判，但文明礼貌是必需的。中国曾是礼仪之邦，现在已经不是了。上车，年轻人不知道让老年人，有时候到朋友家里去，大人不在家，孩子不知道怎么接待父母的朋友，说一声爸爸不在家，门碰一关，不理了。这不能埋怨孩子，没有人教他嘛。礼不能完全丢，礼就是社会行为规范。智，现在特别讲究智力教育，就不用多讲了。信，现在社会最大的痛苦就是信用缺失。这五常你能丢哪一个？谭嗣同说“三纲”很坏很坏，他的言语都很激烈，但是对仁学却倍加爱惜。

那么他讲仁和不仁的差别在什么地方？仁和不仁之间，一个是通，一个是塞。塞是封闭塞车的塞，堵住了就是不仁，通了就是仁。这是什么意思呢？他说一个地方封闭、经济发展不起来，仍然贫困，光有爱心有什么用？如果和外界能够沟通起来，“要致富先修路”，进入现代流通网络，经济上发展起来，资源得到开发利用，引进技术资金，引进人才产品，形成一些产业和外界交流，它就可以富起来。使人民富起来就是仁政。我们以前叫扶贫，扶贫就是发钱，他拿这个钱却不干活，不能真正脱贫。扶贫最重要的是开发资源、培养人才，建立它的产业，当地的民生问题就解决了，这才是仁爱的根本之道。

中国自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以后，跟以前的差距在哪里？以前是塞，现在通了，门户打开了。现在变化太大了，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大大提升了，人民生活普遍得到改善。所以仁爱不是口头上说说的，要能惠民富民才行。谭嗣仁反对单纯节约，他说你越节约越穷，开源比节流重要，越开源越富足。人们没有消费欲望和能力，不会增加财富，单靠节流，越节越穷。我小时候母亲给我做衣服，都是做得很大，袖子、裤腿留得很长，长大一点再往外放，新三年旧三年，补一下再穿。这个情况下怎么发展生产？我们以前说生产决定消费，我们这几年才知道是消费推动生产。谭嗣同很有远见，他认为生产、开发资源是第一位，适当消费有好处。当然不能浪费，也不宜过度消费，资源和环境承担不起。

各国通商，形成共同市场，各国之间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实现共赢，乃是和平相处之道。谭嗣同主张发展近代国际贸易，否则的话大同世界就只是个理想，永远停留在口头上。说谭嗣同是改革开放最早的思想家，是我给他这样一个评价、这样一个头衔，这是我研究的一家之言。很可惜的是，谭嗣同的思想，他的仁学，后来讲得不多，特别是他的“仁以通为第一义”的通学思想没有被人们很好发挥应用。我本来想写一本书叫《通学》，但是没有写成。

以上说明儒家仁学的发展有三个阶段：爱、生、通。它们并不是对立的，生和通是爱的进一步展开，是这样的关系。谭嗣同的仁学和以往传统仁学相比，有一个质的飞跃，就是把古代儒家的思想和近代的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所以具有新的时代精神。

下面我用一点时间谈一下新仁学的建设。古代儒家的仁学我们可以就叫仁学，今天我们要再前进一步，提出新仁学。现在世界上的人类，不缺科技、不缺财富，可以说是高度发展的一个时代，大家都感受到这一点，社会发展是1天等于20年，越来越加速度的前进，人类和20年以前或者半个世纪以前大不一样了，社会生活普遍性地提高了，当然也有落后的。但现在人类幸福不幸福？科技高度发展是不是人类的问题基本解决了？我们看到的是地区性的民族、宗教冲突、流血、局部的战争连续不断，而且现在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激烈对抗，这个世界非常不安宁，人类仍然四分五裂，而且还有核武器的威胁，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我们头顶上。现在恐怖主义是无所不为的，核武器掌握在政府手里，多少还有点理性，要考虑整个国家。如果真正掌握在恐怖组织手里，那就不是“9·11”的问题了，后果会非常严重，这不是不可能的。有人就担心十年之内会发生核恐怖袭击。还有一个是全球的生态恶化。现在淡水越来越珍贵了，大气污染，海洋污染，气候变暖，生态危机空前严重。我这个年龄的人都感觉到，环境不是变好了，而是变差了。我是山东烟台人，家在郊区，现在是城区了，那里原来山清水秀，大河的水捧起来就喝，还带着点甜的味道，现在都污染了，成了臭河了。到处都很难看到清清的水流了。人人确实富裕了，家庭电器、家居装修都非常好，城市建设也好，但是人类的生态条件恶化了，这种代价值得吗？蓝蓝的天空、洁净的空气、清清的流水，这些在古代都是不用花钱的，我们现在花很大的代价都不一定恢复得了。这是生态的问题。

