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调节、规范各种社会关系为目的的中华传统礼制，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家礼乐文明，因先天性地被赋予天理化、法条化的等级色彩，而成为历朝历代统治者政治思维的核心内容。其间内蕴的仁者爱人、内圣外王等思想精义，的确曾经在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融合、稳定社会秩序、和谐人际关系方面长期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之类的意识形态说教，又是思想的枷锁和牢笼，阻碍和迟滞了中国社会的近现代转型。唐宋以降儒学自身的变异出新，中西文明百年以来的相激相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图愿景，则反复对中华礼制的学理演进、新旧转化与现实应对提出挑战与考验。为与人类迈向市场经济、民主政体、法治社会的共同发展目标相一致，经过现代性转换是传统礼制重现活力以服务现实的必要途径。这种转换理应崇尚实践理性的观念，秉持求同存异的立场，强调制度建设的主张，怀抱与时俱进的心态，如此才能实现中华礼制在社会核心价值观中的继承与改造，彰显其现代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