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共历史上一位重要的领导人，张闻天的人生经历、革命生涯以及思想历程是值得后人学习和研究的。他早年留学日本、美国，后又被中共派往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对于外来文化深有感触。回国后，他敢于反对党内的“左”倾错误，在促进中共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形成中，在红军由内战到抗战的战略转变中，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过程中，以及在后来的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新中国成立后在“大跃进”期间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和在“文革”中的表现，更使他成为坚持真理的楷模，令人敬仰。不仅如此，他给我们留下的思想遗产也是非常丰富的，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文化各个方面。目前学术界对他的社会主义思想、民主思想、经济思想、建党思想、文化思想、史学思想都进行了相当深程度的研究。但是，纵观对张闻天的生平研究，我们不难看出学术界至今对张闻天的研究还有一个很大的可拓展的空间，那就是对他的新闻实践的研究。

早年，张闻天不仅是报刊的热心读者和积极的撰稿人，而且还多次担任报刊编辑，负责报刊出版、校勘工作，并在工作过程中结识了一些著名的报刊主编和编辑人员，这在很大程度上为张闻天以后的办刊、编报等新闻活动积累了阅历与经验。重庆时期，张闻天创办了其生平第一份报刊——《南鸿》周刊。它是张闻天人生价值自我定位、立志批判与改造社会、宣传新思想与新文化的结果。它的创办不仅为张闻天提供了创办一份刊物所必需的经验和一系列业务知识，而且还为张闻天早期报刊思想提供了实践的平台。

莫斯科留学期间，张闻天不仅积累了相当多的马克思、列宁理论知识，而且还参与了大量的报刊编辑活动，对苏联党报党刊模式也了解颇深，这为他回国创办、主编、改组中共党报党刊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回国后，张闻天在上海创办《红旗周报》和《群众日报》、主编上海版《斗争》，既开启了他创办中共正规党报党刊的道路，又拉开了中共中央重视党报党刊指导与组织具体实际工作、初步确立“全党办报”方针的序幕。

苏区工作期间，张闻天对苏区中央机关报刊进行了整顿和改组，使其更好地发挥党报党刊的领导作用。他将苏区原来出版的《实话》与《党的建设》两份刊物合并，改名为《斗争》（即苏区版《斗争》），还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改组为党团、政府与工会合办的中央机关报，由周刊改为三日刊。张闻天的这一整顿和改组，使中共苏区党报党刊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内容上都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它不仅是张闻天新闻实践活动的一次重大成果，也是中共党报党刊改革史上的一次重要探索。

延安期间，张闻天在主持中共中央常务工作的同时仍然非常重视中共的新闻宣传工作，尤其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其工作重心转移到宣传教育方面，更是将自己的大量精力投入新闻活动中。他不仅兼任了中共中央机关理论刊物《解放》周刊主编和党内理论刊物《共产党人》杂志编辑，对其负总责，还主持创办了学术刊物《中国文化》和外文刊物《中国通讯》，主编了党内刊物《参考资料》，并对《新中华报》的改组与在延安复刊的《中国青年》给予了指导和关注。以上刊物的出版和编辑将张闻天的新闻活动推向了高峰。

东北任职期间，身为合江省委书记，张闻天对省委机关报《合江日报》倍加关注和重视。在担任辽东省委书记期间，张闻天对省委党报《辽东大众》也颇为重视。新中国成立后，张闻天在专任外交部副部长期间，再次迎来了他新闻活动的另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个创办外交刊物和学术刊物的时期。他倡议创办了《外交文选》《每周通报》《国内情况通报》《外事研究》《外事动态》《业务研究》《外论选译》等一批内部通报和刊物，以及《国际问题研究》《国际问题译丛》等一些公开出版的学术杂志。从明确刊物创办的目的、目标，到确定刊物的名字，再到商定所登文章的题目、内容，张闻天都亲自参与其中。

1959年庐山会议后张闻天受到批判，其新闻活动也随着其政治生涯的结束而终结。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党内外许多问题的独立思考，比如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以及党内民主重要性的思考，对党及相关部门应该如何掌握经济规律、如何领导经济工作的思考，对如何看待战争年代过去经验的思考，对经济规律一般性与特殊性、党与国家人民之间关系的思考等，它们对我们新闻事业的改革与发展都产生着积极的指导意义。

此外，张闻天的报刊编辑活动在设置编辑方针、运用编辑策略、秉承编辑作风等方面最具个人特色：第一，富有时代感、使命感与责任感的编辑方针；第二，关心读者与看重作者的编辑策略；第三，求真务实与民主的编辑作风。他的报刊作品在选题、构思、文风等方面也尽显其独有风格。据不完全统计，张闻天一生中或创办或主编或编辑或改组或倡议出版或指导过的报刊达30余种，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也有360篇之多。这些报刊文章成为张闻天新闻实践活动的又一组成部分。从纵向上看，其报刊文章具有相当大的阶段性特征。其阶段性表现为早期文章多为多样性、文艺性、评论性与批判性文章，中期的报刊文章多是政策性、指导性文章，后期的报刊文章则多是应景性的官样文章。而他与毛泽东两人则由于性格、教育经历、知识结构、工作作风、处事原则等方面的不同导致了他们在新闻实践具体活动方面各有特色。

