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县人（今杭州市人），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相当活跃的哲学家，是位见识卓著又特立独行的人物。在新中国成立前就已享有盛名，他积极投身于他那个时代中国社会出路的探索和论战之中，如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东西文化论战、科学与人生观论战、唯物辩证法论战等，他无不置身其中。他是一位多产的学者，共有专著近20部，译著11部，译著序5篇，文章350多篇。但这样一位学者，却在20世纪50年代销声匿迹了。此后，他的思想成为研究禁区，他作为一位哲学家、思想家对中国学界所做的贡献，他的诸多有创见的精思远识随着他的隐迹而无人称道了。20世纪90年代以后，这位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被打入另册而冷落多年的非常重要的思想家、哲学家，才渐渐被人“重新发现”。当我们细心地拂去历史的蒙尘，认真地解读张东荪的思想时，他的学术价值及理论启示就无可怀疑地展示于我们面前。

他的文著丰富，思想涉及哲学、科学、人生、宗教、逻辑、政治、文化、道德等各方面，而且兼摄中西。囿于篇幅与专业需要，本书并不面面俱到，只围绕张东荪的哲学思想进行较为系统的研究，阐发其哲学思想，彰显其理论价值，以有助于现代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为现代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张东荪承袭家学，有良好的传统文化素养，在日本留学期间又接受了哲学的近代教育。归国后，有着士大夫救国救民情怀的张东荪既关心政治，又保持着浓厚的哲学兴趣，做了大量输入西洋哲学的工作，并在介绍西洋哲学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综合各派、兼采各家的哲学体系。本书的上篇从纵向探讨了张东荪的思想发展以及不同时期的哲学创见。

第一章：“科玄论战”使张东荪对科学与哲学的关系很为关注。在这一论战中，他不同意科学派的主将胡适、丁文江及吴稚晖等的观点并对他们进行了批判。在对科学派维护科学进而侵犯哲学提出“科学万能”“拿科学统一一切”主张的批判中，张东荪阐述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科学不能代替哲学，科学与哲学各有特质，二者不但能并行不悖而且能相得益彰、共同发展，从而以划界的方式维护了哲学存在的合法性。他不仅探讨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而且把当时大多数哲学家普遍忽略的常识问题纳入他的哲学反思范围，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他所说的常识、科学、哲学这三个知识系统之间的差异，丰富了现代哲学史上科哲之辨的内容。

第二章：张东荪对形而上学的维护不仅体现在批判“科学派”反形而上学主张的“破”上，更体现在“立”上，即阐明自己的哲学主张，建立其哲学体系。但他不是像大多数哲学家那样从本体论出发，而是以认识论在先的立场建立自己的哲学体系。他首先建立自己的认识论，而后由认识论导出他“泛架构主义”的宇宙观。他以宇宙的层创进化反对既成的本体观、以架构主义的宇宙观反对实体主义的宇宙观使得他的宇宙观在现代哲学史上独树一帜。由层创进化的宇宙观，张东荪又推出他的主智的、化欲的人生观，其中既凸显了理智的作用，也提出了一种对待欲望的方式。

第三章：在输入西方哲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张东荪深受西方现代哲学的影响，很重视对认识问题的研究。在《新哲学论丛》中，他提出主客交互作用的认识论，认为认识一方面以先天的格式左右后天的经验，另一方面以后天的经验改良先天的格式，从而形成主观与客观交互作用的逐层展开的过程。随着对认识问题思考的深入，张东荪发现认识是非常复杂的现象，并不是主客交互作用说所能解决的，于是他又提出多元认识论的主张。他认为，认识中的各种因素既不互相隶属，又非康德所说的层层递进，而是彼此平列、互相独立的，都是认识中最根本的“元”，它们共同构成了认识不可缺少的因素。多元认识论鲜明地体现了他综合各派、兼采各家的思想特征，是对康德的认识论、新实在论、批判的实在论、实用主义等相关的各种观点的重新“配置与综合”，在一定的意义上，这也可以说是他的创造。后来，他的研究由单纯的认识论问题转向了广义的知识论问题，也就是由研究“认识怎样可能”转为研究“理论知识究竟是什么”。但他并未放弃认识论问题，而是将其包括在知识论之中。他用“层创进化”的理论将知识描述成一个由心的综合作用构造而成的感觉、知觉、概念等多重叠合的产物，对多元认识论中的多个因素及其各元素间的关系做了一定的修改与完善，为他所研究的文化问题建立了知识论基础。