还有道德滑坡。现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国人做得很好，交通、城市建设没有人不称赞的，中国可以作出一流的东西。以前出国、到西方，感觉是从农村到城市，现在感觉不到有什么差异，我们现在和香港有多大的差异，看不出来。但是我们在道德建设上，在精神文明建设上，我们可以自吹自擂吗？我们到现在都拿不出值得显示给世人的成绩。道德滑坡，物欲横流，贪污腐败现象，假冒伪劣现象等等，到处都存在比较严重的问题。现在买东西都整天提心吊胆。我们幸福吗？没有精神文明的建设，没有人和人之间正常的、健康的关系，没有亲情、友情、爱情等等，光有钱，人们已经感觉不到幸福了。一开始没有钱的时候觉得有了钱什么事情都能解决了，现在有了钱就感觉到光有钱还是不能幸福，还得有其他方面的条件。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应该同时进行。但我们以前是怎么做的呢？我们长期以来就是反传统，把传统道德都扫掉了，以为都是封建道德，其实并不是，只有一部分是。传统道德扫掉了当然根子还有，不过恢复起来就比较难，所以“文化大革命”的破坏性是非常大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在一个最差的思想基础上进行的，什么差呢？第一，传统的道德、传统的思想基本上被摧毁了；第二，社会主义的思想也受到很大伤害。我在年轻的时候，大家充满了对社会主义的向往，那时候社会风气真的非常好，经过“文化大革命”，社会主义的信仰遭到了损坏，处在一个低谷。社会精神纽带相当松弛。在这种情况下搞的改革开放，而搞市场经济又不能不追求利润，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就进来了。我们是在这样薄弱的思想基础上发展市场经济的，要是60年代不搞“文化革命”搞改革开放就不一样了。

我们现在在思想领域的问题很多，最缺的是精神方向的端正。在国内是这样，在国际上也是缺少一个能引导人类走向和平发展的人本主义的思想。有各种宗教在规范人们的思想。但是西方的宗教是一神教，有强烈的排他性。当然一神教里面也有开明派、自由主义神学家，但不是主流。大家看看现在打得最凶的都是亚伯拉罕体系的宗教，一个根子生出来的三大教，先是犹太教，后来是基督教，再后来是伊斯兰教，都是一神教，彼此渐行渐远，互不宽容，使博爱的宗教变成暴力的宗教。东方的宗教是多神的，它向来比较和平，再加上儒家有和而不同的思想，形成中国宗教文化的多元通和模式，彼此不仅和谐，还互相学习。所以中国人要感谢孔老夫子。我感觉在这个时代孔子的思想会有巨大的发挥积极作用的空间，特别是儒家的仁学，我们应该把它继承发扬起来。实际上，我们国家的领导人、第三代领导人的想法，已经抛弃了过去贵斗的哲学，比如说“以阶级斗争为纲”，那是过去苏联的模式，是一定时代条件下的产物。过去斗争哲学盛行有其道理，既然资产阶级压迫无产阶级，那当然要起来斗争。但是建设时期还要強调阶级斗争为主，就不对了。现在整个时代的使命和主题转换了，现今时代以贵和哲学为旗帜，以人为本、和谐世界的思想才能引领人类走向健康、光明的道路。现在人类互相依赖性非常大，民族与国家相互之间共同的利益已经超过他们之间的分歧，所以我们现在讲贵和，讲友好，并不是乌托邦，地球村的现实逼着你必须这样，如果再打下去，再斗下去人类肯定是共同毁灭，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应该重新理性地认识人类的处境，找出地球村可持续发展的新规则。

