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经济的一个潜在的理论假设就是：位于较高层次的计划者具有较为完善的信息，以及较高的智慧。虽然我们终于放弃了计划经济，这种观念却远远没有被经济决策者所摒弃。无论在日常的经济决策中，还是在制定改革方案和策略时，经济学家和决策者的精英意识以及智慧上的优越感处处可见。尽管他们因此而不断地犯错误，但这种优越感太强了，以致他们从来意识不到自己的错误。理论界曾经有过一种说法，叫作“政策好，难兑现”。从精英意识出发，你可以把这句话理解为“经是好经，只是被歪嘴和尚念走样了”。但是，如果你放弃这种精英意识，不妨对“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做一番认真的研究，权当是一种逆向思维的训练，你可能会得出一些全新的结论。

我曾经在电视节目中看到一个报道，说的是广东某地有人利用香港往内地不同地区打长途电话的费率差别，建立“非法”的电话中转站，赚取差价。机理大致是这样的：从香港打电话到北京每分钟是9.5港元，打到广东为每分钟3.4港元。而从广东打电话到北京则是按“国内”长途话费，约合每分钟1.5港元。这个位于广东某地的电话中转站“非法”地为从香港打往北京（显然不只是北京）的电话中转，收费为每分钟6～7港元。如果我们只考虑消费者和“非法”经营者，前者每分钟电话费用少支出2.5～3.5港元，后者从每分钟的通话中赚取了1～2港元的差价，似乎皆大欢喜。然而，内地电信部门却宣称这种“非法”经营造成该部门4000多万元人民币损失。

我们把这个例子简化一下，假设内地电信部门的损失为4000万港元，又假设每分钟9.5港元的通话费全部为该部门获得，现在内地电信部门仅仅收取到每分钟4.9港元（3.4+1.5）的通话费，意味着电信部门4000万港元损失，是由于在约14.5万小时的营业中每分钟少收取4.6港元而造成的。对这种“非法”经营予以取缔和严打显然是必要的。可是，我们不禁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空子给“非法”经营者来钻？为什么消费者与“合法”经营者的利益不一致呢？是不是可以把一个比内地电信部门公布的4000万元损失还大的数字，看作因内地电信部门的垄断经营从消费者那里剥夺的“消费者剩余”呢？经济学界在这方面已经展开了广泛的讨论，本文的目的却不在此。

从报纸上面读到一个马来西亚的例子，与我想表达的意思更贴近，这里我转述给大家。由于过去十年经济相当景气，因而开发商把成片的椰子树砍伐掉，以开发房地产；受城市较多的就业机会和较高收入的吸引，年轻人也纷纷离开椰子种植园。其结果是，在这个椰林遍布的国家，椰子的供给陷入严重的短缺，一些主要产地现在的产量比以前减少了一半还多，价格因此大幅度上涨。椰汁不再是一种便宜的饮料，消费者要承担比过去高75%的价格，一颗椰子的价格高达2林吉特，上涨了一倍。

对中国人来说，这个变化可能并不会引起很大的关注，毕竟，椰子这种东西不是生活必需品，需求的价格弹性理当很高。记得中国价格改革就是从对于居民生活无关紧要的红果开始的。但是，椰子对于马来西亚人生活的重要性显然高于红果对于中国人生活的重要性。消费者开始愤怒了，向政府发泄其不满。

结果是政府作出了及时的反应——决定对椰子的价格进行管制。管制价格定在大约1.3林吉特的水平，比市场价低35%。这是一种典型的政府对价格上涨以及消费者抱怨的反应行为。但干预的后果会是怎样的呢？首先，不会对供给的增加提供任何帮助。正如马来西亚一位政府官员自己所说的，椰子取摘行业正在消亡，因为现行的报酬不足以吸引人们从事这种工作。这是指每个椰子拿到市场上可以卖两个马来西亚币的情况而言。那么，椰子价格被压低35%的情况会带来更大的刺激吗？显然不会。其次，既然价格抑制只会进一步减少供给，则马来西亚人民所不可或缺的椰子消费只有靠进口来解决。但是，在国内价格被人为压低的情况下，进口椰子的价格仍然低于国内价格还好说（不过这就意味着马来西亚生产椰子的绝对优势已经丧失），如果进口椰子的价格高于国内价格，则政府必须给予补贴，否则就无法控制国内价格了。

我们再来看一看，在政府作出这种似乎劳而无功的政策选择的同时，一些“卑贱者”——驯猴人是怎样利用这个经济机会的。既然工人不愿在较低工资水平下从事摘椰子的工作，驯猴人决定用猴子来替代人工取摘椰子。猴子替代人工取摘，一下子表现出几种优越性。第一自然是降低了成本，替代本身就证实了这一点。据说猴子除了早餐要吃生鸡蛋、喝牛奶外，其他两餐只吃米饭（猜想马来西亚驯猴人不会用“朝三暮四”的把戏盘剥猴子）。而且，每逢斋月猴子并不守斋，本可以照常工作，只是因为驯猴人要守斋，猴子也借此机会提前两个小时下班。第二是提高了生产效率。根据在一个总面积为25公顷的种植园的调查，现在猴子在一个月内可以摘取7.5万～8.5万颗椰子，而过去用人工，在同一时间内只能取摘到4万颗。第三是增加了产量。猴子爬树自然比人技高一筹，因此可以取摘到那些长在椰树最顶端，而过去人工取摘时因鞭长莫及而放弃掉的椰子。

与政府相比，驯猴人对资源流失和人工不足造成的椰子短缺现象作出的反应要更为积极。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卑贱者”最聪明。与此同时，我们却不能按照逻辑得出另一个结论，即“高贵者最愚蠢”。因为，从政策制定人的立场出发，我们也可以观察到他们面临的制约。也就是说，从政策制定人的目标函数看，看似“愚蠢”的政策反应，也有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逻辑。

对于中国的电信部门来说，保持其在电信业的垄断地位意味着高额的垄断利润，该部门对中央财政的“贡献”和本部门职工的就业和福利（国有交通运输和电信部门职工平均工资比全国平均水平高38%）显然是必要的；对于中央政府来说，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待电信行业，以及顾及该行业几百万职工的就业稳定，也是合情合理的。而马来西亚政府面对消费者的抱怨，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定（我们假定椰子在这个国家具有“民以食为天”那般重要的地位），也必须对椰子价格上涨作出某种反应。

在政府政策与经济当事人不同行为逻辑的互动中，即聪明的“卑贱者”不断地为不见得不聪明的“高贵者”出难题，迟早要导致改革的成本收益向着另外一个方向转变，那时，政策调整便是水到渠成的。所以，面对“非法”的电信经营者和驯猴人的出现，不必急于寻找改革的线索，只要这些现象能够出现，本身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