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汝昌年谱》，由山东大学出版社于2016年9月出版发行。《丁汝昌年谱》共495千字，全书分为《年谱》和《附录》两个部分。《年谱》部分自1836年丁汝昌出生起，记述至1895年2月12日丁汝昌宁死不降、自杀殉国止。

《年谱》部分的内容可谓是轻重结合，简详适宜。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60年（本书对丁汝昌年龄的标示，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虚岁”记龄的体例）的不长生涯中，自1877年被李鸿章揽下“留办海军”起直至殉国，是他一生经历的重头戏和“华彩乐章”。而这一时期也正是北洋海军从筹建到成长，从成军时雄冠亚洲第一，再到停拨经费、停止发展、不进则退，直至甲午惨败、全军覆没的过程。对这一时期里丁汝昌的经历进行细致入微和浓墨重彩的展现，实际上就是对北洋海军提督所倾注生命的那桩伟大事业的昭显。因此，写人实际上就是在写事，是对历史事件的极恰当的旁注和烘托。但“简”，并不意味着对丁汝昌的那段经历的缺失和轻慢。相反，对丁汝昌从19岁到39岁（1854～1874）的经历，（该书第4～6页）却勾勒出他“干局英伟、忠勇朴实、晓畅戎机”的前半生。在这20年中他转战“江、浙、皖、楚（鄂）、东（鲁）、豫、直隶、陕、甘”，由步兵及骑兵，由士兵转升军官，由东至西，由华东华北转战至西北陕甘，接仗无数，官阶累擢，完成了从普通士兵到国之良将的跨越，也完成了不同军种之间的跨越对接。因此，这一时期记述丁汝昌事迹的文字篇幅虽短却容量极大。同时也实事求是地回答了“为什么不用刘步蟾、邓世昌等一干‘海校’毕业生充任北洋海军统帅”的质疑。实乃因“各船管驾由学堂出身者，……战阵实际概未阅历，必得久经大敌者相与探讨砥砺，……”也。至于“详”，《年谱》则极尽泼墨，叙事巨细。如《年谱》中多处显示出丁汝昌对舰队弹药、用煤、武器、器具的把握和操持周密细致，规范严谨，奏请合理，把关严格。这方面的记录，也是陈述清楚，数字详细，充盈于统领北洋海军以后的内容全过程。

《附录》部分包括丁汝昌殉难后相关情况之辑录，以及著者对丁汝昌爱国人生的论述。《附录》约占该书三分之一的篇幅，这是《丁汝昌年谱》的另一特色。因为《附录》不是主文的说明和“附丽”，而是该书的结晶和升华。是作者多年来对北洋海军、甲午战争和丁汝昌研究的总结。《附录》共收录了作者近些年来对丁汝昌研究的论文5篇，而且是以专题论述的方式，撷取丁汝昌的一个个片段，集中评议。如《论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甲午开战前丁汝昌并非“日以冶游博戏为事”——驳清流党弹劾丁汝昌之诸事》《丁汝昌“竭此衰躯”拼战的最后时刻》《甲午战争期间丁汝昌作为之述略》和《略述丁汝昌后裔抗日杀敌的爱国真情——写在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和刘公岛开放30周年之际》等，使读者更集中、更清楚、更高效地了解那一时期的历史和丁汝昌的为人及所作所为，给读者以充实感和满足感。另外，编著者还把近30年来专家学者评价丁汝昌的主要论著目录和参考书目等一一列出，供广大读者和研究爱好者参阅使用。

丁汝昌，字先达，号禹廷，1836年11月18日（清道光十六年十月初十）出生在安徽省庐江县北乡丁家坎村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895年2月12日（清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八日）服毒自杀于刘公岛北洋海军提督署二进院东厢房里。他出身贫贱，父母早逝，在饥寒交迫中，小小年纪的他，为了生计干了被当地人称为最“下贱”的引瞎子、渡摆子、打短工等活计，吃尽苦头，还不得温饱。后来，他靠自己的刻苦努力，奋力拼战，屡建战功，从底层士兵晋升为高级将领。他靠着虚心好学，与人为善，坦诚待人，秉公处事，赢得了服务于中国海防事业的外国顾问和专业技师心悦诚服的交口称赞。他凭着过人的细心和超人的协调能力，把不同国籍的外国专家和年轻气盛、学有专长的中国海军将领的思想和行动统一起来，从而保证了北洋海军在筹建的过程中，听从指挥，快速出航，果断行事。他不但及时平息了1882年和1884年朝鲜发生的“壬午兵变”和“甲申事变”，而且还妥善处理了1886年北洋海军去日本长崎维修舰船时发生的“长崎事件”。北洋海军是清代海军中最大的一支现代化海军舰队，其装备新颖，训练精良，官兵素质整齐，曾一度被英国《泰晤士报》评为世界海军的第八位，执远东地区海军之牛耳，而丁汝昌即是统率这支舰队的提督（即司令）。在他的率领下，北洋海军活跃于西太平洋上，其航行训练的踪迹北达海参崴，南抵南洋群岛，并获西方海权国家的好评。