我们国家现在治国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它非常符合这个时代的发展，符合理性的要求。再斗还得了？我就经历过“反右”、“大跃进”、“四清”、“文化大革命”，那个时候斗来斗去怎么样？整个社会经济面临崩溃。现在提出贵和哲学，在这方面应该说儒家的思想资源最多，就是儒家的仁和之道，在爱的基础上实现人际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现在提倡继承、发扬儒家的仁学，把它很好地加以推广，加以重新的解释，既有利于国内构建和谐社会，也有利于构建和谐世界。

讲到仁爱的问题，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使仁爱超出族群，施与他族别国。人们可以爱自己的亲人，可以爱与自己观点、信仰相同的人，爱利益相关的人，爱自己的民族和国家。但是这种爱往往局限在民族的界限以内，再向外，推不过去。以仇恨其他的民族来达到爱自己民族的目的，其实对自己的民族也是一个伤害。大家想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不能和解，以色列能安心吗？能安全吗？不可能的事情。你仇恨别的民族，就等于给自己民族制造一个敌人。双方总是在冤冤相报里痛苦地挣扎煎熬，由于缺少爱他族类的思想情感而不能自拔。

我想新仁学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发挥：一个是和市场经济体系协调。谭嗣同的文章里也讲到这点。墨子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就是互相之间要兼爱，但是兼爱不是口号，而是在利益上要互相照顾。所以这个思想境界一定要有义和利的统一，一定得有个体和群体的统一。实在说，我对我们国家现在的伦理学很不满意，因为到现在为止，我们的伦理学还只宣传集体主义、为人民服务，个人的利益没有一个恰当的位置，那就不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就是把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协调统一起来。我们怎样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来体现道德原则的要求，符合大多数人的要求，把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统一起来，这样的道德才能行之有效。你说你爱人、为人民服务，到最后还不是要落实到每个人的家庭、每个个人的利益吗？你不去关心老百姓，不去关心一家一户的利益，你那个为人民服务不是空的吗？我是感觉在这一点上应该把新仁学和市场经济统一起来。这是我的一个想法，可以称之为“利和”。

还有一点，我从香港凤凰卫视的刘长乐董事长那儿学了一个词：“竞和”。和不是一团和气，而是说可以竞争，是动态的，但是要公平竞争，这就叫竞和。我觉得这个提法非常好，这符合市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点应该与民主法制建设结合起来。忠恕之道的恕就是要尊重人，要体谅人。尊重人，是尊重别人的人格尊严和人权，应该从这样的高度看问题，这是现代的观点。这就把忠恕之道进一步提高了。我现在研究宗教学，我们说宗教信仰自由，因为信仰宗教的人很多，如果伤害了人民的宗教感情不就等于伤害了群众吗？这个是传统的观念，这个当然是对的。但仅仅如此还是不够，因为信仰是每个人的神圣的权利，每个人都有选择信仰的权利，这是基本人权，你必须给予尊重，所以我一直不赞成列宁所说的，要把广大群众从宗教唯心主义束缚中解放出来，我说我们不需要这样做，也不应该这样去做。如果你要解放这些信教群众的思想，必然要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的信仰，这是共产党人不需要做的，也不应该做的，这是没有人权观念的表现，你也做不到。关于信仰，我们现在怎么提叫？政治上团结合作，信仰上互相尊重，非常明确。中国社会主义者不企图去改变信教群众的信仰。所以我觉得要和民主法制建设结合起来，这样忠恕之道就进一步提升了。这可以叫做“法和”。

