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上、下册）

郑小瑛：前年我在这里特别讲了一下刘湲作曲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我不知道这里有多少朋友上次听过？不多，我还可以再讲一讲，你们听过的就对不起了，可能就有点重复了。

在我们福建的闽西山区有一些用生土夯成的巨大的土楼，我听说美国的卫星从天上拍到了土楼，有方的也有圆的，他们说不得了，中共在闽西山区掩藏着许多针对台湾的导弹发射井。他们派联邦调查局的人带着相机来调查，结果到那儿一看，怎么老百姓进进出出的，原来那是一个个民居，他们就拍了好多的照片，回去发表在美国的杂志上。这下我们中国人才知道，原来老外对这个还感兴趣，于是赶紧去申报联合国的文化遗产名录，最近我听说今年已经列入后备名单了，就是说有希望了。

土楼究竟是什么呢？我们古代有许多次改朝换代，经常发生战争，中原一带的汉族有过五次往南的民族大迁徙，我想这些人不是因为生活困难，挑着担子远走他乡的逃荒者，而可能多是持不同政见者的“逃亡者”，改朝换代时可能他不愿意侍奉新君，或者说新君要灭他九族，他不得不逃。他们从中原往南，经过湖北、湖南、江西、四川、广东都陆续地留下一些人在那里定居，再往南是大海了，再转回来到了闽粤赣交界处最偏僻贫困的地方，没有汉人居住，于是他们就在那里定居了，当地人叫他们客人，客家人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客家人因为语言跟当地不一样，所以他们多次希望自己成为一个民族，但是都没有被批准，因为他们是汉族的一个族群，一个民系。我父亲是闽西的客家人，我从小就听他讲客家人的历史，但是他没有给我讲过土楼，这些故事都是我现在才知道的。

客家人是带着他们的文化迁徙的，这些人有政治头脑，有文化，所以定居以后他们要求子孙要勤耕重读，要好好耕田，否则没有饭吃，要好好读书，否则没有发展，所以客家人的子弟特别勤劳，特别努力读书，他们很快又发展起来，做官的，做生意的，当地的土匪就经常光顾他们，于是他们逐渐修起了像碉堡式的土楼来繁衍生息，保卫家园。土楼里用生土夯成的墙基差不多有两米厚，上部也有一米多厚，有圆的，有方的，有菱形的，各种样子的都有，但一般的规律是下面两层没有窗户，你看到的只有一个供出入的大门。到了厦门以后，我的好奇心驱使我想去看看老家到底什么样子，特别想去看看被美国人误认为导弹发射井的土楼。可是当我看到一个下面连窗户都没有的硕大的土楼时，我就想，人在这里面怎么能生存？但是当我一走进去，豁然开朗，眼前是一个很大的天井，正对着大门是一个祖厅，两边有罗马式的大圆柱，回廊上有精致的石雕、木刻，祖厅里供着祖先的牌位，上面有祖训，有横幅，有楹联，充满了文化气息，这点让我很吃惊，因为在北方我们都参加过土改，在贫困的农民家里你看不见文化，甚至你见不到文字，可是这里的主人可能有八个儿子，这座土楼就是按八卦建筑的，每一房从上到下一个卦，天井里面有井，被围困三个月都不怕，土楼的第一层是厨房，它的门都是对着天井的，所以墙外不需要窗户，二层不潮湿，是粮仓，储备农具和粮食，三、四层才住人，才有了里面小外面大的窗户，是准备打枪用的，唯一的木头大门上面也有防火的设备，他们把自来水引到上方，万一外面用火攻，也可以浇灭。土楼是客家人的家园，也是碉堡，使我感到震撼，因为客家人在贫困艰难中还教育子孙不要忘记祖先，还顽强地保存着中原文化，体现出一种民族精神。那一天，人们告诉我当年在龙岩——因为那年是龙年——龙岩要举行第16届世界客属恳亲会，有几千个代表要到龙岩来聚会，我就脱口而出：“要是有一部交响乐来表现这种精神有多好啊。”后来有朋友帮我找到了作曲家刘湲和钱，过了几个月这个作品出来了，我就带着厦门爱乐乐团去闽西山区龙岩的大会上进行了首演。那天的场面让我激动，因为来的都是世界客家人的代表，我从来没有在这么多客家人面前演奏过，所以他们问我：郑老师，怎么报你的名字时我不假思索地说：你就报永定客家女——郑小瑛教授吧！他一报出去全场轰动，因为谁都没料到我是客家人，我当时心想，我父亲在天之灵一定会很高兴。

