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初，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女性主义理论的传播和女性主义批评的展开，不仅是对文学领域的女性问题的一种理论反思和总结，也为现实中的女性进一步打破性别（gender）禁锢，获得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提供了可贵的思路。这里所说的性别的限制，并不是指生理性征的局限，而是与性别相联系的一整套社会行为规范。这套行为规范并不是跨越时空的永恒存在，而是在历史中被建构而成的，并与整个社会的权力运作机制息息相关。因此，反思性别问题，也就是从性别角度对整个社会的构成机制进行反省。

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针对本土问题的批评实践始于80年代中期，迄今已有30余年的历史。在这30多年中，女性主义批评不仅为女性文学的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和动力支援，并且和后者一起努力描绘了一幅不同于以往以等级制度为标尺，而是以公正自由为基点的性别图景，尝试为人们对于性别角色的认知和想象，提供一种新的思路。这30年的探索，成绩有目共睹，有必要进行总结概括，一方面为今后的发展提供经验，另一方面也能即时发现不足之处以待后人填补。

早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就已经有学者不断地对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总结和反思。其中比较重要的著作有张岩冰1998年于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女权主义文论》，陈志红2002年于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出版的《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西慧玲2003年于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的《西方女性主义与中国女作家批评》，罗婷2004年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西方与中国》，林树明2004年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多维视野中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以及杨莉馨2005年于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

上述前五本著作，有两个共通之处。其一，都花费了相当大的篇幅介绍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展概况和主要观点。其二，都比较倾向于从西方理论的译介和影响入手，讨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发生和发展，或者干脆把中国女性主义批评当作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在东方的发展和延伸。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西方女性文论对中国女性主义批评的笼罩力的强大。

不过中国女性文论终究需要独立面对本土的问题，形成自己独立的品格。杨莉馨的《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是一本专门讨论中国女性主义诗学的专著。虽然此书也把西方女性主义文论，当作影响中国女性主义文论的一个重要因素，并花了相当大的篇幅讨论中西女性文论之间的关系，但是讨论的视角已经不再只是单方面强调西方女性文论的决定性作用，而开始用心探讨本土语境下女性文论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实践中发展出来的特色，以及它与西方女性文论的差异。该书的第四章“流变与整合：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发展”分量尤重，作者不仅在这一章中梳理了女性主义批评20年来出现的重要著作和文章，对于一些与女性话题相关的学术会议和支持女性主义批评发展的期刊，也做了细致介绍。材料翔实程度，超过了以往所有同类专著。

上述研究成果，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当代的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进行了反思和总结，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宝贵经验。其一，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发生和发展进行了较为清晰的脉络梳理。国人是如何注意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是通过什么样的渠道将这个概念引进自己的视野之中，并拿来进行自己的批评实践的，在上述著作中，得到了较为翔实的考证和记述。其二，对当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理论资源进行了初步整理。西方的女性主义批评流派众多、观点各异，但并不是每一种都能为我所知，进而为我所用。哪些理论是被优先介绍到中国的？哪些对国人来说更有亲和力，更有利于言说，更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这些问题已经被陈志红、杨莉馨等研究者注意到并在专著或文章中给予了解答。其三，这些西方的理论资源在被引进中国之后，是怎样融入我们的批评实践的？在我们的批评实践中，又生成了什么样的主题？这些主题有哪些现实针对性？这些问题，上述著述也有所涉及，但是相对前两个方面的研究来说，还显得比较单薄，很多问题没有得到更深入的讨论。

