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对自身的出生、死亡、年龄结构、数量等人口问题的关注，几乎与人类的历史一样长久。从原始部落控制人口的土办法（堕胎和溺婴），到现代国家制定的生育政策，是实践方面的历史演进道路；从中国古代孔子学派和古希腊思想家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适宜人口数量”思想，到利用模型方法进行研究的现代人口学，是思想与方法论的演进路径。作为一门科学分支，人口学产生的前提是经济学的诞生与成熟。许多人把英国人格朗特（John Graunt）当作人口学之父，然而如果没有他同时代的经济学之父配第（William Petty）提供的思想基础和具体帮助，格朗特的研究也许完全是另外一种样子。所以，从思想渊源和理论基础上来看，人口学从来就是人口经济学，经济学家的想法常常支配着人口学家的工作和研究结论。

然而，有意思的是，相当多的经济学家，在花了一个较长的时间之后，都改变了对人口问题的看法。学者们在他们学术生涯的较晚时期悄悄地甚至公开地承认自己以前观点的错误，在科学史上并不鲜见，但人数如此多而且跨越了几代人的经济学家，先后修正了自己对于人口问题的观点，并几乎成为一种时尚，却是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更有意思的是，如果列出一个修正了对人口问题看法的经济学家名单，其中会包括学说史上和现代学术界最著名的一些人物。我举出几个例子，甚至会令你吃惊。

第一个例子是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不错，就是作为“马尔萨斯主义”祖师爷的那个托马斯·马尔萨斯。尽管马尔萨斯关于人口问题的代表性著作是在200年前出版的，然而，迄今为止还没有第二个人对于人口问题的观点，其影响力能够出其右。人们熟知的是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第一版中提出的著名的人口数量（呈几何级数）与食物（呈算术级数）增长不相协调，因而增长的人口最终不能由其生产的食物所养活，以致只有战争、瘟疫和饥馑才能强制地阻止人口增长的观点。

但许多人并不知道，在马尔萨斯《人口原理》的以后版本中，他大大地修正了以前的观点，承认人口增长并不必然通过罪恶与穷困的阻止因素才能减缓，人们也能够自愿地限制家庭的规模。这种认识无异于与他的第一版的批评者取得了一个共识——在技术进步与人口增长的竞赛中，技术进步最终可以赢得胜利。在《人口原理》第二版的前言中，他承认：“这部著作迄今为止在原则上已经与以往的版本不同，……在这里，我已经努力将第一版中最严厉的结论变得柔和多了。”而他的一位传记作者则认为，新版著作标志着马尔萨斯的人口问题观点，已经“从激烈的悲观主义转变为谨慎的乐观主义”。

第二个例子是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这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名字，是为经济学发展里程碑的“凯恩斯主义”的代表人物。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凯恩斯不仅以其对现代宏观经济学的贡献著称，其关于人口问题的看法也有巨大的影响力。早期的凯恩斯是一个狂热的马尔萨斯主义者，担心过度的国民繁殖力所具有的破坏性力量会超过原材料（煤、铁等）的供给。他对经济史的长期观察结果是：历史上的大事件，往往是由于长期的人口增长和其他重大经济原因引起的。虽然他相信大大削减储蓄可能使生产率的增长超过人口增长，但他仍然担心人口陷阱效应会超过积累效应，人类克制自身消费的努力最终不会增进人们的愉悦而只是增加人口数量。然而，当他发展出著名的“凯恩斯主义”需求分析理论后，他与其重要的追随者都转而相信，人口增长是提高有效需求的重要手段。而有效需求在凯恩斯学派宏观经济理论中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

第三个例子是美国经济学家西蒙（Julian Simon）。他虽然不像前两个名字那么人尽皆知，但也是人口经济学领域的最重要人物之一，享有盛名。最初，西蒙在学术思想上也是信奉马尔萨斯理论的。后来却成为最坚定的经济发展与技术进步学派的代表，猛烈批评罗马俱乐部“增长极限论”的急先锋。也就是说，他坚信，伴随着技术进步的经济发展可以抵消人口增长对资源、环境的负面影响。20世纪60年代，人口经济学史上曾经有一个很耀眼的研究。一位名叫恩克（Stephen Enke）的学者，通过计算得出结论说，每投资1美元用于控制人口数量，可以增加100美元的当前消费。用于实施人口控制的投资具有如此之高的投入产出比率，以至他的关于政府应该支持人口控制的主张，得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当时的西蒙修正了恩克的某些逻辑错误，计算出更高的投入产出比率。但是，当西蒙更仔细研究了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后，放弃了马尔萨斯主义的观点，悄悄地收回了自己的计算。在总结了人口经济学史和历史的实际演变后，他评价恩克和他自己的这种计算犹如“石沉大海，只是科学史上不时出现过的另一个误谬”。

