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家巴罗把一件童年记忆，变成了一篇经济学随笔，提出了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为什么名人们不会在鼎盛时期急流勇退。在6岁时，巴罗第一次坐在电视机前观看了一场重要的棒球赛，这恰好是一位著名老球星迪马乔和一位正在上升的新星同场献技的比赛。在这场比赛中，已届退役年龄的迪马乔表现不佳，并且还妨碍了那位新星的发挥，间接造成后者受伤。这次看球赛的经历给小巴罗留下了疑问，令他百思不得其解。第一是为什么过气儿球星不肯让位于新人？第二是观众为什么对宝刀已老的迪马乔如此宽容？第三是为什么老爸的看法与自己不一致（巴罗的爸爸仍然迷恋于迪马乔的出场，丝毫不觉得他的表现有任何值得负疚之处）？

多年以后，早已成年的巴罗查阅了当时的比赛记录，发现实际上两个球星在那个赛季的表现相差无几。但是，由于同样的表现可以反映不同的状态——老球星正处在强弩之末，而新星正在冉冉上升，所以巴罗对这件事仍是耿耿于怀，以至半个多世纪以后，当那位老球星去世时，巴罗终于写下这篇文章——《乔·迪马乔》。

无独有偶，一部根据畅销小说《亚特兰蒂斯心心相印》（Hearts in Atlantis）拍摄的好莱坞电影，也通过主人公转述了一个类似的故事。片中，由安东尼·霍普金斯主演的一位神秘老人，给他的忘年交——11岁的男孩讲述了亲见的一位伟大橄榄球星的最后比赛。当那位赛后即将退役的老运动员在比赛的关键时刻，几乎是步履蹒跚地冲向底线时，全场观众为之欢呼鼓劲，甚至对方的运动员也不忍阻挡他，终于让他给自己的职业竞技生涯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与迪马乔的故事相比，巴罗似乎对于迈克尔·乔丹第二次重返NBA球坛表现出更大的不以为然。凑巧我的女儿后来从电视上观看了乔丹最后一次（巴罗一定会叹气道：但愿如此！）告别比赛。那是一场美国东西部对抗的全美明星赛。好像事先有了约定似的，无论是本队球员还是对方球员，都在为乔丹创造机会，希望他给观众留下完美的记忆，圆满告别NBA。最后，乔丹却未能尽如观众所期盼。这场景固然感人，全美明星赛也的确带有表演性质，所以，对观众和其他球员来说，成全乔丹这个一代巨星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无意中“巴罗疑问”再次得到佐证。

按照上面讲到这些故事的线索，也根据各行各业流行的年资惯例，我利用下图来示意，把专业人士的表现与他们的收入之间的关系做一番考察，看他们在职业生涯每个时期的表现是否物有所值。这里，“专业人士”泛指运动员、歌星、牧师，以及物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等。“收入”则泛指货币报酬、出场机会、观众的宽容度等，而“表现”则泛指比赛、表演、布道、做实验和发表文章等。

“卑贱者”最聪明

图中，横轴表示专业人士的年龄或者工作经历，纵轴表示他们的实际表现以及广义收入水平。由于“表现”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呈现为一条更接近钟形的抛物线，而“收入”随着年龄的增长不那么急于下降，所以，同样的表现却可能获得不一样的报酬。例如，巴罗为之打抱不平的年轻球星在年龄为Y时，与廉颇老矣（年龄为Y2时）的迪马乔表现完全相同（皆为P），却获得低得多的报酬，即W＜W2。其实，即使有一位年龄在Y1的球星，表现远胜于过气儿巨星迪马乔，即P1＞P，也可能只获得低于后者的报酬，即W1＜W2。

由此可见，明星或资深人士在他们职业高峰之后不情愿急流勇退，是有激励方面的原因的。在他们的收入决定函数中，不仅包含他们当前的实际表现，即真实人力资本和努力程度，还包含他们的名气带来的租金，还与观众（消费者）寻找替代他们的新偶像的成本有关。从表面上看，名气租金在某种程度上是合理的。首先，我们可以把这看作是明星在成功之前所付出的风险投资的持续回报。明星追逐成名与科技风险投资一样，投入甚多而成功概率极小。所以，如果专业青春不能常驻，或创新的技术可存活周期短暂的话，则这类投资有可能回报不充分。此外，观众在找到可以取代心中偶像的新人之前，由“这一个”的表现中仍然可以获得消费者剩余，愿意对之报以奖励也无不可。但是，如果确有表现更好的明星存在的话，上述定价机制就出现问题了。