而对当代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实践进行主题式的研究，正是本书的着眼点。

其一，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译介情况，理论资源的输入和接受状况，由于前人的工作已经做得比较充分，本书将不再列为表述的重点，而是当作一项重要的研究背景来处理。其二，本书的重点，将放置在对本土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实践所生成的主题的分析之上，这些主题是针对什么问题而形成的，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表述出了中国文学传统和现实中存在的性别问题的现状，包括那些不公正和抗争，忧虑和希望，合作和发展。如果这些主题并不能穷尽各种文学实践中存在的性别问题，在提出这些主题的同时，还有哪些问题遭到了忽视或遮蔽。其三，除了西方女性主义文论之外，它还吸收了哪些观念和理论作为自己的发展资源。其四，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作为一种以女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批评实践，它和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妇女解放理论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作为一种现实针对性很强的批评实践，它有着怎么样的性别政治诉求和政治批判色彩。在现阶段的整体社会和文化氛围中，它还具有什么样的发展潜能和空间。

对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这30年来的发展主题进行总结并非易事。

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就不是一个结构严密的体系，也没有统一的理论源头，而是融社会历史批评、心理分析、结构主义、解构主义、人类学、语言学等各种学科和方法为一体，由此呈现出一种综合和多元的姿态。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以西方女性主义理论为主要理论来源，自然也延续了这种多元、综合的姿态，并且在此之外又多了一重计较：必须将中西文化的差异考虑在内。因此梳理的工作就显得尤其艰难。

但是繁难之中，并不是毫无线索可循，这个线索，就是“女性经验”。

说女性经验是女性主义批评的基石，这种论断一点也不夸张。许多论题都是在女性经验的基点上展开讨论的，而这种讨论，也反过来使女性经验的边界被不断改写、重构，“女性”这一概念的内涵也随之变得更加丰富。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初，当国内学界不再满足于对西方女性主义理论的翻译介绍，而开始用女性主义的眼光讨论本土问题的时候，正是由于预设了这样一个基点——中国女性有着和西方女性相似的受压迫的经验，外来的理论才有了和本土话题结合的可能。本土女性主义批评实践的发端，是对于“女性意识”的讨论，而“女性意识”的一个基础性内涵，就是女性经验：女性独特的体验和感受、心理和生理机制。承认了女性经验的特殊性和差异性之后，女性意识的另一个层面才能够成立，因为女性感受到的世界与男性是不同的，所以具有和男性不同的视点和立场；从这种视点和立场出发，女性意识到，女性在整个社会结构中所处的位置是不符合公正、平等法则的，因此女性要对这种不公正的对待进行反抗。

意识到女性经验的独特性，也就意识到了女性身份的差异性。由此女性看到了自己在历史和社会中所处的被贬抑和压抑的境地，并提出了反抗和改变的要求。女性不应该再是被动的承受者，她应该是现象的观察者、责任的承担者、话语的实践者，是能够思索、言说、选择和行动的人；也就是说，女性也能成为主体。20世纪80年代末，女性主体性问题就开始进入女性主义批评者的视野。对于许多当时的讨论者来说，由女性意识到女性主体意识的演进，似乎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更为敏锐的学者，开始意识到女性主体性的获得并不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合著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便把现代女性文学的发展过程，阐释为一个现代女性作家不断言说经验、指认真相、突破包围，而使女性自身的主体意识获得成长的过程。到了20世纪90年代，刘思谦把女性主体性问题与“个人”的命题相结合，选择了个人化路径作为女性朝向主体性的通道。这既是对此前高度一体化政治泯灭个体意识的一种反驳，也是对性别陈规中视女性为男性附属物的偏见的一种纠正。

和女性主体性问题差不多同时展开的，是对女性文学传统的挖掘。历史上的大多数时间，女性虽然被排除在话语秩序之外，但女性并未放弃对自我的表达和建构；女性虽然在“正史”中被描述为外在于历史和文化的“空白”，但是在这由男性所讲述的历史之外，女性文化的源流就如同一条暗河，潜伏于地表之下从来不曾干涸、断绝，并且一旦时机成熟，就会从地下奔涌而出。而当代女性主义批评对女性文学史的重建，就是重新寻找女性文化血脉的工作。1989年出版的孟悦、戴锦华的《浮出历史地表——现代妇女文学研究》、1993年出版的刘思谦的《“娜拉”言说——中国现代女作家心路纪程》代表了这方面的最高成就。

