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经济现实本来是没有界限的，由于人类能力具有局限性，为了人们研究的方便，社会经济问题便被人为画地为牢，纳入各种各样的社会科学学科。随着人们向研究的深度进军，已经划分的传统学科仍然有继续细化的趋势。与此同时，随着研究技术手段的改进，以及专业化知识的逐渐积累，人类的抽象思维能力应该提高，从而社会科学也形成另一个趋势，即综合的趋势。作为这个终极目标的一个阶段或一种准备，跨越学科的研究和学科间的渗透不可避免。我们不妨把这种现象称作正当的跨学科和学科间对话。我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当然也表现出这种趋势。

跨学科研究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研究者个人条件，即必须真正具备所涉及学科的基本训练，掌握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的发展趋势；二是整个学科的发展水平，即研究者作为出发点的学科是否具备足够发达的水平，以至跨学科成为一种学术发展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所以，一般来说，跨学科研究或所谓“学科的帝国主义”首先产生于那些相对发达的学科。或者说，跨学科研究中作为出发点的那个学科应该具有较高的发展程度。

经济学常常表现出这种“帝国主义”倾向。美国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从经济学基本假设和分析框架出发，对种族、婚姻、犯罪等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我国经济学家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帝国主义”倾向，例如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框架解释社会、文化、历史等现象。有付诸文字的，也有流传于讲坛的，影响不可谓不大，以致冒犯了相关学科的学者，促成若干桩学术公案。为什么经济学家容易奉行学科的“帝国主义”态度，为什么会出现从经济学出发的跨学科公案呢？我以为有几个原因。

第一，过去这些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成功及其人们对之表现出的关注，使得经济学获得了一个“显学”的地位。作为改革开放20年的结果，经济学得天独厚，享有十分特殊的制度变迁经验，成为最活跃的学科之一，进步的确很大很快。特别是随着经济现象、经济形势越来越与每一个人的生活发生直接的关系，对经济学家的需求越来越大，这个行当学者发言机会越来越多。当他们到了别人家的地块上，很容易发现或者自认为别人的地种得不好。

第二，经济学的确有它的一个优势，即一旦接受并习惯这个学科的经济理性假说，就比较容易将其应用到对许多非经济现象的解释上面，而且往往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逻辑上的一贯性。经济学经世济用的特点，以及经济问题常常成为社会热点，也使该学科天生具有一种侵犯的性格。

第三，现代经济学高度的数学化，令许多经济学家对在本学科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望而却步，强烈地感觉到智力投入的边际报酬递减。这时，及早把投入转向另一个看似不那么肥沃的土地，似乎可以提高边际收益。

我认为目前经济学这种跨学科倾向很可能属于不正当的，需要对其有几分戒备。首先，经济学家天生具有破坏性。西方有一个笑话，讲外科医生、工程师和经济学家争论谁的职业是最古老的。外科医生首先提醒说，别忘了人类是怎么产生的。当初上帝取亚当的一根肋骨造出夏娃，那个手术当然是外科医生做的。工程师不同意：“你们记得在那以前上帝先创造了世界，完成把天与地分开的工作，除了工程师还有谁能做到呢？”经济学家则更为自豪地说：“上帝创造世界之前，只有混沌与混乱，想一想那是谁造成的？”

其次，中国经济学整体发达程度，以及经济学家个人素质都还不具备把社会科学综合集成的条件。毋庸讳言的是，中国经济学看上去明显的进步，在很大程度上来自其“后发优势”，即传统经济学与现实严重脱节，与现代经济学不接轨。所以一旦开始接轨的过程，“拿来”的机会非常多，收益也十分显著。从绝对水平看，中国经济学与国际水平之间的差距还是巨大的，特别是从经济学家队伍的整体状况看更是如此。而从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对经济学的需求来看，经济理论更是不尽如人意。此外，毋庸讳言的是，我国大多数经济学家的人文素养还是十分不足的。

事实上，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和改革速度之快，从而赋予经济学一种特殊而有利的供求状况，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显学”。又由于起点较低，奉行“拿来主义”十分容易，所以经济学家读书只须浅尝辄止。这也就是为什么直到今日，经济学家仍然被认为是读书最少，对其他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了解较差，从而也是最缺少知识分子气质的一伙人。

由此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学的发展尚未达到奉行“经济学的帝国主义”的水平。我们自己家里的“自留地”还有待更好地侍弄。

一旦出现了这种不适当的跨学科或冒犯怎么办呢？其实，我们迄今为止说经济学家还不够资格奉行“经济学的帝国主义”，仅仅是一种假说，或者仅仅对经济学家整体而言，决不敢断言发生的“帝国主义侵犯”一定是不合时宜的。所以，一方面，学术刊物和出版社应该建立一个“篱笆”，用学术规范减少经济学家侵犯的机会，抵御不正当的学科侵犯。经济学家是非常理性的，既然我们自己也知道，在存在制度缺陷的条件下，机会主义行为或所谓的“道德风险”最容易发生，那何不利用一下这个机会。所以，你也可以把经济学家不适当的冒犯，看作像索罗斯对发动金融狙击的解释一样，算是提个醒。

另一方面，我建议对待任何时候发生的，由任何学科学者发动的这种侵犯，应该避免采取一种乾隆皇帝式的态度。18世纪末一位英国贵族，花了一年的时间，把乔治三世送给乾隆皇帝的礼物运到中国。礼物总共有600件，其中不乏一些反映当时英国科技发展水平而中国没有的物品，如天象仪、地球仪、数学计算仪器、航海用的经线仪、望远镜、度量仪器、化学仪器、玻璃制品、铜器和其他制品。当这些礼物送至皇宫时，那位负责此事的官员却对送礼人说：我们哪有地方放你们这些淫巧奇物，况且我们也不需要贵国制造的任何物品。以此为鉴，我对遭到冒犯的兄弟学科的朋友有个建议，不妨把经济学家的侵犯视作一种礼物，合则用，不合就把它束之高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