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还记得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那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一位插队知青家长写信向毛泽东反映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遇到的问题后，毛泽东回信中的一句话。当时我还是中学生，算是个后备知青，记住了这句话应该不是垂涎那三百元钱，而是感到毛主席关心知识青年的温暖。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我们也常常被一些报道所感动。譬如某某地方的领导视察工作时发现了群众的疾苦，或者因无意中收到一封群众来信反映干部腐败，旋继拍案而起，快刀斩乱麻般地解决了问题。

但是，听到这样的报道多了，也会在脑子里冒出一些小人之见：如果这位领导不是凑巧遇到了反映问题的老百姓，或者如果他凑巧错过了那封群众来信，他是否知道群众的苦和冤呢？换个角度看，如果那些有苦欲诉、有冤待伸的群众凑巧长期遇不见这种为民做主的领导，问题是否能够得到解决呢？

其实，从报纸和电视新闻的解决问题的正面报道中，我们也能够推出反面的结论，那就是群众有大量的问题，需要政府为民做主，但常常是反映不上去，因而得不到解决，以至《焦点访谈》之类的新闻节目成了抢手的香饽饽。再进一步猜想，实际上更多的现象是，群众有意见，但一则投诉无门，二则事情太小，以至“懒得告状”。特别是，中国老百姓多年来习惯于官为民做主，遇到民告官的情形，实在也不知道该进哪家衙门。说穿了，告状也好，投诉也好，提意见也好，成本都太高了。

政府职责是要由官员执行的，官员们都是血肉之躯，有被诱使犯错误的七情六欲，却没有明察秋毫的三头六臂。于是，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总是有苦要诉、有冤要伸的。假设官员了解群众疾苦或冤情的渠道很狭窄，能够得到解决的问题就自然比解决不了的问题多。而遇到问题产生于老百姓与干部之间的对立时，问题就更是很少有机会得到解决了。所以，我们从新闻中听到的和看到的，常常只是群众要求解决的问题中的一小部分。

我要承认，能够引起官员们注意并最终得到解决的问题，通常是那些事关重大，如不及时解决就会积累不安定因素的老百姓关心的问题。按照抓主要矛盾的工作方法，这种先解决重大问题的做法，无疑是讲效率的。毛泽东当年亲笔回复知青家长的来信，就是看到了知青问题涉及千家万户，问题成堆且积重难返，因而有必要以最高指示的形式引起各级干部的重视。

现在剩下来的则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中的芝麻小事，尽管劳心烦人，却往往不能引起当官儿的重视。虽然这类事情的发生最为普遍，牵涉面最为广泛，却具有一种“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的特点：张家愁的是食无鱼，李家烦的是出无车，赵家不满的又是居无竹……所以，老百姓人数虽多，却人多势不众，形不成强有力的反映意见的共同声音。经济学家把这种人数众多却声音微弱的现象叫作“数量悖论”。人太多了，每个人遇到的问题不尽相同，任何一个人都难以反映所有人的需要；人太多了，意见就难以统一，达成一致行动更是难上加难；人太多了，没有人乐于出头反映意愿，总是希望别人出面，自己搭车。

结果便是，普通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每时每刻遇到的问题，往往是最容易被人忽视的，因而也是最不容易得到解决的问题。人们常常举电信行业的垄断与反垄断之争，作为消费者的意见开始具有影响或至少具有干扰政策的效果的例证。但在看到如手机、寻呼机等移动通信工具用户，有了一定的呼声并得到或积极或消极的反馈的同时，人们却没有注意到，有一群规模更大、更普通而不起眼的消费者，被北京的电信部门大大地“坑”了一把。

曾几何时，北京的街头、商店、宾馆和邮局布满了磁卡电话，电信部门狠狠地发行了一批磁卡，旋即又在一夜之间撤除了几乎所有的磁卡电话机。兜儿里装着磁卡的消费者面对着只接受IC卡的公用电话，唯有叹气的份儿。虽然这部分消费者不在少数，但彼此并不相识，况且每人损失往多里算也不过三五十元、百八十元而已，所以决不像人数虽少却利益攸关的手机用户那样慷慨激昂地争取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些买了磁卡的消费者眼巴巴地交了一笔“税”却“懒得告状”。即便有人抱怨了，也会由于人多势不众而无功而返。

“数量悖论”实际上是政治市场失灵的一种表现。人民政府总是要关心人民利益的，政府就要想办法消除这种“市场失灵”现象。邓小平曾指出一个国家过分依赖个别领导人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老百姓的意见要靠运气碰上领导人出巡才能得到反映，靠双重的运气碰上乐于为群众办事的领导人才能得到解决，是行政机制不健全的表现。所以，依法行政不应该仅仅是等到老百姓把意见反映上来，才去依法解决问题，更应该建立起相应的机制，使老百姓的意愿和意见能够反映上来，并且反映意见的渠道要通畅，反映意见的成本不能太高，否则依法行政离开老百姓的利益就仍然太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