刘湲的交响诗篇《土楼回响》长达38分钟，我相信在场的那些客家人多半是从来没有听过交响乐的，可是大家凝神屏息，非常安静。这部表现我中华民族客家人精神的交响诗篇共有五个乐章：第一乐章是“劳动号子”，表现客家人用生土夯墙，建筑土楼，齐心合力团结奋斗的精神。第二乐章是“海上之舟”，表现客家人为了生存和发展，一叶扁舟下南洋，跟风浪搏斗，跟生存条件搏斗的情景，当风浪过去远处飘来一首《过番歌》，作曲家巧妙地让一位70多岁的闽西山歌王原汁原味地唱起一段客家人牵肠挂肚的“过番调”时，许多人感动地流下了热泪。这位老大爷现在还在田间劳作，他20岁的时候曾在中南海给毛主席唱过，“文化大革命”时还挨过斗，责怪他为什么要给毛主席唱情歌？山歌嘛，很多内容都是情歌呀，后来慢慢地他被人们遗忘了。这次刘湲去采风，听见了他的歌声，太喜欢了，就把他的演唱原汁原味地放到交响乐里面了，刘湲很聪明地让他自由地唱，而用乐队来给他伴奏，形成了原生态山歌与交响乐融合的一个亮点。第三乐章是“土楼夜语”，表现的是土楼母亲与海外游子的思念，非常精致地用了北方的梆子和锣的声音，叮叮咚咚的钢片琴声好像天上的星星闪闪烁烁，也在传递着思念之情，最后是客家人喜欢的树叶吹奏，表现了凄婉、思念的感情。第四乐章是“硕斧开天”，最新的消息说全世界客家已有1亿多人了，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会找到客家人，他们走到哪里就把中原传统文化带到哪里，音乐里的小锣大鼓，耍龙舞狮，表现了热烈的民俗场面，抒情的中段也表达了客家人崇文重教的细腻感情。最后的第五乐章叫“客家之歌”，刘湲选中了一段山歌叫“你有心来我有情，不怕山高水又深，山高自有人开路，水深还有造桥人”，传递了一个开放的客家人——中国人的形象，愿意与世界广交朋友，而且作曲家用了多次反复的简单旋律，让我们走到哪里都可以跟当地的合唱团合一遍乐就一起演唱，我们不仅与全国各地的民众合唱团体合作，甚至还和日本人、美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和意大利人一起用客家话唱过，台上台下击掌互动，非常热烈。

这部作品在2000年在龙岩首演，就得到当场那些从来没有听过交响乐的客家人的热烈欢迎，我就认定这是一部非常好的雅俗共赏的中国交响乐，这才拿到厦门来演，才请北京和福建省的专家来听，他们一致说好，我们才把它送到中国音协去参加评奖，结果它获得了2001年首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唯一的金奖，也证明了它确实被公认为近代中国交响乐的一部优秀作品。厦门爱乐乐团是一个表演团体，有了一部好作品我们就义不容辞地把它带到各处去演。9年来，凡是我们的巡回演出，我们都要把《土楼回响》带去，特别是到境外去演出，我必带《土楼回响》。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交响乐发展得比较慢和比较晚的国家，只要出现了好作品，作为一个表演者就有义务把它带出去，带到全国和全世界去，让大家知道中国的音乐家也在努力地用交响乐的手段表现中国人民的心声。

去年厦门爱乐乐团有机会到台湾去，我就以《土楼回响》作为主打作品，得到台湾同胞非常热烈的欢迎。有一个老人说，交响乐离我们很远，从来没有想到交响乐还可以表现我们客家人的精神和故事，所以他们特别感动。还有一个老人说，你们的音乐让我想起，听前辈讲，台湾海峡有一个黑水沟，那是六死三进一回头啊，十个人有六个人得死在那里，只有三个人才能达到彼岸，也只有一个人能回到家乡啊！这个故事非常凄凉，所以他们特别感动，能够沟通共同心灵的音乐语言，使他们联想到大陆和台湾本是一根生，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一个民族一个村的，因而我们的台湾行非常成功。