丁汝昌率领北洋海军十多年，在开展常规训练和海上巡阅的同时，还对英国、德国、俄国、日本、朝鲜、越南、新加坡、菲律宾、斯里兰卡等国家和港口进行了友好访问。在与相关国家展开军事交流的过程中，他广泛传播古老中国的传统文化，将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奉行的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理念，传播到相关国家及地区。他的这些做法，不但开阔了北洋海军官兵的眼界，熟悉了各国海洋环境、港口分布和沙滩潮汐的详情，还及时展示了中国近代海军的风采与实力，为维护东亚地区的海上和平与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与各国进行友好交往的过程中，丁汝昌高大魁梧的军人风采，处理事务的机敏果断，不俗言行和端庄举止，皆受到被访问国家元首及军政要员的广泛好评。

尽管丁汝昌巡行万里，保卫海疆，尽忠职守，辛劳备尝，可是他在任职期间并非一帆风顺。首先，他并非海军出身，亦未曾接受过现代的海军教育与专业训练，因而常为人所诟病。其次，军中部分受过新式海军教育的闽籍年轻军官不服而心存轻视，以至造成有时提督的号令难以不打折扣地贯彻执行。

百余年来，不乏有人认为李鸿章任用汝昌是打个人小算盘，是存有私心，是处事不公。其实，李鸿章亦曾经过全面的考量而非感情用事。一是清朝制度有明确的规定，官员之升迁任用皆有一定的程序，须循阶而进，不可逾越。当时北洋海军的年轻军官多系新进人员，资历尚浅，贸然重用，有违体制。再者军中具优秀统率将才之资者并不多，如刘步蟾与林泰曾两位总兵，他们既无统兵参战之经历，又系年轻阅历短浅稍显粗糙；而邓世昌资质虽较优，但仅是副将军衔，且曾因军舰被刮擦，被问责记过，并不适大任；故而军中几无可用之提督人选。兼之丁汝昌曾为李鸿章淮军旧部，李鸿章知其忠勇善战，曾立有战功，以之统率北洋海军较可信赖。而丁汝昌奉命接任北洋提督之初，亦深知西洋船炮构造之精、运用之妙、战斗力之强，远非中国传统的长龙、舢板之所能及，故而赴英国接收军舰时，抓住难得机遇，对欧洲强国处处虚心学习，留意观察，随时接受新资讯，经历一段时日亦能渐窥新式海军之窾要。及至英籍北洋海军总查琅威理抵任，丁汝昌与其朝夕相处，相互配合训练达六年之久，被称为军中二提督。由于长期耳濡目染、亲身经历，他对于舰队管理、出海巡阅训练、行军布阵之法，均渐能心领神会，增加不少的见识。根据英国外交部档案记载，1881年赴英国接收军舰时，他在英籍教练葛雷森等三名顾问陪同下，曾参观之地达十四处之多。其中计有：海军供应基地、格林尼茨皇家海军学院及医院、卡山船坞、朴次茅斯造船坞、皇家朴次茅斯船厂、不列颠尼亚练船中心、皇家造船厂、乌理治亚伯军火工厂、恩菲尔轻型武器兵工厂、朴次茅斯要塞等。其后又在德国参访伏尔铿船厂，并观看正为中国建造中的铁甲战船，因而眼界大开。尤其是1891年率舰队赴日本进行友好访问时，他更是利用机会参访其先进的港口基地、船厂码头、枪炮制造、人员编制、常规训练、基地综合管理等有关海军设施和内容。《年谱》还忠实而又详细地记载了丁汝昌在经过中西对比后的深刻反思。他在率海军访问日本后的日记中写道：“谨按：日本以蕞尔小国耳，明治初年始诸般制度悉模仿欧洲。置海军，购军舰，又定开港等。”

请注意丁汝昌所提的“制度”两字。这说明在当时，丁汝昌是清楚而又清醒地知道，中日两国在改革上的根本区别的。也正因如此，丁汝昌在下面的大段记述中，表示了他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叩其所以能至此者，皆是各国务大臣历游诸外国，熟达其事情，知彼知己，择其善者行之。而其君主亦遍游国中，体察山川风土人情，时或亲历海陆诸军，知将士之辛苦与当事者责任之重，以慰劳之，又调剂之，赏罚分明，人心固之愈奋。”

