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往的阅读中，我遇到过有关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是否与众不同的猜想。例如，有两位大学里的经济学教师，曾经在学生中做了一个试验，目的是看在他们设计的游戏中，学经济的学生与非经济学的学生是否有不同的表现。他们把接受试验的学生每两个人分为一组，学生自己决定如何在两人中分配10美元。两个人分别作为决定人和接受人，前者提出一个分配比例，后者作出同意与否的反应。如果接受人不同意决定人的分配方案，则两人1分钱都得不到。

试验做下来，结果是学经济的大学生通常接受得少而保留得多。也就是说，当他们作为接受人时，最少可以接受1.7美元的分配；而当轮到他们决定分配时，他们则要给自己留下6.15美元。非经济专业的大学生则与之不同，他们接受的分配最少为2.44美元，而留给自己的数量是5.44美元。由此可见，学经济学的与不学经济学的两类人，思维方式和行为策略上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做这项试验的人得出结论是：经济学家更为“理性”。

更有趣的是，在做这项试验时，无论对于一年级学生还是对于四年级学生，结论并无差别。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决定要学经济学而实际上尚未学到什么东西时，就已经与他人有所不同。这个结论不由使人猜想，或许经济学家有着某种或多或少与众不同的个性。

思想史上关于人类未来的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之争，也反映出经济学家与其他领域的学者之间的不同。粗略地观察，人们总是这样概括：有着自然科学背景的学者，倾向于对人类未来持卡桑德拉式的悲观态度（卡桑德拉是希腊神话中的悲观女神，传说为特洛依国王之女，能预知祸事）；而经济学家则更像是美国作家波特小说中的人物波利安娜，遇事过分乐观。

例如，有人将与人口、资源、环境相关的争论观点概括为四大流派：新马尔萨斯主义流派、谨慎的悲观主义流派、谨慎的乐观主义流派、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热情倡导派。新马尔萨斯主义的代表论著有未来学学者福斯特的《生存之路》和罗马俱乐部的《增长的极限》。谨慎的悲观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以上作者要么干脆不是经济学家，如福斯特、麦多斯等，要么很难称得上是经济学家（如布朗）。谨慎的乐观主义以及技术和经济发展的热情倡导派，则以经济学家舒尔茨、西蒙和福盖尔等为代表。

以上判断充其量可以在统计学的意义上站得住脚，而绝非处处适用，可以按学者的专业领域对号入座。经济学家中对人类前途持悲观态度的就大有人在。毋庸置疑，经济学家对人类经济活动造成的影响，从而今后的命运所持的观点，归根结底来自每个人的教育背景、学术经历和研究方法。但在这之外，或多或少地是否受到个性的影响呢？对“卡桑德拉与波利安娜之争”作出评价，以及严谨地探讨性格对经济学家学术思想的影响，都不是本文的目的。这里，只是通过两个经济学家的故事非正式地提出这个猜想。

就像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生活在农业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一样，杰文斯认为自己生活的时代是“煤的时代”。并且，就像马尔萨斯和李嘉图出于对土地资源有限性的担心，对粮食增长和对人类前途存在恐慌和忧虑一样，杰文斯面对工业活动对煤炭资源的开发也忧心忡忡。他警告人们，很快地，煤炭资源就会枯竭。到那时，人们引以自豪的工业增长必将停滞。除了后来的历史发展证明煤炭的储量远非当时人们所观察到的那么有限，而且很显然，既然杰文斯生活在“煤的时代”，他也就未能预见石油、太阳能和核能对煤的替代。

然而有趣的是，许多评判家指出，杰文斯天生具有夸大事物的个性。煤炭资源将会枯竭这个想法使他陷入杞人忧天的境地，竟至寝食不安。更有趣的是，杰文斯对纸的供给有着类似的担忧，因而买下大量的包装纸和信纸。他囤积的纸张数量如此之大，以至在他去世50年之后，他的孩子们还没有用完家藏的纸张。

20世纪20年代末的一天，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经济系教室的黑板前，趁着教授尚未进入教室，两个研究生半认真、半开玩笑般地计算出一个有趣的结果：如果全世界的人口挤在一起站在地面上，只需要威斯康星大学所在的丹尼县的一小部分面积就足够了。这个看似玩笑的独立思考，其实极富挑战性。半个世纪以后，两个研究生中的一个，已经成为世界级的经济学大师。并且，他对人类知识产生的影响，与那次智力型的玩笑不无关系。

这个人就是著名的经济学家、人力资本理论之父舒尔茨。在一本书的前言中，他指出：“人口质量和知识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类未来的前景。当人们考虑这些投资时，地球物质资源将会耗尽的预言就必然被抛弃。”这可以看作是乐观主义经济学家对于人类前途，以及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典型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