如同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在建立女性文学传统的同时，对一直在文学史中占据着中心位置的男性文学传统的反思工作也逐渐展开。指出男性作家在作品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的虚妄之处，发现其中所包含的不公正的性别话语规范，是这项工作的目的。这其实也就是将女性自身的经验、视角和立场与男性的经验、视角和立场相比较，打破文学传统中视角和立场的单一性，而使其向多元性和包容性的方向发展。这是女性实践自身主体意识，并在这种实践中进一步建构主体性的一种更大胆的方式。1988年出版的《风骚与艳情——中国古典诗词的女性研究》，是一部温和反省男性文学传统的女性观的著作，作者康正果虽然是男性，却自觉采取了女性主义立场作为自己反思传统的视角。1995年出版的刘慧英的《走出男权传统的藩篱——文学中男权意识的批判》，代表了一种更犀利的批判姿态；而同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叙事与性别》，从叙事学入手解读两性文本中不同的性别观念，以文本细读为依据，冷静剖析了当代文学中男性中心意识的运作机制。

身体写作则是女性经验被推衍到极致的一种表征。从理论层面上来看，身体写作理论是对女性经验论的进一步推衍。一方面，男权社会对女性的一切控制最终都要落实到对身体的控制，那么现在由女性自己来言说身体，便是从话语层面对这种控制的一种瓦解和对抗。另一方面，女性主义的一项重要工作——从女性自身的视角出发，批评男性话语所塑造的女性形象只是男性为满足自身的需求而创造的幻象，常常会遭遇这样的反问，什么样的女性形象才是“真实”的。如果说表达了女性自身的经验是衡量女性形象真实性的标准，那么女性经验的真实性要用什么来衡量，怎么才能证明这种经验不是被某种话语规范控制所产生的幻象，如何看待不同阶级、种族女性的经验和视角间的差异。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女性主义者进一步向身体回溯，强调女性共同的身体经验和生物节律，并赋予了这种身体经验一种反抗性特质。以上这些问题，都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学界在对身体写作的关注中被提出和探讨的。

当代女性文学批评的这些主题，并不是按照一种清晰的次序递进排列的，而是在时间上多有交错重合。这一来是因为中国女性主义批评最主要的理论源头——西方的女性主义理论本身就是一个多元、综合的体系，同时也是因为，中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在借鉴西方理论的时候，不是也不可能是以它原来的历史发展线索为纲循序渐进地引进，而是多方位、多视角地同时进行，因此话题就显得更加复杂。

尽管多有交错重合，这些话题之间，还是能大致清理出一条时间线索。如果把对西方理论的译介放在一边，仅就中国本土问题而言，最先开始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女性意识的讨论。有了一定的观念储备之后，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对女性主体性问题的讨论、对女性文学传统的挖掘和对男性文学传统的反思几乎是同时展开的。这些方面最主要的著作几乎集中在1988～1995年出现。不过1995年之后虽然缺乏重要的专著问世，但这些问题也并没有因此停滞不前，而是各自以不同的方式延续下去，并开始显现出跨学科发展的趋势（如女性文学史研究和妇女史研究的结合，对男性文学传统的反思，向社会学批判及文化研究的接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学界相当大一部分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到“身体写作”（包括实践和理论）上来，以身体写作为契机，女性身体、女性经验、两性关系，文学中的性别、视点和权力问题，都得到了深入讨论。

本书的章节设置，也基本上是按照这种顺序展开的。第一章对相关概念进行界定，第二章讨论“女性意识”问题，第三章探讨女性主体性的建构，第四章检视在女性文学传统的建立和男性文学传统反思方面取得的成果，第五章讨论身体写作问题，结语部分重新讨论了女性经验的边界，并针对女性经验的本土性提出了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