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孕药片》这个书名很可能使这本书失去许多读者。在读这本书之前，我也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技术性的阅读对象。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像一片多棱镜，折射出的竟是整整一部人类现代史及其背后的逻辑。整个人类发展史，无非就是人们克服人口再生产与人类赖以生存、繁衍和发展的物质再生产关系的奋斗历史。例如，大名鼎鼎的英国牧师马尔萨斯（Malthus）的经济史观，几乎就可以等同于人口发展史观。从他的理论演变来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假说”，认为任何经济增长及其所导致的人均收入提高，都只会被因此刺激而增加的人口消耗掉，结果人均收入会跌回到最初的水平，经济增长最终被陷在低水平均衡上面。

与避孕药相关的是人们的生育行为，进而是人口增长方式。按照以马尔萨斯为传统的经济理论，说避孕药的发明历史折射出人类发展史，也不算牵强。然而，我说这本书通过避孕药片写了整整一部人类现代史，同时清晰地体现了历史与逻辑的统一，却有更多的理由。

由于人们的生育行为受到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的各种变量的影响，所以，人口增长类型可以看作是经济发展阶段的一个函数。美国经济学家伊斯特林（Easterlin）把影响生育行为的各种因素，分别归入（对孩子的）需求、（对孩子的）供给和（决定孩子数量的）控制成本三大类。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上，占统治地位的农业生产方式以手工劳动为主，生产经验也主要依靠代代相传得以积累，这时人们对孩子数量的需求较高；但营养不足和医药技术不发达、不普及，使得孩子的成活率较低，即孩子供给不足；囿于避孕技术、传统观念的约束，控制成本几乎是无穷大。

回顾这个时期的人口增长类型，我们发现对生育的需求要大于可能的供给，而且人们没有自我控制的余地，因此也就干脆没有这个愿望。供给能力决定着人们的生育行为和人口总数量。人们把这种状态概括为以人口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人口转变类型。

不过，这个历史阶段并非像“低水平均衡陷阱假说”所预言的那样，会循环往复地持续下去。终于有一天，最初是从欧洲开始，现代经济增长出现了，并且把上述人口转变类型送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也就是说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提高，特别是人们营养状况和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婴儿死亡率大大降低，影响生育的供给能力相应地提高了。过去制约孩子数量的瓶颈被打破了，生育率迅速地按照需求水平向供给水平靠近的方式提高，以至形成第二个人口转变类型，表现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长率。

至少在很长的一定时间内，人们把这种人口转变类型，看作是经济进步的标志。例如，库兹涅茨（Kuznets）在斯德哥尔摩领取诺贝尔经济学奖时，做了一个演讲，把人均收入和人口的高增长率，列为“现代经济增长”六大特征之首，认为是一个国家进入现代经济增长的最具特征的表现。

然而很快地，这个阶段显示出它的矛盾。人们需要更多的孩子，是因为孩子作为增加家庭收入的劳动力，在较早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下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然而，现代经济增长则意味着传统的生产方式被新的生产方式所替代。人们突然发现，原来所期望的孩子数量，现在并不能为他们带来福利。年复一年的怀孕、生育、抚养，为家庭带来的成本，慢慢地超过了孩子作为劳动力可能为家庭带来的收益。应用另一位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Becker）关于孩子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我们不难想象，人们开始有了控制生育的愿望。《避孕药片》一书中援引了大量的例证，表明美国的母亲们已经深深地感到生育之累。正像边际效用理论所阐释的，如果说父母对第一个、第二个孩子的降临，还充满了喜悦和期待的话，一旦生育更多的孩子，乃至第八个、第九个，母亲们则“担心再这样下去她们会感到孩子们可恨，而不是可爱了”。

对于那些贫困的家庭，低水平均衡陷阱终于出现了。换句话说，不能控制家庭规模，导致生育的成本大于收益，对贫困的家庭产生了“贫者愈贫”的马太效应。这种现象，在发达国家的历史上出现过，在现在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仍然是严酷的现实。而正是这种严峻的现实，提出了控制生育、降低人口增长率的自发要求。

不过，有效且成本低廉的避孕方法并不是轻而易举地便应运而生的。在妇女们深受怀孕、生育之苦，开始迫切地寻求一种解脱的那个年代，譬如说20世纪前期，不仅已有的避孕方法大都效果不佳，而且传统伦理、宗教教规和法律制度都是严禁避孕的。很难想象的是，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尚有17个州的法律明令禁止避孕药品的销售、散发或广告宣传；纽约罗马天主教区的大主教仍然援引早期教皇的话，称避孕行为是“不道德的”，并声明“教皇所说的话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是正确的，永远都是正确的”。可见，寻求节育和探索避孕技术，既是违反教规的，往往还是违法的。

按照制度经济学的定义，制度是影响和制约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讲，从人们发明、制作出口服避孕药片，到它成批生产，并为广大妇女使用，不仅仅是一个技术创新过程，还是一个制度变迁过程。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变迁，首先都产生于人们对一种新技术或一种新的制度安排的需求。如果这种需求足够大，潜在的技术或制度供给者就会出现。技术的供给者就是那些由商业目标支配的科学家，而制度的创新者则是那些预见到新的制度必须代替旧制度的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从制度创新的角度看，一旦某种潜在的制度表明，其可能带来的制度收益大于制度成本，就具备了被社会接受的条件，这种新的制度替代旧的制度的过程就可能开始并最终完成。

《避孕药片》一书的作者十分擅长讲故事，如同写一部小说一样，不厌其烦又引人入胜地描述了这些技术供给者和制度变革推动者的充满传奇色彩的创新活动。如果说，经济学家对于技术和制度变迁的理论概括，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话，那么这本书的全部故事为这些抽象的理论作出了最好不过的注释。

具体来说，首先是一批富有同情心且具有政治活动才能的社会活动家，感受到饱受生育、抚养孩子之苦的贫困妇女对于避孕的需求，继而游说社会、劝说科学家、筹集资金，甚至慷慨解囊，为避孕药片的需求与供给建立了桥梁。随后是一批在科学精神和商业动机双重激励之下的科学家、企业家，投入他们的资金、时间，施展科学才华和企业家精神，努力为社会需求提供可能的供给。接下来则是社会活动家和科学家、企业家结盟，共同游说社会，克服制度上的障碍，使技术上成功了的药片成为广大育龄妇女的福音。最终，需求方和供给方共同努力，不仅创造出崭新的避孕技术——避孕药片，而且诱致新的社会规范和法律制度，因而改变了历史。

避孕药片的作用，不仅仅在于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以低廉的价格提供了一种真正有效的避孕方法，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避孕方法的研制和推广，最终突破了法律和宗教限制生育控制的最后防线，使人们可以合理、合法地决定自己生育孩子的数量，使家庭决定孩子数量的控制成本降低到微不足道的水平。这时，人口转变类型才可以进入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长率为特征的一个新的阶段。

纵观世界人均收入的分布地图，这种人口增长类型与经济发达程度、社会发展水平呈高度正相关的关系。我不是一个人口决定论者，不相信那种经济发展的障碍就是生育率高、人口数量多，解决了人口问题就万事大吉的说法。但我相信，一旦有了行之有效的避孕技术和制度，当人们自己从切身的利益出发，决定是需要控制还是扩展家庭规模时，这种自主的选择更容易实现一种统一，即在微观上合乎理性，在宏观上有利于社会。所以，我认为这本关于避孕药片的书，可以告诉我们的远远不是历史长河中人们控制孩子数量的小小插曲，更是自20世纪以来人类自身发展的全貌——历史的和逻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