另外，今年4月我们得到了福建省的一个友好州省——德国莱法州州长的邀请，他三年以前到福建访问的时候，我曾经请他到厦门来听一场我们的音乐会，德国是交响乐的故乡，他一听这个乐队，就明白这个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的文化品位，他当即就表示愿意邀请我们去德国访问，可是，由于我们是一个民办的乐团，没有经费，也没有官方的途径来推动这个事情，所以一下就拖了个两三年。去年我们得到了台湾演出成功的鼓励，当我们再次得到莱法州的邀请时，就委托一个朋友帮我们安排了欧洲之行，使我们得以在欧洲的法国、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的八个城市里，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演出。我们成功的首要一点，是我们带出去的是中国的交响乐作品，从效果来看，我们的曲目选择是成功的。我为这次欧洲之行起了一个名字叫“土楼西行”。我国的交响乐队出访往往都想跟人家打擂台，你奏布拉姆斯，我也奏给你听听，你奏马勒，那是交响乐的技术顶峰，我们中国人也会。但是我觉得这最多只能表现中国人的表演才能不错，但是一个民族的音乐发展水平，主要还是体现在你的创作上。

北京是个文化大都会，经常有各国的乐团来演出，一次，世界一流的荷兰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来北京演出，可是它的节目单上的作品，有法国的、德国的、意大利的，却没有一首是荷兰作曲家的，给你的印象是荷兰的交响乐文化并不发达，它不过是有一个好乐队而已。但是你看德国的交响乐团，奥地利的交响乐团来，全部都是德奥的交响乐作品，贝多芬、勃拉姆斯、马勒或者是理查·施特劳斯，这些作曲家左右着交响乐的音乐史，通过这些作品，你会对这个民族肃然起敬，这是它独特的文化。

所以我就有这样一个理念，我们中国的交响乐团是学习西方经验的乐团，虽然不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我们要向世界展示的是我们中国人在这个领域里面“洋为中用”地作出了什么成绩，我想交响乐的“娘家人”应该感兴趣，一颗交响乐的种子播在东方古老的土地上会开出怎么样的花呢？这点应该吸引西方人，哪怕他们现在还不感兴趣，但是他们听到了应该会有所触动。所以我为此行取了个名字叫“土楼西行”，全部选的都是中国作品，除了半场《土楼回响》，还有一些其他作曲家的优秀作品，但是在每场音乐会上，我们首先奏响的是一首当地国家的作品，以示尊重和友好。比如在法国，我们奏的是柏辽兹的《罗马狂欢节》，和马斯涅的《沉思》，这个都是表示对他们国家文化的尊重。接着，我们有鲍元凯的《兰花花》，有周龙为琵琶和乐队写的《霸王卸甲》，这首根据中国古代历史传说写成的古曲，经过了现代作曲家的改编，使我们的琵琶演奏家章红艳能够和交响乐团进行精彩的合作；我们还请了小提琴家李传韵与我们同行，他的特点是技术非常辉煌，所以我没有让他去奏古典的作品，而是奏了一首《卡门主题幻想曲》，结果他的炫技风格也着实让西方人瞠目结舌，从他身上看到了年青一代中国音乐家的实力。我们的节目里既有中国传统的古老文化，又有我国现代作曲家的创作，还有现代青年演奏家的展示，最后，我们还有一部重头戏——交响诗篇《土楼回响》，因而从第一站起，我们就受到非常热烈的欢迎。