再一个就是现在构建和谐社会与和谐文化，这是儒家的仁学思想的进一步发展。现在就是要政通人和，政治上领导与被领导要和，行业之间要和，地区之间要和，民族之间要和，宗教之间要和。“和而不同”的理念太重要了，古代一直讨论“同”和“和”的关系。“同”有两种：一种是求同存异的同，这个是好的；但是儒家辞典里与“和”相对的“同”是指完全模仿的、完全照办的“同”，“和”就是指差异性、多样性的协调。这很了不起，将来这个世界只能走这条路，就是“和而不同”。否则的话，同而不和就要斗，我不愿意被你同化，我就要和你斗。所以中国从历史上到现在都是一个多民族、多宗教的国家，从来没有由于信仰不同而打仗，主流是多教和谐。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深有体会，尤其是汉族，信仰比较杂多，不是正式教徒的人比较多，有鬼神观念的人比较多，而正式教徒少。所以汉族的干部到民族地区去的时候，很难一下子适应当地的全民信仰的状态，往往用在汉族地区工作的经验去管理民族地区，难免会出问题。你必须小心翼翼地去对待民族宗教问题，你要重新学习，要非常尊重当地的各民族的信仰，你才能够加强民族团结。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中国人做好了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现在在国际上那么多的问题，中国就可以保持长期稳定来发展国家。所以现在我们中央民族大学“985”工程要研究民族宗教问题。我们有一个课题就是“民族宗教学初探”，我们现在正在建立一门新学科叫民族宗教学，把民族学和宗教学结合起来，能够为我们国家更好地处理宗教和民族提供理论的支持。

胡总书记提出构建和谐世界的战略设想，得到国内外广泛的响应。这个和谐世界怎么实现？靠文明对话。文明对话的障碍在哪儿？民族优越论、文化优越论在作怪。西方的文化，它的民族宗教问题不好解决，就是全球一家、天下一家，天人一体的思想观念不深厚。它的指导性理念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就是弱肉强食。我美国人的利益高于一切，我要享受全世界最好的生活、最高的水准，别的民族要为我服务，你要比我更强大，这绝对不行。这是它根深蒂固的思想。还有就是强权政治，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个政治学家，他认为政治没有道德可言，谁强大谁就来统治别人。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大民族主义的思想引起反弹，阿拉伯国家势力弱，它打出宗教的旗号激发出宗教极端主义，从中再激发出暴力恐怖主义，两家斗来斗去。而且这个暴力恐怖主义最糟糕的是杀害大量无辜的群众。当然，真正的伊斯兰教是主张仁慈和平的，恐怖主义是全人类的敌人。世界上文明冲突愈演愈烈，我们应该用一种文明的对话来慢慢缓解这种冲突，我认为中国的文化，中国这个国家可以在文明对话里起相当大的作用。我们现在处在世界焦点的外面，我们既不是恐怖主义的主要对象，也不是单边主义的主要对象，我们能不能用我们东方的智慧，用儒家的智慧来调解、缓和这种矛盾，来推动这种文明对话，沟通世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我觉得中国可以这样做。写《文明的冲突》的亨廷顿搞错了，他把儒家的思想和伊斯兰教思想作为美国、西方的对立面，其实儒家思想在世界的传播只会促进各国文化的团结，不会增加文明的冲突，因为儒家主张“和而不同”。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多宗教，如果儒家本身排他性很强的话，不可能有佛教进来，后来伊斯兰教传进来，不可能。后来基督教也传进来了，当然这有鸦片战争的背景。如果是和平的、爱国的基督教，在中国也有合法存在的空间。为什么能够这样？就是因为儒家是主导思想，而这个主导思想是博大的、宽容的，是贵和的，所以后来三教合流，后来四教、五教都可以，只要不造反都可以，这在世界任何一个大国都找不到。中国人的信仰很有不同于西方的特点。西方有一个学者保罗·尼特在《一个地球多种宗教》一书中说，中国人在信仰上是宗教的混血儿，就是说大多数中国人的信仰是杂而多端的。就个人而言，你可以宣布你是佛教徒，你是道教徒或者宣布你是无神论者，但是你身上有各个教的影响，并不是纯粹的，而是个混血儿。为什么这样？因为中国古代民族就是混血的，特别是汉族本身就是多民族混血而成。你看龙，龙就是很多种动物图腾组合起来的，凤也是很多鸟图腾组合起来的。古代世界史上很多图腾是互相排斥的，不能说这个图腾有你一点有我一点，很难想象。西方，是移民社会，有很多的信仰，它现在也是多元信仰。但是保罗·尼特说：西方人——他主要是指美国人和英国人——是在一个宗教模式里长大的。就是说在这个社会里面虽然有很多宗教，但是就每个人而言只能在一个宗教里长大，只能在一个教派里长大，一个人不可能信这个教同时信那个教，也不可能信这个教又到另外一个教的教堂里，都不行，所以不是混血的。在中国，儒释道三教共信没有问题，所以一个庙里供有孔子、供有释迦牟尼、供有老子，这种情况太多了，你要到台湾去看看就更多了。所以中国在世界上是这样的一个大国，它的宗教种类是最多的，但是它基本上是和平的，没有宗教战争，没有宗教裁判所。那么它是不是可以成为世界的缩影或未来？随着它的国力增强，它的文化影响力会越来越大。世界可以学学中国，怎么和平共处？可以不打仗，文明可以不冲突。冲突往往是由于背后的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驱使的，单纯的文明是可以结合的、融合的、并行不悖的。

