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边这本由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合著的《经济增长》，洋洋50余万中文字符，用代数式和几何图介绍和诠释了从以索洛（Solow）、斯旺（Swan）为代表的新古典增长理论，到以罗默（Romer）、卢卡斯（Lucas）为代表的内生的新增长理论的整个经济增长理论的演进。从一开始读这本翻译著作，我就急切地想看到原著的版本，后来终于如愿以偿，从朋友处借到一本英文原版的《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和一本西班牙文的《关于经济增长的授课笔记》（Apuntes de crecimiento economico），后者是由前一本书的作者之一萨拉伊马丁独著的。既然已经有了前一本书的中文译本，我又读不懂西班牙文，本来我并不需要这两本书。但是，有两个理由使我急迫地想看到这两本原著：一则中文译本不时出现令人费解和语焉不详之处，疑是误译，我希望手头有本原版书备用，以便必要时查询；二则听说原书封面用了西班牙画家达利的画作，而我一直好奇，想弄清楚究竟用的是达利的哪幅作品，达利的画与经济增长又有什么关系。

答案在我拿到两本原著时才部分地揭晓，原来巴罗与萨拉伊马丁合著的那本书用的达利绘画，是著名的《永恒的记忆》（The Persistence of Memory，1931），而在萨拉伊马丁独著的那本书上，则用了《伟大的手淫者》（The Great Masturbator，1929）。作为学术著作，采用达利的作品作封面，已经是十分反传统了。虽然美国人很喜欢达利，但我猜想在前一本书的场合，一定是作为西班牙人萨拉伊马丁的主意和坚持，而巴罗也相当宽容，这同时反映了萨拉伊马丁作为第二作者的贡献是不容忽视的。在萨拉伊马丁独著的这本书上，他显然更加毫无顾忌，采用了恐怕巴罗也难以接受的那幅画。我猜想，一般中国人更会认为那是一幅诲淫诲盗的画作。

一方面，我要说萨拉伊马丁的确非常欧洲化，并不因为在美国教书而把文化品位定格于美国化。原来就听说，他举止、穿着十分与众不同，如穿色彩跳跃的西服上衣，系带有米老鼠图案的领带等，直至有一年在北京市举办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晚宴上，我见到了他和他的当年导师巴罗都以诺贝尔奖级别经济学家的身份受邀，我一眼就确定，那是传说中的萨拉伊马丁。另一方面，从封面画的选择上也可以猜想，在其思想方法论上面，一定与达利有着某种共鸣。

有意思的是，萨拉伊马丁的确在其学术文章中提到过达利。在一篇题为《趋同分析的古典方法》（The Classical Approach to Convergence Analysis）的文章中，萨拉伊马丁批评了他的论敌奎阿（Quah）的方法论。奎阿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对自己采用的论战方法论作过解释，他说：“如果我可以找到一组问题，不管这些问题与你最初提出的问题多么无关，只要你的研究技术不能解答，则证明你的技术一无是处，而我的就是万应灵药……即使我的技术也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对此，萨拉伊马丁批评说：奎阿的这种方法论无异于认为所有的经验技术既是一无是处的，又是放之四海而灵验的。这里他提到达利曾经用类似的方法论解释超现实主义的双重映像。

西班牙画家萨尔瓦多·达利是我最喜欢的艺术家之一。可是这位三岁时想当一名厨师，五岁时梦想当拿破仑，成名之后每天早上醒来便陶醉于自己是达利的半是天才、半是疯子的艺术家，究竟与捍卫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的巴罗及萨拉伊马丁有何相关，仍然是个谜。为了解开这个谜团，我一边读《经济增长》，一边读了达利自传和一些有关超现实主义的画论，一时徜徉于枯燥的数学公式和梦幻般的现代艺术世界之间。在比较之中，我明白了作为超现实主义旗手的达利的现代派风格与古典主义渊源之间的关系，也自认为弄懂了达利的方法论与重新兴起的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之间的共通之处。

达利曾经自称他与超现实主义的区别在于他是一名超现实主义者。我的结论则是，达利的伟大之处在于他对古典主义的回归。在他被超现实主义奉为精神领袖之后，出人意料地开始逐渐向更加综合和古典的方法论上面转移。达利在自传中说：“只要我不能把超现实主义与传统结合在一起，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的我的光荣就毫无价值。我的想象应当转向古典主义。……不要在我的微小成功中停滞不前，我应当为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去奋斗，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生活的体验古典化，赋予它一种形式、一种天体演化论、一种综合、一种永恒的建筑。”

其实，作为经济学家的萨拉伊马丁，本来对于超现实主义的艺术观并不以为然，但其两部著作都用达利的作品作封面，与达利这种回归古典主义的倾向不无关系，而不能仅仅以他的西班牙血统来解释。巴罗和萨拉伊马丁似乎在有意识地以古典主义为归宿，实践着一种对经济增长理论的综合。

早在20世纪70年代，海韦尔·琼斯就在其《现代经济增长理论导引》一书中期待着这种综合。他引用了爱因斯坦描述量子物理学时的一段话，说明这种综合在任何学科的演进中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量子物理学的规律……研究的不是一个单一的系统，而是多个同等系统的聚合体。它们不能由某一单一的测度来证实，而只能由一系列重复的测度来证实……量子物理学抛弃了单个的基本粒子规律，而直接阐明支配这种聚合体的规律，因而它的规律是为了说明群体而不是为了说明单个粒子的。”有趣的是，琼斯还引用了一段凯恩斯同时代人的话，先见性地批评了奎阿的方法论。这是从一封给凯恩斯的信中摘录的：“现在的倾向……夸大各派别的差异而把一切知识都说成是崭新的——它不能培养科学精神而只能适得其反——由于害怕过时而盲目地勉强拼凑以获得新正统主义。”