对照中国皇帝与政府高层，丁汝昌则毫不掩饰地直言中国官场用人制度的积弊：“而我中国则否，事多隔关，官必久任，受任愈重，塞责愈难。勤惰与共，人不知之，诚伪亦不辨。若有老朽不堪任事愿退官者，不曰刚愎自用，则曰辜负厚恩，外示经絷之优，其实则未尽鼓舞之善。加之将来俊杰之士无路可进，经验未深，转不足恃，其弊害实不胜言。譬如各省制造所，其始刻苦励精，其久但求不渝，故日新月异者，究不能及外国。”

面对日新月异快速发展的日本海军，丁汝昌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的北洋海军在华丽外表后面的捉襟见肘：“得知今就我军舰而论之，其数似为甚多，然尚不如泰西强国十分之一；其经费亦似甚多，然与各国皆不惜巨款购求者，可知大相径庭。”

他还十分担忧地指出了中国海陆军较日本海陆军的不足：“今夫与日本海军力比较，当在伯仲之间，然日本年购大舰，月增强盛。其陆军亦如是，勉期训练，随地配置士兵，其法甚为严谨不可犯。然我各省要处所设防御，尚未完备，兵士之训练亦未精，到底不可与日本同论。今日观察日本之状况，事事皆可愧也。况其强盛，日本更甚；其研究，日本更精。而我若安于目前之海军，不讲进取之术，将来之事未易遽言。”

这是丁汝昌1891年访日后写的“东洋纪事”。通过这些文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丁汝昌，通过这篇类似“考察报告”的文字，还使读者看到了丁汝昌站到了时代的高度和洋务运动的潮头，对中日两国所进行的改革做了深入的分析对比，既从宏观视角看到了从“制度”到官场的积弊；又从官员任免、人才培养、资源的配置使用等诸方面，看出当时的清朝政府“究不能及外国”。而且给予了入木三分的深刻解剖和不留情面的“揭露”。他甚至提到了“君主”在工作作风方面的差异。这在当时的中国官场中，是需要很大的勇气的。

尤为让人叹服的是丁汝昌敏锐地看到了中国海军发展的停滞不前。“（舰）其数似多，然不如泰西强国十分之一，经费似多，然与各国皆不惜巨款购求者，可知大相径庭。”“其强盛，日本更甚；其研究，日本更精。”他尤其提到了“日本年购大舰”的事实，对中日两国海军越来越大的差距表示了深深的不安。最后他不无忧患地指出：“我若安于目前之海军，不讲进取之术，将来之事未易遽言。”不幸的是，丁汝昌当年“未易遽言”的事实，在四年后的甲午战争中都一一应验了。

1894年，日本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日本政府按照原定的作战方案，倾其全国的海军力量，直指中国的北洋海军。甲午战争期间的丁汝昌，对国家、对民族是忠诚的，是尽心尽力履行了北洋海军提督职务的。在反对和抵抗外国侵略者的斗争中，他做到了旗帜鲜明、积极主动，任劳任怨，忍辱负重，身先士卒，带伤督战。特别是在甲午威海卫保卫战中，他能够正确对待御使言官不顾事实的弹劾和诛杀，化冤屈为动力，丢弃个人名利恩怨，坚决拒绝敌人的劝降和利诱，率北洋舰队广大将士，联络炮台守军，在敌我力量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积极防御，奋勇杀敌，勇敢打退敌人的多次进攻。在援军无望、兵心大变、无力挽救北洋海军命运和战局的最后时刻，他拒绝投降，自杀殉国，兑现了以身许国的承诺，体现了中国军人传统的气节观。

但是，清朝政府上至皇帝、下至文武官员都不懂海权，不明白建设新式海军的战略意义，也不明白如何发挥海军的巨大作用，居然采用停拨新购舰船经费三年的方式节省财政开支，因而使北洋海军刚刚正式成军就停止了发展。北洋海军就是在无知和毫不经意的短暂时间里，被雄心勃勃、奋起直追的日本海军赶超。当日本借机挑起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时，愚昧无知、贪图安逸的清政府先是被动迎战而受挫，继而丧失抵抗意志，妄图谈判求和，避战保船。当海战失利，舰船折损，弹尽援绝，将领自杀，海军覆没，丁汝昌及其统率的北洋海军就首当其冲成为清政府的替罪羊。这就是丁汝昌悲剧人生的大环境，也是他悲剧人生的根本原因所在。正如海军史研究专家杨志本先生所言：“濒临海洋的国家，没有一支与其安全利益相适应的、足够强大的海军，就无力抵御侵略者的海上进攻，而被人奴役；有了足够强大的海军，而缺乏先进的政治制度，缺乏先进的社会思想和先进的军事思想，也将因失去正确的统帅和指挥，使海上战争或作战招致失败。”

旅居加拿大的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著名的北洋海军史研究学者王家俭先生指出，《丁汝昌年谱》的出版，“对于近代中国海军史之学术研究实为一大贡献，后之研究北洋海军及丁汝昌者，必以此书为取资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