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由于存在着可供替代者，消费者归根结底是支付了超额价格，而得到的是质量较低的享受。设想年龄在Y1的球星表现远胜于年龄为Y2的球星，观众却对后者支付了更高的价格。不过，由于观众乐于回味后者当年雄风，消费者剩余或许并没有减少。如果不对前一个球星的成长造成负面的激励效果，可能倒是各得其所。例如，假设年轻的球员把名气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获得的预期收入作为自己的回报，把“媳妇熬成婆”作为激励自己的动力，这种机制看上去倒也并不造成激励扭曲。

然而，我们先前假设观众口味没有偏颇，只是因为没有寻找到可替代他们心中偶像的新人，或者未能准确地预测到新人未来的成就，而只好因循守旧，继续迷恋过气儿明星。这里，年仅6岁而且是第一次在电视机旁观看实况转播的巴罗，成为一个很好的参照系。由于他此前没有观看过比赛，心中没有形成对迪马乔的先入之见，所以，他寻找新人并预测新人未来发展的心理成本最小，也就能够相对客观地发现问题并提出疑问。

更重要的激励问题出在下面。既然在年轻的球员看来，获得高回报的唯一判别标准是名气，而不是实际表现或真实水平，激励就的确被扭曲了。这时，单纯地追求名气而不是努力提高运动水平，就成为一些“聪明人”的成功捷径。于是，专业领域的假冒伪劣就层出不穷，抄袭、剽窃等学术腐败由此滋生，甚至如向赵安一类（泛指各种专业奖项）具有名气授予权的权威行贿，采取不正当手段收买选票和黑哨，也就难免不发生。除非一个人不食人间烟火，否则一定会注意到，在学术界，这样的激励扭曲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具有决定他人专业地位高低，甚至掌握着他人专业生涯生杀予夺权力的各种委员会，常常面对门庭若市的游说，一旦把持不住自己，就与那些握有资源分配大权的腐败官员同样，陷入不可逃避的陷阱。

问题在于，既然是观众，或广义一点说是受众自愿为名气大的专业人士支付更高的价格，上述可能的激励扭曲可以怎么避免呢？我想到有两个办法可以尝试。

第一是从评价机制上想办法。必须承认的是，一般非专业受众（观众、听众、读者）并不能够成为专业评价的最后裁决人，即不仅没有必要的专业知识衡量诸如经济学家的优劣，实际上常常也不具备辨别演员和运动员水平高下的能力。虽然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忽视非专业受众的利益和口味，但是，却有必要把这类“产品”的市场划分为流行性市场和专业性市场，让普通受众的货币或非货币选票去奖励流行性市场上的明星和过气儿明星，而由专业性市场按照专业标准，评价专业人士的真实水平和实际表现，给予专业性的褒贬。后一种评价机制应该不受任何行政权威或流行观念的干预，其评价结果可以指导流行性市场的观念。比如，一般的音乐爱好者通常听不出音乐家之间的差别，所以观众在听说李云迪获得肖邦大奖之前，宁愿去听殷承宗、鲍蕙荞或者刘诗昆。而一旦李云迪被一个专业评价机制肯定，并且这个信息为听众所知晓，李云迪就逐渐为普通观众所接受，并成为新的偶像。

第二是从过气儿明星的角度提些建议。我相信，名人自然真正有过“当年勇”，而且，名人的胸怀应该是宽阔的。他们希望自己能够再创辉煌，只是因为自然规律和专业发展规律而难以完全保持自己的体能，或者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因而，面对新生代的崛起难免英雄气短。一个解决的办法是与年轻一代合作，通过长短互补而保持专业生涯的青春。运动领域的合作模式是让过气儿明星当教练，把自己的经验倾注到新人身上，借新人的表现而展示自己不老的雄风。表演艺术领域的合作模式是同台献技。如当年李文华与姜昆的合作，就创造了一个成功的新老优势互补、相得益彰的事例。在学术界也是一样，名人即使已经过气儿，也仍然在受众市场、问题意识、研究经验等方面具有比较优势，而新人的知识结构、初生牛犊不畏虎的冲劲儿，也恰好是名人们所缺乏的。

不过，在这类合作中，我绝对不打算倡导名人与新人之间的不正当互相利用：我用你的名气推销残次品，你在被人揭露有抄袭行为时用我的没名气来打掩护。要是这样的话，就只有加里·贝克尔这样的能够把道德问题、犯罪问题都纳入分析对象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者，才乐于对之进行经济学分析，一般的经济学家都要退避三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