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人们便习惯于把经济学叫作沉闷的科学。如果从经济学不能像美术作品一样陈列于展览馆，像音乐一样演奏于殿堂，供普通人欣赏这一点来说，它固然是沉闷的。但把经济学与其他科学相比较而认为它尤其沉闷，则颇为冤枉了这门学问。一门学问区别于其他学问的特点，不在于人们是否用习惯的方式去欣赏它，而在于该领域的从业者是怎样思考问题，以什么样的方式工作，以及如何进行讨论的。弗里德曼注意到，虽然有三个经济学家通常就会有四种不同的观点，但每当有不同学科的学者在同一间会议室讨论，不出十分钟就会形成旗帜鲜明的两个阵营：经济学家为一方，非经济学家为另一方。可见，经济学家虽然莫衷一是，但一定有着十分相近的思维、工作和争论方式。然而，撇开表面的差异，经济学不仅与其他科学并无本质差别，即便与可称作“形象科学”的文学与艺术相提并论，也有着诸多相通之处。

经济学被认为“沉闷”，首先在于它思维方式的抽象性。有一个经常被人引来嘲笑经济学家的故事，讲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经济学家如何发挥专长，开启唯一的一听罐头，而不会浪费。物理学家的办法是计算自由落体的速度，然后以一定高度抛起，将罐头摔开。化学家要利用篝火的热量，烧开罐头。经济学家则只是作出一个抽象的假设：如果我有一把起子……经济学家这种提出假设的抽象方法，无疑是招致批评的第一个把柄。

然而，抽象的确是必要的。理论的用途在于节约信息，没有抽象的理论就不能节约信息。设想一个包括千家万户的微观经济行为模型，如果要把张家、李家、王家、赵家的特殊行为方式都无一遗漏地描述遍，其功用只能相当于一幅比例尺为1∶1的地图。理论模型的意义在于，通过抽象，揭示千家万户最本质行为特征，即张家、李家、王家、赵家行为的一般性，而不是特殊性。当然，有时过度的抽象也会妨碍我们观察事物的差异，所以需要适当的抽象。譬如刘易斯反新古典经济学的潮流，把后者的匀质、一元经济分解为二元经济，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执行城乡分割政策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但如果不顾理论的抽象，一味地对经济结构进行分解，以至划分出三元经济、四元经济甚至n元经济，那就只是在抽象层次上的倒退了，丧失了理论节约信息的价值。

其实，古今中外的文学艺术中颇有一些运用抽象法的经典之作。我们这里不准备谈那些经典的抽象主义绘画，因为那种艺术形式通过艺术家如“软性的摄影机”（达利语）一样的眼睛，反映了主观与客观的差异。我们仅仅比较一下与经济学用抽象理论反映客观现实相关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日本著名作家森鸥外的小说《灰烬》中，主人公节藏构思了一个题名为《新闻王国》的故事。在这个新闻王国中，除了新闻以外，再没有其他任何东西，而国民也分别按照制造新闻、编写新闻和读新闻分成三类。借助于这种抽象，作者得以借新闻之话题，随心所欲地充分剖析他所要批判的政治现象。这种抽象与经济学中或只有“两个部门”，或只有“两种产品”，以及诸如此类的模型如出一辙。

中国作家和艺术家中也有不少懂得并实际借鉴抽象法之人。不知该归功于原作者还是导演，如张艺谋的电影《秋菊打官司》就是运用抽象法讲述故事的经典之作。影片把所有的人物仅仅按有无法律意识划分为两类，而不再有好人坏人之分。假设所有的人物都是正直、善良的，无非是一些人没有法治观念，另一些人的法治观念正在觉醒，围绕着一个在农村司空见惯的事件，讲述了一个有特色的秋菊打官司的故事。故事的这种讲法儿，既冲破了“好人-坏人”模式，以及大团圆的好莱坞俗套，也避免了搀杂进无关的腐败之类的蛇足之笔墨。张艺谋的这种抽象，丝毫没有损害电影的可看性，也没有把影片变成说教式的法治教育片。这种抽象与经济学中的“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有异曲同工之妙。

