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川英治（1892～1962），原名英次，日本伟大的历史小说家，被誉为“国民作家”“日本大众文学第一人”。他的代表作品《三国志》从1939年8月开始在日本《中外商业新报》（现《日本经济新闻》）等四家报纸以及中国台湾的《日日新闻》上同时连载，直到1943年9月连载完毕。即使在抗日战争期间，也并未影响日本读者对三国故事的兴趣与追捧。连载开始不到半年，单行本已陆续由讲谈社出版发行，由此可见三国故事在日本的受欢迎程度。吉川英治之所以要重新创作《三国演义》（下称《演义》）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少年时代的成长经历以及后来从事的工作有密切的关系。说起少年时代与三国故事的因缘，他回忆道：“回想写作这部作品时的情景，笔者一边奋笔疾书，一边脑海中情不自禁地闪现少年时代狂读久保天随先生的《新译演义三国志》，半夜三更犹猫在灯下不忍释手，被父亲责骂并逼着上床睡觉的情景。”吉川英治三次到访中国。第一次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第二个月，作为每日新闻社的特派员视察了天津、北京等地；翌年再次作为参加汉口战役的随军文人来到中国；第三次是《三国志》连载中的1942年，当时他游历了华南等地区。前两次的中国之行感受到的当地的风土人情为之后执笔《三国志》奠定了基础。

吉川英治在其《三国志·篇外余录》中对《孔明遗事》等其他史料做了整理归纳，以弥补作品在孔明离世处收笔的唐突，并认为这是“译者的责任，也是良心”。的确，尽管吉川英治在人物形象的描写等方面有独特的补充与诠释，但是，小说的基本人物与故事情节并没有脱离原作，故此他称自己为“译者”。然而就是这名“译者”用自己的“叛逆性翻译”，将这部“三国演义”烙上了浓重的吉川印记，因此被称为“吉川三国志”也就不足为奇了。它的诞生同时标志着日本文学对《演义》由局部借鉴到整体改写的开始。

《演义》是一部鸿篇巨制，要对其进行改写或再创作，必须有可以依据的底本。吉川英治本身不懂汉文，无法直接阅读三国方面的原著，因此只能借助之前的译本进行创作。其实在底本选择的问题上，他曾经说过：“原著现存《通俗三国志》和《三国志演义》以及其他数种不同流变版本。笔者没有完全依据这些版本进行简单的直译，而是各取所长，从而形成了自成一格的《三国》。”这里提到的《通俗三国志》即《演义》的日文初译本——江户元禄年间的湖南文山译《通俗三国志》（下称文山译本），而《三国志演义》指的则是1912年出版的久保天随的《新译演义三国志》（下称天随译本）。吉川《三国志》虽已问世六十余载，且有多个文库本出版发行，然而却迟迟未见其中文译本。直至2011年，重庆出版社用了前后两年时间分五卷本将其翻译出版，分别命名为《三国·桃园结义》《三国·龙争虎斗》《三国·孔明出山》《三国·刘备入川》《三国·出师北伐》。吉川英治的长子吉川英明为该书所做的序中写道：“而此次在中国出版的《三国》，是以日本江户时代刊行的《通俗三国志》等数种翻译自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的作品为底本，加上英治的再创作，并对人物进行了重新塑造，是名副其实的“吉川版‘三国演义’”。吉川《三国志》与文山译本关系的密切程度不言而喻。因此，要弄清吉川《三国志》改写所据底本问题，应先对文山译本所据的底本问题有所把握。如此可追根溯源，加深对《演义》在日本传播等问题的理解与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