我现在就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在柏林爱乐大厅的演出情况。大家知道柏林爱乐大厅的名声在音乐界来讲，比维也纳金色大厅要更加专业化，因为它是被称为欧洲的音乐指挥皇帝卡拉扬经营了30多年的一个交响乐殿堂，在他的指导下建成的音乐厅，音响非常好，而他的乐团就天天在那里面排练，主要的演出场合也在那里，所以进入这个音乐厅会有一个很奇妙的感觉，好像音乐厅里仍然回荡着卡拉扬的声音。因此，我们“土楼西行”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要进入全世界交响乐人都向往的柏林爱乐大厅。现在维也纳金色大厅已经相当商业化了，只要能够支付昂贵的场租，谁都可以进去演出。现在除了我们的民乐团，也有一些大学的乐队，地方的团体和业余合唱团都可以去，但是柏林爱乐大厅的专业门槛就比较高，这次我们能够租到那个场子也是得益于一位年轻的指挥家傅人长，他是柏林交响乐团的首席指挥，是我国年轻指挥家的佼佼者，现在他已应聘为厦门爱乐乐团的艺术副总监。由于他经常率团在柏林爱乐大厅演出，在当地有一定的威望，由他来推荐还不出名的厦门爱乐乐团，才能被对方接受。

另外，作为我们搞专业的人来讲，能在那个音乐厅里听一场原汁原味的柏林爱乐乐团的演出是多么幸福啊！因为音乐是不能复制的，现场的音乐即使你录下来，它也已经是另外一种声音了，同样的节目你再听第二场也不一定是第一场的效果。音乐就是一个很特殊的艺术品种，它在时间流逝过程中产生和消失，所以，在西方尽管个人有很好的音响，有CD可以在家里欣赏，但是人们还是要花钱去听某个指挥或某个乐队在现场的演出，因为那个是独一无二的。4月16日，我们的运气来了，就在我们演出的前一天，在那个厅里，有柏林爱乐乐团的一场演出，演奏的是他们最具传统演绎权威性的布拉姆斯和舒曼的交响音乐，我们全体年轻演奏员在傅人长的帮助下，买到了最便宜的票去听了一场，那晚真是像过节一样。因为外国的交响乐团到中国来旅行演出，已经不可能是他们的原汁原味了。你想，旅途劳累，演奏状况肯定会打折扣，厅堂的音响效果和观众他们也不熟悉，所以，能够在他们的厅堂里听到他们的乐队演奏他们的作品，是很难得的机会，因而那是令大家如痴如醉的一个晚上。

可是，回来大家心里就发憷了，明天就是我们演出，我们怎么与人家比啊？于是我就跟大家打气说，没什么，我们不是来这儿跟他们比贝多芬，比布拉姆斯的，我们带来的是一棵在东方沃土上生长起来的奇葩，只要我们尽力投入，好好演奏，是会给他们带来惊喜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德国的听众可说是交响音乐最挑剔的听众。回顾西方的音乐发展史，17世纪，歌剧开始在意大利形成，18世纪，交响乐在奥地利、德国形成，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等音乐大师，所以德国人是地地道道的交响乐的家乡的听众。就像许多外国歌唱家和指挥家到意大利去演歌剧也都是很紧张的，弄不好观众会在底下给你叫倒好的，所以到柏林卡拉扬的大厅里去演中国作品是要有点勇气的。我在出发以前在我的新浪博客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说，我们要到“关公门前去耍大刀”了！那么，我们这个年轻的乐团为什么敢于做这件事情呢？一个就是我们有一部优秀的中国交响乐，另外就是我们年轻，没有包袱，我们很愿意去学习；我们希望在把中国的音乐文化带出去的文化交流中，听到同行们的反应，世界的声音；具有这样单纯的心愿，我们才敢去“耍”这个“大刀”。