我感觉在文明对话这个过程里，可以把谭嗣同“通”的理念好好发挥一下。我们现在的社会可以说太通了，拿个手机五湖四海无论在哪儿就沟通了，现在用电视、电脑把世界完全连接起来，世界发生的情况我们随时都知道。但是，我们是不是什么都通了？我们最大的一个不通是彼此的心灵不通。我们并没有什么都通，我们能不能在通上多做一点文章。现在的人类别看挤住在一起，关系并不亲密。我住的民族大学的家属楼，邻里之间老死不相往来，串门都不串，都忙自己的事，大铁门一关，各过各的日子。可是过去农村不一样，哪一家来了客人，全村人都知道。我母亲耳朵不好，但是村里的情况她都知道，因为家庭之间经常串门。所以现在表面上人与人之间的来往很频繁，但是在心灵上、情感上反倒比以前更隔膜了。宗教之间由于偏见和被利用产生那么多的冲突。你说通了没有？没通。不通则痛，中医说的，身上哪一个地方痛了，是因为那里经络不通。人类也是这样，哪个地方不通就要出问题。所以今后人类要在现代化的过程里沟通心灵、沟通信仰、沟通情感。这个太重要了。

最后我简单地讲一点，要把新仁学建立起来并且在社会上普及推动文明建设，还得有一个“诚”字，这是儒家非常强调的。孟子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是什么意思？两层意思，一层是真实无妄，不作假。我们现在这个社会假的东西太多了，除了母亲是真的，别的可能都是假的。另一层是奋斗不息，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就是不懈的努力，这叫诚。诚能感动天地。所以我觉得要把这个精神补到新仁学里去。仁学内容很好，如果我们只是口头说说而已，没有人真正去做，那就什么用都没有，那就成了假仁假义了。古代老百姓为什么批评儒学，因为有些人有些时候理论脱离实际，老百姓的批评有道理，说它满口仁义道德，一肚子男盗女娼，有的人就是这样，行为和言论完全相反，这就不诚了。所以“诚”是仁学的灵魂，只有诚心诚意去做，仁学才能大放光彩。这是我今天给各位谈的自己的心得，下面的时间请提一点问题。

提问：我提两个问题，一个是您说到的新仁学跟现在的新儒家有什么不同？第二个是关于信仰缺失的问题，虽然现在三教在中国是和睦相处，但现在信仰缺失是现实的。有人说，用新儒学作为我们的新信仰，也有人说用佛教或者基督教作为我们的新信仰，您怎么看？你是不是认为新儒学也能作为我们的新信仰？