第四个例子是美国经济学家凯利（Allen Kelly），人口经济学领域的另外一位代表人物。20世纪60年代末，凯利还是一个人口问题的悲观主义者。他认为自己的研究结论证明了始于马尔萨斯，并在当时由莱宾斯坦和内尔森发展了的人口-贫困陷阱假说，从而认为限制人口增长的政府政策，是与该政府的工业化目标相吻合的。但是到了70年代初，他参与起草了《人口增长与美国未来委员会》的总统咨询报告，放弃了以前的观点。该报告认为，人口增长并不像人们通常认为的那样成为一个问题。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评论这个报告时，将其中心观点与凯利观点的转变合并起来看，形容凯利是“从认为政府限制生育的政策从经济和生态角度看都是有理的，最终转向更为中性的观点”。伊斯特林并认为，凯利的转变经历是有代表性的，他本人和许许多多参与“人口问题”争论并仔细观察事实的经济学家，都经历过这样的转变。

有趣的是，凯利并不承认经济学家经历过关于人口问题看法的转变，而认为只发生过经济学家作为一方，非经济学家作为另一方，在人口问题上面的观点对于政府政策和大众认识的影响力相对重要性的变化。也就是说，在凯利看来，对于人口问题认识上的越来越乐观化，不是经济学家转变的结果，而是乐观的经济学家在该问题上影响力逐渐占上风的结果，因为经济学家作为整体，从来就不认为更多的人口是件坏事。不管我们在多大程度上同意凯利的这个判断，经济学家对于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的认识，的确具有一种趋同的倾向，即在长期里，经济学家越来越相信科学技术进步的作用，而把人口增长视作积极的因素，或者说人口问题是可以通过人们主动的调整而化消极为积极的。由此，我们可能需要提出几个问题寻求回答：为什么经济学家在人口问题的认识上往往会反复？为什么经济学家能够逐渐取得某种积极的共识？而且为什么这样的一种共识产生于经济学家群体而不是其他科学家群体？

经济学家作为研究如何提高人类福利水平的一个科学群体，几乎无可避免地要关注以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关系为中心的人口问题。但是，人口变量与其他经济学家用来解释经济发展的变量之间，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即人口变化是十分缓慢的并且只是在长期里才产生后果的，以至其与任何理论预期具有相关关系的经济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是很难在短期内观察得到的。例如，以对长期经济增长和结构变化进行数量分析著称的库兹涅茨（Simon Kuznets），就得出了比他的同时代学者更为乐观的结论。另一个例子是哈耶克于1989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他在该著作中讨论了人口增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文化模式的演进效应，其观点在该书出版之前竟酝酿了半个世纪，原因就是他自认为对传统的认为人口增长在中长期具有负面效应的观点进行批判，尚缺少足够的证据。可见，观察人口增长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必须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进行，更不用说人口与社会变革以及与文化变迁之间的关系了。这个观察时期之长，通常超过任何人们习惯用来观察经济周期的时间。所以，当人们（当然包括经济学家）从一个自认为足够长的时期的经验来总结人口规律时，事实上他们面临着自己的结论被日后证明错误的危险。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把人口变动和特征与宏观经济景气变化相联系进行的研究，从方法论上是不科学的，因此绝大多数是不可靠的。

经济学家关心人类福利的增进，自然关注用以增进福利的手段的演进。从最初把土地当作唯一有价值的生产要素的重农学派，到把物质资本看得高于一切的早期增长理论，以至现代经济学高度关注科学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的作用，经济学家经历了几代人的观察与思考、认识上的成功与失败，以及事实的教育。科学技术进步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具有两个特征。第一，它是在近代工业革命以后才充分显示出推动经济增长和改善人们生活水平的巨大作用的。第二，从它成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巨大动力以后，其进步与革命的速率是以加速度的方式进行的，以至往往超过人们用经验所能作出的预测。相对于任何一个时期的观察家来说，后来的科学技术进步成就都是很难预料的。所以，当在一个短时期内发生了人口增长与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时，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一些人常常忽略技术进步的这种特性，以致陷入悲观。稍后，当科学技术进步表现出强大的解决任何人口与资源、环境之间矛盾的能力时，他们又重新认识这个关系。

凯利的说法可能更准确。如果我们把经济学家看作一个整体，他们在每个阶段上可能有的不同认识，与某个单个经济学家不同时期的认识转变就有了类似性。早在马尔萨斯所处的古典经济学时代，以及整个前现代人口经济学时代，就有格德文（William Godwin）、恩格斯、乔治（Henry George）以及马尔萨斯本人，用更科学的方法观察经济历史，看到了人类重新组织自己，调整个人和社会行为的可能性和技术进步速度超过人口增长速度的可能性，从而给予马尔萨斯主义以有力的批评。尽管马尔萨斯主义的影响至今未有衰微，包括库兹涅茨、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贝克尔（Gary Becker）等在内的现代经济学家，做了更多、更可靠的工作证明其误谬性。随着经济学方法论科学性的提高，人们取得共识的基础越来越坚实。更重要的是，科学技术进步和人的能力的提高将越来越被证明具有人们无法预料的力量，使得人们不再轻易地把人口增长看作是灾难性的。美国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亨利·乔治的一个比喻，道出了经济学家容易取得共识的认识论基础：“鹰和人都吃鸡，但鹰越多鸡越少，人越多则鸡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