纵观张闻天的一生，其新闻实践是相当丰富的。从五四南京时期参与编辑《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负责《少年世界》的校勘、出版事务，到重庆时期创办第一份周刊《南鸿》；从上海时期主编党报《红旗周报》和党刊《斗争》，到苏区时期主编苏区《斗争》和改组《红色中华》；从延安时期主编理论刊物《解放》周刊，编辑《共产党人》杂志，到东北时期关心和指导东北地方党报党刊，再到新中国成立后倡议创办《外交文选》《每周通报》《外事动态》《业务研究》《外论选译》等一批内部外交通报和《国际问题研究》《国际问题译丛》等学术研究刊物；足见张闻天新闻实践活动的丰富程度。其中，有关党报党刊的实践活动为中共新闻事业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它们不仅为当时的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指导，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共产党人指明了斗争方向和革命道路。

不仅如此，张闻天的新闻实践尤其是他的党报党刊实践也为当代中共党报党刊（特指中共中央及地方各级党委机关报刊，下同）以及其他大众媒体的发展提供了现实启示。其对于当代中共党报党刊的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党报党刊要坚持党性原则，正确宣传党中央的政策、方针和路线；第二，党报党刊要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坚持人民性原则；第三，党报党刊要务实，要实事求是，内容要具体、充实和真实；第四，党报党刊要坚持“全党办报”和“群众办报”方针，要遵循新闻一般规律；第五，党报党刊要发挥其组织、领导作用，执行其监督和批评功能；第六，党报党刊要注重党报党刊工作者尤其是通讯员的培养。

除了对当代中共党报党刊具有现实启示，张闻天的新闻实践对于当代其他大众传媒也有着相当大的价值意义。笔者认为，张闻天所注重的新闻真实性不仅是党报党刊的生命源泉，也是当代其他大众传媒的生存之本，更是当代社会的强烈诉求。近年来，新闻界屡次出现的假新闻、假报道，一些编辑记者盲目追求新闻事件的“奇”而忽略其“实”甚至经常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使新闻的真实性越来越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和重视的问题。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原则，解决新闻失实问题，应该成为当今新闻界刻不容缓的重要内容之一。它要求各级党委、宣传部和各新闻媒体，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内和国际大环境下，时刻保持一个冷静理性的头脑，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积极并谨慎应对未来出现的一系列新问题与新矛盾，从容面对一切新机遇与新挑战，还要建立和完善一套严格的规章制度，尤其是管理与奖惩制度，以确保新闻工作的质量，杜绝新闻失实。而作为新闻报道参与者的记者、编辑、通讯员等新闻工作人员，更应该坚守自己的职业道德，秉承社会规范和良知，在提高自己业务素质的同时努力加强自己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理论素质，培养自己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坚持事实第一、新闻第二的原则，努力为新闻界打造出一片净土。

另外，需要指出的一点是，目前学术界与新闻界存在一些质疑党性原则的论点，认为党性原则的坚持极容易造成报刊编辑人员的惰性，不思进取，不注重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而只是坐等上面的指示、命令，以致贻误新闻的最佳时机，导致报刊内容单一、枯燥、乏味，更有甚者直接认为党性原则制约了当代党报党刊乃至当代新闻界的发展，应该取消，应该将西方新闻自由理论引入中国新闻界，对新闻媒体进行全方位的大改革。对此，笔者认为坚持党性绝不意味着惰性，绝不意味着抹杀报刊编辑人员的创造性，我们不能由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不能因为党性的坚持就否定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也不能因为要发挥创造性就去否定党性，我们要明确党性的真正内涵，从某种意义上说党性就是人民性。党中央、地方各级领导要爱护报刊编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以及对问题的独立思考力，同样报刊编辑人员也要看到真正的党性所发挥的正能量是不可限量的。笔者认为西方新闻自由理论并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报刊业的改革只有在坚持党的领导这一大的前提下进行才能取得成效，才不会出现一些无法把握的未知变数。但是它要求党中央及地方各级领导正确理解党性原则的真正含义，真正做到维护人民、国家利益与维护党的利益三位一体，真正认识到坚持党性绝不是盲从党性，使党性原则真正成为党报党刊及其他大众媒体发展的动力、向心力和鞭策力，而不是制约、限制甚至阻碍它们发展的因素。

总之，张闻天的新闻实践对当前中共党报党刊以及其他大众传媒具有相当大的现实意义。他党性十足的办报原则、求真务实的办报作风以及强调发挥报刊组织领导作用和注重培养编辑人才的做法，无一不对中共党报党刊和大众报刊产生积极的影响，其中尤以新闻真实性原则最为重要。在当今新闻界，只有坚持新闻真实性原则，党报党刊才能充分发挥其组织和领导作用，才能在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中处于表率地位，发挥其示范效果，增强其权威性、可读性和必读性。只有真实，才能让人心悦诚服，才能让党报党刊做大做强，在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让党报党刊真正担负起引导社会舆论、塑造主流意识的职能，真正成为党、政府和人民的耳目和喉舌。也只有真实，才能让大众传媒最终赢得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