结果我们在那里的演出出乎意料地成功，原因之一就是观众组织得很好。我们很清楚这次访欧演出的目的，就是要向西方主流社会展示改革开放以后，我们中国交响乐的发展情况，我们的方向和与慰问华人为主要目的的《同一首歌》是不一样的。这里给大家露一个底，我们驻德国的文化参赞董先生向我们介绍，中国的交响乐在西方是没有商业市场的。在交响乐的故乡，谁会来买票听你中国人的交响乐？就好像我们中国人也不会去买票听某个德国的京剧班子一样吧？我们可能会去看个热闹，好奇，但是去买票听恐怕不会。一样的，特别是中国的交响乐在世界上是属于后起的，再加上是厦门的乐团，厦门在哪儿？地图上都要找半天，谁会来买你的票？过去的乐团来这里卖不出票时，临时还是要请使馆来组织听众，而这时你才邀请老外就不大礼貌了，只能组织华人前来，这就达不到你们的交流目的了。因而他就建议我们，这次不如就通过我们使馆来给你们邀请各界政要、文化教育和音乐界的有关人士。后来在董参赞非常好的帮助下，2200个座位的柏林爱乐大厅来了有1900多位听众，而且主要是主流社会的，这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而且那个会场很热烈，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当然也有出于友好的成分，但是那个热烈的程度我相信还是由于他们对我们的作品和演奏评价比较高。现在给大家先放一段我们在柏林爱乐大厅音乐会打头阵的一段录像：贝多芬的《埃格蒙特》（Egmont）序曲，贝多芬是德国的光荣，《埃格蒙特》是最能体现贝多芬英雄主义精神的一部作品。我们以这部作品向德国人民表示敬意，现在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部作品。

埃格蒙特是15世纪尼德兰人民起义的一个领袖，尼德兰就是现在荷兰南部，比利时北部的那块地方，当时它在西班牙统治之下，尼德兰的人民领袖埃格蒙特率领人民起义要推翻西班牙的统治，可是他不幸被叛徒出卖，在他英勇就义的时候他还在高呼“为了祖国、为了自由战斗吧！”贝多芬是生活在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一个激进的作曲家，他非常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崇拜埃格蒙特的英雄主义，所以他为歌德写的《埃格蒙特》话剧写了十段配乐，其中序曲最为精彩，它概括了这个故事的主要内容，但他是用音乐手段来表现的，怎么做的呢？我们今天来介绍一下贝多芬的方式。比如说一开始他用弦乐奏响了几个很沉重的和弦，用的是西班牙舞蹈里的节奏，可以理解为人民在西班牙残暴的统治下面，承受着深重的压迫；然后木管奏出下行的音调，表现了人民的苦难、叹息，然后又重复了暴政的形象，又是叹息，还可以听见抒情的弦乐轻轻奏起一个人们向往幸福的声音，但同时你还可以在低音提琴上听到，好像不祥的压迫仍然存在着威胁。这是一段引子。接着出现了一个人民的主题，一个暴政的主题。在人民的主题里，我们首先听到大提琴上奏出的一个下行的旋律，我简单地叫它“叹息”、“苦难”，然后在苦难里面有一个音乐节奏在渐渐地增长，这是战斗，它由弱到强，然后这两个主题又反复交织在一起，这时不再是无助的苦难了，好像在呼喊，是战斗号召。音乐就是这样，从弱到强，一遍一遍地重复，来加深你的印象和理解，这是“人民主题”的两个部分。后面出现了一个有着对比形象的表现“暴政的主题”，就是引子刚开始的那几个和弦，但是速度加快了，更加凶恶暴虐。这个“人民的主题”和“暴政的主题”几次反复较量，当暴政发展到最疯狂的时刻，小提琴一下子戛然停住，你可以理解为埃格蒙特的英勇牺牲，在一个短时间的沉默安静之后，木管轻轻地奏出一个像悼歌一样的音调。紧接着，在低音乐器上，出现了轻而激动的节奏，好像从地底下又燃烧起了怒火，人民并没有被英雄之死吓倒，人民又重新聚集力量站了起来。所以当小号雄壮吹响，不用解释，那就是胜利，就是凯旋，这就是贝多芬的方式。这样一首乐曲里面所给予我们的手段，表现喜怒哀乐的手段，为后人提供了学习的楷模，大家可以看到很多我们现在表现胜利的方式都是从贝多芬的作品中获得灵感的，200年前，贝多芬的表现手法就这么丰富，我们来听一遍，好吗？在柏林爱乐大厅指挥这首乐曲的是我们乐团的艺术副总监王钧时，他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指挥家，原本是天津交响乐团的团长，退休以后应我的邀请来帮助我们这个民办的乐团——