以索罗和斯旺同时在1956年分别发表的关于经济增长的论文为标志，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开始逐渐形成，并在20世纪60年代兴旺发达。索罗和斯旺的理论出发点是资本报酬递减，即随着资本投入量的增加，其报酬的增长率会降低。因此，从较低的发展水平上起步的国家相对于在较高起点上发展的国家，能够保持更高的增长速度。这种增长率差异维持一个较长时期的结果就是经济发展水平的趋同。这种预测的含义就是，处于较低发展水平上的国家具有赶上并超过较发达国家的机会。

然而，后来的增长经济学家们在检验这个假说的时候，发现它并不符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经济增长的事实。事实是，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增长得更快，在这两组国家之间，趋同并没有发生，差距反而拉大了。传统新古典增长理论在经验上的这种失败，来自其理论上的缺陷，即在索罗和斯旺的模型中，经济增长的源泉——技术进步被当作外生的因素，不能为模型本身解释。因此，一方面在20世纪60年代以后，经济增长理论陷入凋敝的景况，另一方面少数“不识时务者”尝试着在两个方向上弥补传统理论的不足：在理论上试图将技术进步等增长因素内生化，在经验上则继续收集数据以检验趋同假说。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经济增长理论迎来了它的又一个鼎盛时期。在理论上，以罗默、卢卡斯等人为代表的新增长理论，通过对人力资本形成和积累特点及其在增长中的作用的研究，以及技术扩散的过程的研究，成功地把经济增长的源泉内生化，所以这种新增长理论又被称作内生的增长理论。而一旦人力资本这种具有报酬递增特点，以及技术创新、扩散这种可能和需要产生垄断的因素被内生化在增长模型中，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假设就被突破了。从经验上，阿布拉莫维茨（Abramovitz）、鲍莫尔（Baumol）等人在检验传统的趋同假说时发现了所谓的“俱乐部趋同”现象，即在那些具有同质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的确存在着趋同的趋势，而在具有异质性的国家和地区之间，差距则进一步拉大。这种与传统的新古典增长理论趋同假说部分吻合、部分抵牾的经验结果，诱导新古典增长理论的捍卫者从索罗等的理论中，发掘出一个新的概念——条件趋同。

早在1956年的文章里，索罗在预测经济增长趋同的时候，就指出了趋同是有条件的，即人口增长率和储蓄倾向的差异会导致每个国家具有不同的长期增长率。只有在这些增长条件被限制住的情况下，从较低起点上开始的经济增长才倾向于具有更快的增长速度，从而产生趋同趋势。坚持新古典主义注重理论与经验相吻合的传统，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师生俩孜孜不倦地尝试把各种可能的解释变量放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以检验条件趋同假说。他们为了挖掘所有有用的解释变量并检验其解释力，做了无数计量经济学的尝试。据说为检验条件趋同假说，增长经济学家已经前前后后尝试过近百个变量。萨拉伊马丁一篇工作论文的题目道出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家注重用经验检验理论的艰辛——《做它400万次回归》（I just ran four million regressions）。

巴罗和萨拉伊马丁在《经济增长》一书中，按照理论逻辑，即从理论上尝试把经济增长理论中的增长源泉内生化，包容性地介绍了整个增长理论的演进和发展。在他们看来，新增长理论固然是对于新古典增长理论威力最大的炸弹，但它不仅终究没有摧毁新古典理论的大厦，反而鞭策和激励新古典增长理论家更加努力从经验上检验条件趋同假说，从而赋予了新古典理论以新的生命力。

与此同时，他们并非无视和排斥经济增长理论的最新进展，以及这些新成果对于新古典理论的挑战。巴罗在一篇短论中说道，新古典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处理成外生的，并不是出于原则上的考虑，而仅仅是因为当时的增长理论尚未发展到那样的水平，以至从技术上还不能把这个因素内生化。这种看法道出了新古典理论的包容性，表明这种理论具有足够的胸襟和余地，可以吸收经济增长理论方面的最新发展成果。

通过使用条件趋同假说以及进行了大量的经验工作之后，巴罗认为最为成功的理论框架，是把新的内生增长理论与老的新古典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新的增长理论可以更好地解释为何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能够保持持续的增长，而没有出现报酬递减现象，而新古典增长理论则能够更直接地回答，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落后国家能够赶上发达国家。实际上，这本书想要做的事情是用新古典主义把一切具有合理内核和实用价值的理论和方法包容起来，而这种包容性的自信心就在于以条件趋同假说为基础的经验检验。

无论在艺术领域还是在学术领域，总是有一批才华横溢的人物，初生牛犊不畏虎，敢于挑战传统，乐于冒险创新。而人类知识就是靠了这种理论上的企业家的创新，才不断有所进步的。然而，有一种更高境界的创新者，可以在古典主义的框架内包容所有新的发现、发明和观念。达利无疑是这种至高境界的艺术大师，既是超现实主义的创新者，又通过回归古典主义而赋予超现实主义以永恒性。

我能够这样说，当然是因为艺术史已经赋予达利这样的地位。经济学说史尚未对经济增长理论盖棺论定，但是，我也相信巴罗和萨拉伊马丁的工作是在尝试做出与达利类似的努力，这至少已经使他们的成果具有了高屋建瓴的位势。或许正因为如此，哈佛大学教授曼昆（Mankiw）作出这样的评价：“由巴罗和萨拉伊马丁撰写《经济增长》，其意义不仅仅在于此书是关于经济增长的，更重要的是，此举本身就是经济增长进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