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中后期，中共在敌后抗日根据地开展了重塑乡村社会秩序的减租减息运动。农村不同的阶级和个体选择了不同的行为方式来应对变化中的社会秩序。以往的研究较多集中在农村社会普通群体对政治运动的应对，而较少关注党员群体对政治运动的反应。李里峰《不平等的博弈：土改中的基层政治精英》一文从理性人、社会人的维度探讨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华北（冀、鲁）基层干部在土改中的行为表现，归纳出基层干部扮演着“国家意志的抗衡者”和“个人利益的追逐者”的角色。这给笔者较大启发。本文以减租减息运动为切入点，考察山东抗日根据地基层党员在政治运动中的行为抉择，发现基层党员对党组织具有一定的向心力，除了“对抗”之外，还存在执行党组织决议的可能性。本文既注重对利害关系和乡土道义的探讨，也充分考虑了党员的身份因素，并且注意探究党员在运动中的纠结心理，凸显革命文化与乡土文化之间的张力。

学界对农民问题的研究可归结为三种观点：马克思主义派别的“阶级”小农；以斯科特为代表的“道义”小农；以波普金为代表的“理性”小农。“阶级”派认为农村社会存在不同阶级，地主和小农之间存在剥削关系；“道义”派尊重共同体内成员维持生计的基本权利的道德观念以及“主客”间的“互惠关系”；“理性”派认为小农具有“理性人”特质，以追求利益最大化为基本出发点。简言之，“道义”小农通常遵循乡村社会固有的道德习俗并与原有乡村社会居民和谐相处，“理性”小农则信奉避害趋利的处事原则。需要指出的是，乡土小农是不同农民的集合体，很难用固定的文化属性来界定小农的乡土性。在不同的语境下，他们可能表现出遵循社区规范的“道义”小农的一面，也可能表现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小农的一面。中共组织规模在抗战时迅速壮大，大量农民被吸纳入党，这不可避免地影响着基层党员的意识形态。中共抗日根据地的基层党员或多或少残留乡土意识，而某些基层党员甚至具有浓郁的乡土意识。来自乡村社区的基层党员在党性修养、道德理念和利益诉求方面呈现出较大的个体差异性，有的党员具有较高的阶级觉悟并在政治运动中切实执行党的决议；有的党员在政治运动中顾及村民之间的“道义”；有的党员在政治运动中“理性”地追求利益的最大化。其中，“阶级”原则体现了党性要求，而“道义”准则和“理性”抉择则体现了乡土属性。

中共在抗战中后期发动的减租减息运动依赖于基层党员的实施运作，作为纪律严明的中共组织的成员，基层党员应该无条件服从党组织的决议并严格执行党组织的各项具体政策。然而，来自乡村社会的广大基层党员自身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深受农民思维习惯和行为模式的影响。因此，中共在农村开展的减租减息运动造成了基层党员的党性和乡土性之间的张力。纠缠于党性与乡土之间，基层党员以不同的行为来应对党组织在农村进行的政治运动。概括言之，基层党员在减租减息运动中扮演着三种角色：政党意志的执行者、乡村社区利益的维护者和身家利益的追逐者（捍卫者）。部分基层党员具有明确的角色定位和清晰的行为导向，但更多的基层党员则是在三者之间纠结难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