（放映）

现在我给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厦门爱乐乐团。这个乐团到现在为止还是我们国家唯一的一个民办公助性质的职业交响乐团，它成立9年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邀请了有200多位音乐家和我们合作。按一套音乐会大概两个钟头的节目来计算，我们已经积累了不同节目有160多套了，已经演出670多场。我们的经费非常少，我了解了一下，深圳交响乐团和广州交响乐团现在每年由政府提供的经费大概有2000多万元，而厦门爱乐乐团在最初建团的5年间，每年的经费平均只有450万，近年由于政府和企业的支持慢慢能够达到700多万，只等于那些国营的同类团体（当然他们比我们大一点）的一半。虽然我们经费很困难，但是出于诚意，我们仍然邀请了270多位音乐家前来和我们合作，我们每个礼拜开一场“周末交响音乐会”，从来不间断。所以如果大家要去厦门旅游请星期五去，一定能听到我们的经典交响音乐会。

这个乐团是厦门市的领导邀请我去做的，成员是从全国招聘的，是个真正的移民乐团。我答应去建设这个团，是因为厦门要建成一个国际性、现代化的风景港湾城市，他们希望提高厦门人民的音乐文化素质，使厦门有一个能跟世界文化沟通的艺术品种，因此我们从来不以养活这些演奏员为目标，而是为了市民和政府的文化教育目标，因此我们的经费虽然非常少，但我们没有停步，还是在努力地“量入为出”。今天我看到了深圳新的音乐厅，非常羡慕。我去浙江讲课也发现浙江有十几个城市都有音乐厅和歌剧厅，但是那些地方都没有能常年提供表演的乐团和剧团。我们这个乐团每个礼拜都有一套经典交响音乐会，为大家提供海顿、莫扎特、贝多芬、布拉姆斯、马勒、柴可夫斯基的交响作品，为的是要提高厦门人民的文化素质。我们一开始也是得不到认可的，因为厦门不是一个交通要道上的城市，很少有交响乐团去，他们自己沾沾自喜地说他们有钢琴，是钢琴之岛，我说，你们钢琴是很多，但是水平很差，你们都不知道外面是什么水平了，这几年他们明白了，已在努力追赶提高。厦门人一开始对建立一个交响乐团也不以为然，认为乐器贵，本地又没有演奏人才，外聘人员的工资又比国营的高，奏出的东西也听不懂，这是什么呀！但是经过我们这些年的埋头苦干，并不断宣讲交响乐会对这个城市带来的好处，我们把人类创造的经典响作品介绍给市民们，让他们懂得世界的历史、世界的文化，人民的文化素质提高了，有一个文明的生活环境，投资者也乐于前来，慢慢市民接受我们了。2006年厦门市民投票选举十大城市名片时，我们居然也占有了一席之地，我感到非常高兴，这至少说明两点，一是厦门人接受了交响乐这个品种，第二就是接受了这个移民乐团，我很看重市民们的投票，它比领导的颁奖更加有意义，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

