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西部并非没有先例,譬如苏联发动过西伯利亚大开发,美国有过著名的“西进运动”,我们自己则搞过三线建设。古今中外西部开发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归结到一点,就是用什么手段开发西部,是硬手段还是软手段,抑或软硬兼施。既然把这种经济活动叫作西部大开发战略,那么它意味着一种政策导向,把资源从其富有地区向经济落后的西部地区倾斜流动。从历史上看,开发西部无非是通过三种资源的转移,或称三种资源流。三种资源流产生的效果显然是不一样的,且让我们分别做些分析。
其一,物质资本流。把资本倾斜性地投入西部地区,投资建立那里缺乏的工业、铁路、公路和机场等基础设施。这种资源流,显然是我们中的大多数所想象中的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做法。但是,历史上我们在这方面是有过实践的,如大量投资于三线工业、向中西部乡镇企业的倾斜信贷,结果都不尽如人意。有人说,投资于基础设施情况就不同了,“要想富,先修路”。然而,道路是一个载体,如果没有财富用来载运,道路就成了聋子的耳朵。又有人说,基础设施先行,道路修在那里总不会贬值。但资金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有成本的,这个成本首先是机会成本。除此之外,基础设施如果修了来不能马上派上用场,不仅损失了今天更有意义的投资机会,还会因维修、维护需要源源不断地追加投资,造成直接的浪费。
美国东西大铁路的修建常常被人引为例证,以为没有这条大铁路,财富就不会滚滚而来。这似乎把因果弄颠倒了,美国大铁路本身不是财富之源,只是在财富创造出来之后用来承载之的。何况美国经济史学家福格尔还原了历史数据后证明,美国东西大铁路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对国民生产总值作出显著的贡献。
其二,信息、技术流。把西部地区缺乏的技术和信息灌输过去,使其以蛙跳的方式,一步跃入信息时代。但是,一定的技术需要相应的承载环境,如果应用某种水平技术的环境比这种技术应该具备的环境低很多,这种技术是不能得到有效应用的。科技史上有过一场争论,对我们应该有鉴借意义。德国农业科学家李比希曾经与一大批权威农学家争论农学院应该办在农村还是办在城市。大多数权威认为,农业科学应该与农业生产实践密切结合,所以农学院应该设在农村。而李比希更多地看到农业科学发展所需要的整体科学技术环境,认为农业科学的进步,离不开诸如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等更为基础性的科学的整体发展,所以力主把农学院办在作为科学、文化中心的城市。好在这场学术之争没有采取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结论,最后是李比希赢得了论战的胜利,挽救了德国农业科学。
还有人举美国西部犹他州越过一般的科技发展常规途径,直接发展信息科技,从而在这个领域一跃而居领先地位的例子,认为中国西部地区也可以走一条技术赶超的捷径。可惜这个例子十分不恰当,因为尽管犹他州位于美国西部,但当今的美国并不存在中国意义上的地区差距,其西部地区并不与中国的西部地区分享任何共同之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犹他州并不在人才条件和技术基础等科技发展的环境方面实质性地落后于美国的其他地区。所以把犹他州的故事搬来作为一个西部开发的榜样,并不具有足够的说服力。
其三,劳动力、人才流。让西部地区缺乏的高素质人才流进去,改善西部地区的技术环境,同时使西部地区富余的简单劳动力流出来,增加他们的收入。这种资源流动或交换,是符合边际生产力均等化原理的,最可能产生预期的效果。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的差距,归根结底是可持续发展能力上的差距。具体表现为人口与经济资源之间的矛盾,即人类生存与生态环境的恶性循环,以及人口数量多、素质差,对可持续发展的制约。因此,西部开发战略本该把增强这一地区可持续发展能力即人力资本开发放在首位。
人力资本的形成和开发,通常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所谓的“干中学”模式,即在实践中积累经验,增长知识和技能。把科技人才和具有企业家素质的人才引进来,把简单劳动力输出去。另一种途径是在健康、教育、职业技能和企业家精神方面进行投资。所以,资本向西部地区的流动是必要的,重要的是投在哪里。既然西部开发中的投资活动应该是以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导向的,西部地区真正需要的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也只有对这种资本的投资,才是不会遇到报酬递减现象的,人力资本存量的增加也不会发生束之高阁或贬值的问题。所以,把稀缺的投资引导到增加人力资本的领域,才算是有效率的资本流动。由于教育、卫生等改善人文发展环境的投资活动,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外部性,所以需要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扶持来推动。
我逐一检讨三种资源流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涵义,目的在于警醒政策制定人和积极参与西部开发理论与实践的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千万不要因偏离西部地区的真正需要而用错了我们自己库中的武器。那样,产生的激励就会与宏伟的初衷南辕北辙。让我们再回到美国东西大铁路的例子上,以说明,中国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要想真正把各路英雄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归根结底还在于形成来自市场机会的有效激励。
19世纪60年代初,美国两家铁路建筑公司同时获得授权,分别由东向西和由西向东修建横跨大陆的铁路。其中,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被授权从内布拉斯加州的奥马哈,向西修至内华达州的西部边界,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则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的萨克拉门托向东修建铁路。由于这项庞大工程的预期收益是不确定的,所以政府设计了一套激励方案,以作为这项工程的补贴。政策之一是,铁路公司每铺设1英里的路轨,就可以在铁道两侧交替获得五块国有土地,用于开发。并且,政府后来还划出了一部分可以竞争的路段,哪一方进度快便可以获得更多的土地开发权。由于预期铁路修通之后,这些偏僻的土地会变得价值不菲,筑路公司的积极性一下子调动起来,两家公司分别从东西两向展开了竞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