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确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决策。其引起举国上下欢欣鼓舞尽在情理之中。我们看到，不仅舆论界和学术界表现出高度兴奋，中央政府各部门纷纷安排项目规划，准备投资，西部地区各省市区政府也跃跃欲试，一时间兴起一个要项目、要投资，大干快上的局面。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央政府增加财政转移支付，全社会筹集资金作出响应，无疑是这种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然而，争取项目和项目资金，首先要明确西部地区究竟需要什么项目，在哪个领域投资才是开发西部的关键。如果不先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我对目前的“西部热”就着实有点担心了。

人们很容易看到，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最重要的差别在于资本拥有量的不同。正如一个曾经广为引述的“贫困恶性循环假说”所认为的，低下的收入水平导致低储蓄率和低投资率，其结果是低生产率和低产出。因此，贫困的原因就是贫困本身。由此形成的政策倾向就是，消除贫困地区的贫困原因，唯一的办法是提高储蓄率，扩大资本的形成规模，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增加对西部地区的资本投入，自然成为西部大开发的第一手段选择。而资金投向哪里，是第二个重要的手段之所在。目前，几乎所有的关注点都集中到了在第二产业的投资上面。而在这方面，我们曾经是有过教训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虽然用语不同，但把西部地区作为发展重点的战略也是实施过的。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就把沿海地区与内地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作为重要的经济关系之一，提出工业布局向内地转移的命题。随后的三线建设，终于以不同的出发点，在某种程度上实践了这种设想。可见，迄今为止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开发西部已经是有过历史经验的。把以往的经验和教训拿来做一些分析，无疑对我们今天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具有借鉴意义。

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实践，一旦形成一种战略，就应该有其目的、目标和手段，相应地就会有一个结果。假设我们过去具有成功的经验，我们大有必要借鉴以往的经验；如果过去失败的教训是主要的，则我们就要重新审视目标和手段，以避免重蹈覆辙。

毛泽东在论述十大关系时，关心的无疑是沿海和内地经济发展的平衡问题。而一旦开始三线建设实践，西部工业建设的直接目标就变成非经济的了，或者说是出于当时对战争可能性的认识而作出的决策。以攀钢的建设为例，起初人们不懂得毛泽东的战略设想，从经济规律角度提出过疑问。有人对毛泽东说：“攀枝花地方太遥远、太偏僻。”毛泽东回答说：“我骑毛驴下西昌。”有人又说：“投资太多，我们承受不起。”毛泽东说：“把我的稿费拿去。”到了遇到更具体的困难时，有人抱怨道：“攀枝花建钢铁厂不合适，地形不平。”这回是周恩来回答道：“弄一弄就平了。”至今攀钢的中心厂址地名仍叫“弄弄平”。最高领导人对于建设中问题的“答非所问”，反映了那些提出问题的干部根本没有弄清西部建设的目的。

这种三线建设是一种典型的计划经济时期的西部战略。其结果被证明并没有缩小地区差距，只不过在内地增加了几个重工业多一点的省份如四川、陕西等，在沿海地区忽略了几个有潜力发展的省份如浙江、广东、福建等地。所以，从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来说，当时的“西部开发”战略并不是成功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攀枝花建设不是一个钢铁的问题，而是战略问题。这种西部开发，服从的不是缩小地区差距的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在地区发展上，我们观察到这样一种趋势，在东部地区，由于原来在这个组别中相对落后的省份迅速发展起来，各省份之间缩小了差距；在西部地区，由于原来三线建设投资多，相对发达的省份发展慢了下来，各省份之间缩小了差距。而在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差距迅速地拉大了。如果把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看作是两个“俱乐部”，则我们看到的情形是，改革以来“俱乐部”内部有发展趋同的倾向，而“俱乐部”之间则出现趋异的倾向。这种现象恰好与国际上关于地区之间发展趋势的一个讨论大有关联。这个讨论的焦点是，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发展趋势，究竟是趋同还是趋异。

“趋同假说”最初来自新古典增长理论。由于这种理论十分看重资本在增长中的作用，而当时人们又观察到资本具有报酬递减的倾向，所以，如果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差别仅仅是出发时基数的不同，则发达地区由于面临报酬递减的现象，就会比不存在报酬递减的落后地区增长慢一些，其结果就是两类地区发达程度的趋同。

但事实往往不能印证这种“趋同假说”，反而表现出另一种面目，即“马太效应”。国际上发达国家与不发达国家之间的表现如此，中国东西部地区关系的经验也是如此。不过，国际经验也显示出，在穷国和富国两个“俱乐部”之间趋异的同时，也同时存在着富国“俱乐部”内部的趋同，如欧洲国家之间、美国各州之间和日本各县之间发展水平的趋同。

对于中国，又该怎么理解“俱乐部”内部的趋同现象呢？或者说导致东部地区各省份和西部地区各省份“物以类聚”的原因是什么呢？这就要从两个“俱乐部”之间的发展条件差异上来找原因。如前所述，两类地区之间最重要的差别是资本拥有量的差距，但无论是三线建设，还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对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投资的倾斜，都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除了资本拥有量的差异之外，我们还观察到两类地区之间存在的另一个重大差距，即人力资本禀赋大不相同。

由于东部地区在教育、健康和人文发展方面具有优势，具备发展所需的人力资本条件，该地区内部各省市之间在这些条件的禀赋上面差别较小，所以一旦有了发展的机会，趋同就发生了，原来相对落后的省份以较快的速度赶了上来。相反，西部地区缺乏一系列发展所需的人文发展条件，而且该地区各省份之间在这种发展条件上的缺乏也大同小异，所以它们之间也出现了趋同的趋势，却是原来较发达的省区“屈尊纡贵”。与此同时，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却因为具有人力资本条件上的巨大差异而在增长速度和发展水平上趋异。

由此我们得出的结论是，贫困的确是一种恶性循环或“马太效应”。这个循环链条的起始点是低下的收入水平和经济的不可持续性，它们导致人力资本缺乏、人的发展能力低下。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来自外部的物质资本的投资固然是不可忽略的，但不改变人文发展状况，最终也难以彻底摆脱这个恶性循环。这个结论也为诸多发展经济学研究成果，特别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实践经验所印证。

所以，希望正在西部开发战略热潮中欢欣鼓舞的各界人士，千万不要把劲头使在争取工业项目的投资上面。西部地区真正需要的是人力资本，而暂时不是工业。而且，工业大多是可以通过获取利润的激励，利用民间和社会的资本实现的投资活动，而教育、培训和卫生等改善人类发展环境的投资活动，往往具有某种程度的外部性，更需要通过政府的财政转移支付和扶持项目来推动。应该说，投资是不可缺少的，但投资于人的能力的改善，最终将是收益率最高的，而且不会出现报酬递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