我们也经常在音乐会上宣传音乐厅的礼仪和规矩，我们每年给中学生提供十场免费音乐会，昨天下午我就是刚刚给中学生们开完一场音乐会，晚上就来深圳了，今天下午在这里讲完，马上回去，晚上还有一场音乐会要指挥。我是特别忙，急于要为厦门人民的文化素质提高做一点事情。但是我们开始非常困难，因为大家并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我到厦门去也没有讲任何条件，他们让我住五星级酒店，我说不要，我要跟大家一起艰苦创业，住进了筒子楼，说给我弄个车，我说不要，那时我们都住在鼓浪屿，步行就行了。可是由于我们是民办的，没有一个固定的排练地方，被人家撵得到处走，开始是一家企业支持，可是亚洲金融风暴一来他们就不行了，而乐团已经有了二三十人，怎么办？这时厦门市政府说就让鼓浪屿区来管，区长哇哇叫，说我这个一年才2000多万的财政，让我拿200多万管一个乐团怎么行呢？我连一个月200块的下岗工资都发不出来啊！可是他们还是执行了市政府的要求，帮助我们渡过了难关。我们一方面厉行节约，同时一天也没有停步，不是说，没有钱就不干了。我们每个礼拜举行一场不同节目的经典交响音乐会，天天训练，天天宣讲，传播音乐文明，慢慢地对城市的文化习惯也有了一定的影响。逐渐地，厦门的听众开始喜欢听音乐了，他们欣赏音乐非常专注，做到了既安静又热烈，懂得用掌声把艺术家迎上舞台，或送进幕后，而现在有很多地方的观众都做不到这点，有一位华裔指挥家在音乐会上激动地转过身来对观众说：厦门有全中国最好的听众！我们乐团除了在厦门演出，还常到那些从来没有听过交响乐的市县里去。我记得有一次在长乐市，书记非常认真地给大家做了动员，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听音乐会，果然效果非常好。音乐会以后，他到后台来问我：“郑老师，我们的听众怎么样？”我说：“非常好，又安静又非常热烈，但是我要提一点意见，你看你们的领导席上都摆着矿泉水，可以一边喝水一边听，但是后面的观众席上却没有，这点特权在音乐厅里是很难看的。”你不要以为这是恭敬，这是对我们整体文化素质的贬低。这样开放式的音乐殿堂是在资产阶级革命以后逐渐形成的，之前在西方的封建庄园里面照样为皇宫贵族设有包厢，在瑞典，我见过皇家歌剧院里有很漂亮的两张锦缎椅子放在厅堂中间，那是皇帝和皇后的专座，旁边才是大臣们的，包厢也都是贵族的，后来资产阶级革命爆发了，平民要平等，才把这些特权取消了，出现了新的音乐厅和公众的剧院，就没有这种特殊的包厢了，统治者也愿意作出一种亲民的姿态了，现在在中国工农当家的土地上反而有这种现象，这是有损我们民族形象的。在厦门，我们的乐团可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给孩子们认真做免费音乐会，五一、十一，可以不计条件给游客们举行露天的免费音乐会，多辛苦都可以干，但是我们要受到艺术上的尊重。比如在官方盛大的宴会上，在他们吃喝中让我演奏，我就绝对不干。你们应当知道，音乐家们为了能够给听众以一个高质量的演奏，要花多少时间来排练，严肃认真地对待每一个音高，每一拍节奏，可是当我们的表演被你们忽略，你们在那里喝酒、碰杯，完全不听我们，我们就会感到不受尊重，感到屈辱。这种时候你轻轻地放一点录音作为背景音乐才是最好的。或者，你们可以先听完音乐会再吃喝，或者吃喝完了以后我再演奏，我们在乎的只是一个彼此的尊重。

下面这一段是中央电视台前不久做的关于我的一段“音乐与人生”，我就在这里给大家放一放。

（大家从投影中看到郑小瑛从舞台上摔了下来……）

我给大家讲这个故事，2006年除夕，我带着乐团在龙岩演出新年音乐会，上半场是另外一位指挥，他表演完后有人给他献花，花束里面有水，滴洒在了指挥台的旁边，我没看见，下半场我大步流星地走上台去，一脚踩上去就摔到了台下，全场惊呼起立，我的演奏员也全都站起来了，脸上都是一派惊恐，我自己也想这下子完了，后来醒过来，好像哪也不疼，大家搀我站起来了，我歇了两分钟，就又走到了指挥台上，那时台上台下所有的人都起立，长时间为我鼓掌，让我感动得不得了，赶快安慰大家：请大家放心，一场虚惊！由于当场有录像，就留下了这么一点纪念。

（放映……）

因为时间关系，我最后还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点我们的欢乐，这就是我们在柏林爱乐大厅演出《土楼回响》时，受到柏林听众热烈欢迎的最后场面。

（放映厦门爱乐乐团在柏林演出的实况录像……）

当第五乐章“客家之歌”在柏林中国学友合唱团和新柏林合唱团中德朋友的参与下辉煌结束时，在雷鸣般的掌声中，我请闽西山歌王李天生和树叶吹奏者詹晶晶上台谢幕，还向大家介绍了作曲家刘湲，看得出来，他因自己的作品能在柏林爱乐大厅被很挑剔的德国观众热烈欢迎而显得非常激动。大家可以看到，德国人对待音乐，对待艺术家是非常尊重有礼的，那么长时间的鼓掌，让我一次又一次地返场。我们加演了一首《茉莉花》，这首江浙民歌由于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把它写到了他的歌剧《图兰朵》里面而被西方人熟悉，我们奏完了还不行，观众继续热烈鼓掌，我们只好把客家山歌的最后一段又唱了一遍，全体观众又跟着我们的节奏热烈击掌。最后我不能再加演了，因为与音乐厅有合同，到时间我们如果不撤出，是要付加班费的。