牟钟鉴：中国现代出现了新儒家，新儒家是相对于传统儒学而言的。儒学基本上分三大阶段：一是原始儒学，就是孔孟荀；二是传统称呼上的新儒家，就是指的宋明理学；三是现代或当代新儒家，就是指民国以来把把儒家思想与西方思想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儒家学派，像熊十力、梁漱溟、冯友兰、贺麟，都是当代新儒家。其中一支是港台新儒家，指熊十力的弟子，像牟宗三、唐君毅、徐复观，以及他们的弟子杜维明、刘述先、蔡仁厚这些人，是港台新儒家，因为当时大陆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在香港和台湾活动。这些新儒家的特点就是把西方的哲学和儒家的哲学结合。像冯友兰先生，我的老师，就是把西方新实在论与程朱理学结合，所以他有一本书叫《新理学》，还有像牟宗山是把康德的思想和儒学的思想结合，新就新在这个地方。

我所说的，港台新儒家很多都是我的朋友，非常要好，但是我不属于他们那个新儒家的学派，因为它有一个圈子，我是他们的朋友但不是圈子里面的人。我自己信仰社会主义，信仰上还是有差异的。当然，当代新儒家也有不同的，钱穆算不算？他的弟子余英时说他不算。广义的和狭义的不同，广义的基本上都算。我感觉到我们大陆有人担心会不会冒出一个大陆新儒家来？我可以很坦率地跟各位讲，大陆新儒家到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学派不是那么简单，你必须得有大量的著作、得有自己的核心理念，再慢慢发生国际影响。当然我们大陆也有一派，我也不好说叫什么，原来在深圳市委党校的蒋庆先生，现在在贵州，他的基本想法就是把儒学做成一种宗教。孔子儒家的思想要不要宗教化？宗教化以后一系列的问题出来了怎么办？一种思想或信仰一旦落实到人和组织，很多复杂的情况都出来了，往往与信仰有差异乃至相去甚远。新兴宗教不是人想去搞就搞出来的。在中国周边，韩国有儒教，在香港有孔教，它有具体原由，主要是应对宗教流行的国际环境，争取与其他宗教的平等地位和对话，形式上宗教化，而内涵上仍然是人学，是人道教，不是神道教，我们能够理解。但在中国大陆行不通，我不赞成把儒学宗教化，它弊多利少。儒学在本质上是人学，这是它主流发展方向。

还有信仰缺失的问题，我们都是感觉到了，大家也都承认了。以前说信仰缺失，还有人不承认。说道德滑坡，也有人不承认，说是道德爬坡，爬坡还是往前爬，只是爬得慢一点。现在大家承认是道德滑坡。怎么解决？我个人认为没有快速、有效的办法。中央现在提出来核心价值，社会主义的思想要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变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重新建立它的信仰。有很多朋友研究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必须有创新发展，得有一批有出息的人在理论上做很好的开拓，不能照搬苏联的模式。现在我们看到苏联的模式有很多不适用于中国，我们吃了很多亏，应该根据中国的情况给予它新的生命，逐渐扩大它的影响，起一个引领社会文化精神的作用。同时要运用各种文化资源来共同建设和谐文化，包括儒、释、道，包括民间信仰，包括各种宗教，今天必须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最近中央提出来，要发挥宗教在促进和谐社会中的积极作用，不是压迫它，不是斗争它，而是引导和使用，中国共产党人对宗教的态度有一个大的变化，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现在主流意识从正面肯定宗教和社会主义社会可以相协调，就是正面可以合作。我们今天只能是认真地继承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信仰，把它发扬光大。主导性和多样性、先进性和广泛性相结合，然后运用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来慢慢地通过建设弥补这个信仰的空缺，恢复和重建多元通和的良性宗教文化生态。这项工程是不可预期的，我们做得好，也许20年、30年，做得不好可能半个世纪、一个世纪。因为我们曾经有太多的破坏，我们现在的信仰文化的生态是严重不平衡、严重失衡，我们要重新恢复起来。现在大家都有一种信仰需求，就是人不能只是物质层面的满足，要有精神层面的追求。儒学虽然我认为并不是宗教，但它是一种信仰，信仰不等于宗教，它能给人一种理想，所以有人信儒学也挺好，信佛教也挺好，信道教也挺好，信基督教只要爱国也挺好，然后我们在社会主义思想引领下来重新建设中国的信仰文化。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我一下子说不太全，只能这么简单说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