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非常容易忘掉过去，特别是那些发生过不堪回首事情的年代。有时，整个社会竟会同时失去记忆。在马尔克斯笔下（《百年孤独》）的南美小镇马贡多，全体居民几乎在一夜间同时患了失忆症，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忘记了事物的名称，甚至忘记了喜怒哀乐；在王小波笔下（《寻找无双》）的长安城，一场劫波之后，全城的居民也集体丧失了记忆，忘记了身边人被杀、被卖的史实，更忘记了自己是怎样帮凶的，似乎真的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幸，似乎自己从来没有出卖过良心。

懂得以史鉴今道理的知识分子们，总在努力想出办法，让人们记住发生的事、受过的难、死去的亲人，甚至作过的孽。巴金倡议建立“文革”博物馆，德国总理在华沙犹太隔离区起义纪念碑前下跪，都是试图让人们记住历史。几年前我访问朝鲜时对同伴说起，如果有人忘掉了“文革”，或者对改革开放不以为然，那就叫他到朝鲜来看一看，重温一下似曾相识的感觉。最近的报道说，以物价和工资上涨几十倍为标志，朝鲜也开始了经济改革。或许很快，我们又将失去这个帮助保持记忆的活生生的博物馆。

但是，历史是延续的。经济史在演进之后，仍然留下了它的痕迹。我第二次访问朝鲜时，参观过地处朝鲜和韩国分野的“三八线”上的板门店。一间曾经是著名的板门店谈判会址的小屋，横跨了南北两个朝鲜。当我在其中徘徊，体会历史时，窗外梭巡的两国士兵引起了我的注意。韩国人和朝鲜人同宗同族、同根同源，本来应该是极其相似的。但是，我眼中的两国士兵，无论是身高、骨骼，还是肤色、神态，甚至那种言语难以形容的气质，都有较大差异。最突出的不同之处则是两国士兵的身高，不夸张地估计，北方士兵要比他们南方的兄弟平均矮10厘米。起初，我并不敢随便相信自己的直观印象。以后遇到过外国学者，被告之，我的观察也恰好与一些西方观察家的结论一致——因长期不得温饱，朝鲜人的平均身高已经大大低于其经历了人均收入快速提高的韩国同胞。

其实，经济史学家很早就观察到，长期经济发展差异导致不同国家身高的差异。有人从西安出土的兵马俑（秦王朝士兵的物化标本）与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士兵在身高分布上的相似性，估计中国秦代人的平均身高与南北战争时美国人的身高大体相当。历史学家还发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远征非洲的英国军队中，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士兵，因其成长过程中良好的营养状况，而在身高上比来自英国城镇的士兵占尽优势。其他诸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日本人身高的变化、非洲裔美国人与仍然居住在非洲大陆上的人口的身高差别等事例，都表明身高不是先天的种族特征，而是经济发展历史的痕迹。

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最“史无前例”的浩劫是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这场“革命”也在经济史的记忆上打下了烙印，以至人们欲忘却而不能。“文化大革命”留给“文革一代人”的沉重历史遗产，倒不是身高上的损失，而是受教育结果上的缺陷。有学者计算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到1993年中国的人均GDP应该是实际的1.2倍。这个估计看上去并不如想象的那么大，这是因为它仅仅注意到了物质财富的损失，而“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在人力资本上面的损失。人力资本是经济学家在人的身上发现的一种类似固定资产，可以通过物质资本投资而增进的东西。人力资本的提高，通常可以通过健康和教育水平的改进而获得。正如前面提到的身高问题，一方面是既往经济增长的结果，另一方面是以人力资本的形式作为今后经济增长的源泉。教育水平上的历史积累也对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无论是针对整个社会而言，还是针对个人而言。

有若干个因素使我们相信，“文革”对中国教育的破坏甚于其他任何领域，对人力资本的破坏也最为严重。首先，“文革”早期的秩序严重混乱。“停课闹革命”，“大串联”，打派仗，搞武斗，揪斗、批判教师和学校领导，破坏校舍、教学设施，正常的教学秩序完全被打乱。从1966年开始，中小学处于瘫痪状态达两年之久，而大学停办4～6年。其次，批判“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结果是完全违背了教育规律，降低了教学质量，“学工”、“学农”、“学军”和“批判资产阶级”替代或冲淡了“学文”。而学制缩短使中小学的12年学制减少为9年或10年，新编的教材和新的教学模式则以政治教育为主，基础理论的教育被放弃，并且事实上形成了一种亦工（农）亦读的教育格局。再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以及大学工农兵学员靠单位依据政治标准推荐，滋生出“读书无用论”，严重抑制了受教育激励。据统计，“文化大革命”十年，全国少培养了100多万名大专毕业生和200万名中专毕业生。

经济史再次留下了它的记忆。“文化大革命”对教育的破坏，导致那一代人的人力资本获得表现异常，直接表现为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减少。根据“文化大革命”前的自然趋势估算，到1982年时，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应该是5.6年。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实际的情况是，这一年15岁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只有4.8年，也就是说“文化大革命”使潜在的人力资本存量减少了14.3%。1982年的时候15岁到25岁的人群，如今恰好是所谓的“40～50”下岗群体。换句话说，今天最容易遭遇下岗或失业，而最难再就业的，恰恰是所谓的“文革一代人”。

我的同事在观察下岗职工的年龄结构时，计算了一个所谓的“文革系数”，即把一个人的受教育年代与“文化大革命”的区段（1966～1976年）相比较，而形成的那个比例数。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下岗职工的年龄区段，恰好与文革系数最大的那组人重合。也就是说，一个人在受教育期间经历“文化大革命”越久，其后遭遇下岗或失业的概率越大。因此，如今年龄在40～50岁的下岗职工，成为“文化大革命”浩劫的经济史遗产，在社会的记忆中至今挥之不去。

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财富是在她的人民中所蕴含着的人力资本。任何劫难之后，只要人力资本尚存，物质财富遭受的损害可以迅速得到修补。但如果人的能力被破坏了，我们拿什么来创建物质财富？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虽然一时处于物质匮乏、失业严重、饥馑流行的状态，物质资本遭到破坏和稀释，但仍然保留了天生的物质生产知识、丰富的企业家才能和动力十足的熟练劳动力。换句话说，战后的德国受到破坏的是物质资本，造成的结果是经济增长起点的降低；得以保留的是人力资本，具备了赶超自己原来增长速度的条件。而14世纪中叶蔓延欧洲，并导致1/4至1/2人口死亡的黑死病，损害的人力资本较物质资本更多，因而随后的经济增长就远远不能尽如人意。

经历了传统体制和“文化大革命”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确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增长绩效。但是，曾经损失掉的人力资本，归根结底会成为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瓶颈。而21世纪中华民族的振兴，最可依赖的也是人力资本的积累。从一段历史记忆中，得到这样的结论并警醒当代和未来，遭遇到的挫折和磨难才算留下了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