柏林听众非常热烈的赞赏场面让我们很难忘怀，特别我们是一个那么年轻的乐团，能够在交响乐的故乡得到这样的认可，我们真是非常高兴。回想起乐团走过的艰难历程，也免不了无限感慨。

想当年我们是在很艰苦的条件下埋头苦干的。刚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见我们刚开始在鼓浪屿排练的场面，那是一个空旷的大礼堂，回声太大，一演奏就嗡嗡嗡的，听不出好坏来，不利于排练，又没办法装修，我们只好去买了一些最便宜的本色白布挂在周围，以便吸去一些声音。后来我们要请邻居来听听我们的公开排练，可挂满了白布帘子，就像灵堂似的，太难看了。后来副总监去买来一面国旗挂在正中间，才有了一点喜庆的红颜色。后来，支持我们的老总不见了，礼堂的租金也没有了，人家就把我们轰出来了，真是很困难的一段日子。

可是我们去年百人大团到台湾，所有的费用180多万元，是由泉州的一家企业九牧王公司独家赞助的，而且这位林总主动来找我：“郑老师，请您看我们的企业有没有资格来赞助你们全程去台湾？”这里面既体现老总对祖国统一的感情，也说明我们乐团在厦门人民的心目中已经是一个品牌，值得他来支持了。我们曾经有过那么困难的筹款经历，今天能够得到这样一个主动来支持我们的企业家，说明我们的辛苦没有白费，我们开始进入一个良性循环，那就是我们以音乐为社会服务，社会支持创造音乐的我们，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干，坐等经费到了位才干，我看那将永远是个空想。

2007年我们去欧洲，又是在一位副市长的推动下，由厦门的15家企业共同支持的，所以我们这两次出访都没有多花政府一分钱，而这是怎么得到的？就是因为我们埋头苦干，辛勤耕耘，终于感动了“上帝”，认可了我们的劳动是为了厦门，于是他们开始愿意来支持我们。

其实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是相辅相成的，缺了哪一方面都不行，但为什么总是显得文化建设老是低人一等，总是要去求人“化缘”？这正好说明社会对此的认知程度还不够，特别是政府或者企业家们对社会必须全面发展的责任心不够。有人说：经济竞争以后，最后的竞赛是文化，而文化建设却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长线的建设。现在各地都在盖大剧院，修音乐厅，有些地方很小的县、市都可以盖楼、堂、馆、所，有钱就可以盖嘛。可是你问问那里有没有乐团、剧团，有多少日常演出，你就会发现90%以上都闲置着，究竟有多少人可以看到高水平的表演，我们无从知道；更少有人关注如何才能培养出高修养的欣赏者！人们文化素质的提高，生活质量的提高，民族素质的提高，可不是有钱就能做得到的，那可是百年树人的大事情，需要几代人甘于寂寞的不懈努力，所以我非常尊重教师这个职业，他们真正在为民族的未来铺砖添瓦。这是我的一点体会。

非常感谢大家，我的时间已经到了极限了，我马上要赶回厦门参加演出，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有这么多的朋友来到现场。

主持人：我刚才在想，观众会有什么样的问题想问呢？刚才听一位观众说听完郑老师的讲演忽然觉得钱不是很重要了，什么时候我们深圳市也有这么一个乐团和这样一个老师能给我们这样的好音乐啊！还有就是，当我看到郑老师在很简陋的一个房间里演奏，我想，是什么信念去支持大师级的人物放下身段去从事这样一个事业呢？我对郑老师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刻：就是更有效率地去使用自己的生命。我想可能在座的所有观众都和我有同样的感受。但是我们今天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我们所有的感谢和感动用掌声表达出来，也邀请郑老师再次来深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