经济学被认为“沉闷”，可能还在于经济学家貌似严肃的工作方式。科学家视工作为神圣，工作态度自然是严肃的。然而，经济学家的工作风格并非没有差异，并非缺乏如艺术家具有的幽默感或者激情。西班牙画家达利曾经描写少年时代的他怎样画一幅表现樱桃的画：在每颗樱桃上摆上三个色彩笔触，咔嗒、咔嗒、咔嗒……明、暗、反光……咔嗒、咔嗒、咔嗒……明、暗、反光……磨盘有规律的嘎吱声把它的节奏传给了我的工作。咔嗒、咔嗒、咔嗒……我的画变成了一种迷人的戏法，……为了跟随磨盘的断续节奏，我不得不亦步亦趋地从放倒的门板的这端跳到那端。这么一来，我就像跳着一种神秘的舞蹈或是受到一种令人迷惑的咒语的控制。咔嗒，跳到这儿，咔嗒，跳到那儿，咔嗒，又跳到这儿……咔嗒、咔嗒、咔嗒、咔嗒，随着磨盘的每一声松扣声，无数朱红、大红和白的火焰，在我那临时充当的画布上点燃起来。我就是绘画编年史上这种独一无二的大师、主人和创造者。以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缪尔森为例，可以见得经济学家同样不乏类似的工作热情：自得其乐、自我陶然和唯我独尊。有人形容萨缪尔森只知道工作，没有周末，没有假期，甚至做梦也是工作。萨缪尔森本人固然同意这种说法，但他回答说，对我而言，从事经济分析是娱乐而不是苦工。萨缪尔森的科学家朋友也如他一般，充满科学热情而并不缺少幽默感。萨氏曾经以证明一个所谓“不平等理论”而名噪一时。一次，他问一位统计学家朋友是否愿意同魔鬼做一个交换，以一项精彩的理论出卖自己的灵魂。后者回答甚妙：“我不会答应，但如换到的是不平等理论，则另当别论。”萨缪尔森特别欣赏一本书中的献词：“我的黑人副官是我所认识的最勇敢的人，他跟在我后头上了圣璜山。”他自视甚高，称自己为“经济学界最后一位通才”，而且他的确没有言过其实。

经济学家也喜欢借助于文学作品中的典故来讲自己的故事。例如，笛福的《鲁滨孙漂流记》就为经济学家提供了永久性的话题，由此可以引出鲁滨孙与星期五的劳动分工、简化了交换的孤岛经济，等等。此外，如同森鸥外构造一个“新闻王国”一样，沃德用虚构的“伊利里亚经济”来描述工人自治制度，帕西内蒂和卡尔多则一气使用了“鲁里坦尼亚王国”、“索洛维亚”或“云雾中的郭公岛”来解释经济增长，而兰迪斯更是直接用了“无所束缚的普罗米修斯”作为他一部论述西欧技术变迁与工业发展著作的标题。

经济学被认为“沉闷”，还与经济学家的辩论方式有关。经济学是一门实证科学，其命题的最重要特征和最低要求是可证伪性。尽管可证伪性并不否定经济学的价值判断，但经济学的出发点至少比大多数其他社会科学学科更加注重回答“是怎样”的问题，而较不乐于回答“应该怎样”的问题。以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代表的经济学家集团，为了垄断自己的研究领域，画地为牢并创造了一系列行业八股，美其名曰“规范”。因此，经济学杂志中充斥了复杂的公式和统计，无异于挂起一道“闲人免进”的牌子，让其他行当的学者，以及普通读者望而却步。

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自己也承认，经济学的规范不在于其数学化程度，而在于争论中应该使用相同的概念，并且避免提出任何不可以证伪的假说，否则争论就永远不能取得结果。而这种要求争论双方只提出可证伪假说的要求，却不是经济学家的专利。《列子》中有一篇名文《两小儿辩日》，讲的故事也是关于辩论方法论的。

孔子东游，见两小儿辩斗。问其故。

一儿曰：“我以日始出时去人近，而日中时远也。”

一儿以日初远，而日中时近也。

一儿曰：“日初出大如车盖，及日中则如盘盂，此不为远者小而近者大乎？”

一儿曰：“日初出沧沧凉凉，及其日中如探汤，此不为近者热而远者凉乎？”

孔子不能决也。

两小儿笑曰：“孰为汝多知乎？”

至少我们由此故事可以了解到，即使是圣人孔夫子，在全然无法证伪的争辩中，也只能被怀疑“孰为汝多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