第四章：对西方知识唯一性的怀疑、曼海姆知识社会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影响，促使张东荪建立了多元交互主义知识论也可称文化哲学。其中，他主要探讨了言语、逻辑、哲学、社会思想等对知识的影响以及文化之内言语、逻辑、哲学、社会思想等互相之间的交互作用，提出了诸多新颖独特、富有启发意义的见解。他从中西言语的不同对中西思想差异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比较中西文化的独特视角；他的文化逻辑观将逻辑与文化上的各种需要交织在一起，取消了逻辑的先在性、最高性、普遍性；他的文化哲学观认为哲学是“文化基型”的表现，是人生哲学的前奏，是间接的社会思想，强调了哲学所具有的标示文化传统的功能及其现实意义与社会价值。本书的下篇择取当今学界关注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儒学与民族复兴问题”“知识分子与学术自由问题”等对张东荪曾做过的研究进行了当代省察，以期对当今中国哲学的发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第五章：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张东荪反对西方文化中心论。他多次强调，西方文化、西方哲学、西方逻辑并不是普遍的、唯一的，而只是人类文化、人类哲学、人类逻辑中之一种。因此，他以人类文化多元论的立场，正视中国哲学的特殊性，从中西哲学之异的角度来阐明中国哲学的特征，从而得出中国哲学是人类文化中异于西方哲学的另一朵奇葩。在对“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文明中产生”这一李约瑟难题进行探讨时，张东荪从科学、哲学、宗教、伦理、政治、历史等相互作用的关系中来把握，认为中国文化没有严格的“物”的概念，不利于近代科学的产生，但中国文化非常注重“事”，因此有非常丰富的历史文化足以应付一切，以至于偏重历史的中国思想没有产生新文化的必要。

第六章：在对儒学问题的认识上，张东荪主张将孔子本人与后世推崇孔子之故分开，体会孔子精神，促进民族复兴。复兴不是简单的复古，而是恢复固有文化，树立民族自信心，重新培植对外来文化的承受与消化能力。

第七章：20世纪上半叶，张东荪对现代化和中国前途进行了自己的思考，对社会主义思想做了大量输入工作，始终认为“将来社会必行社会主义”，只不过他的观点更为平实、客观，区分了信仰上的社会主义和学说上的社会主义，认为信仰上的社会主义只要有一种热烈的情感就够了，而学说上的社会主义尚在研究与修正之中，因此应弄清其来龙去脉，才能真正消化吸收，为我所用。这也是他在20世纪40年代提出“一条中间性的政治路线”，试图调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前期理论基础。作为中间性政治路线的代表，张东荪在北平和平解放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第八章：20世纪40年代前后，张东荪对知识分子自身角色与使命问题进行了较为集中而深入的思考。肯定了中国传统的士阶级在社会各个层面所起的作用，指出了士阶级自身存在的弊端，认为在中国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知识分子应根据时代要求，保持知识分子本色，本着自己的信念与良心，发出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的、强有力的声音，服务于整个社会与整个文化。

张东荪哲学思想的地位及其现代启示可从以下几方面来理解。第一，中国现代哲学的建立与西方哲学被引入中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在介绍西方哲学与建立中国现代哲学的工作中，张东荪做出了突出的成就。第二，张东荪为我们贡献了“认识论在先”而非“本体论在先”的哲学体系与“架构主义”而非“实体主义”的宇宙观，这使得他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有独特地位。第三，张东荪还贡献了一种多元交互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注重多种不同因素、不同主张的相容性、互补性、整合性，使之不互相排斥，这对于我们看待哲学上的纷争，解决社会、人生中的各种冲突，甚至整个世界范围内的文明冲突问题，或许都会有一定的启发与借鉴意义。第四，他以求“异”而非求“同”的比较法探索中西文化各自的特性，避免了把西方哲学、思想视为“普遍的”范式以套用到“特殊”的中国的做法。这种研究理路更能让我们切近中国文化、中国哲学的“事情本身”，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不同于西方文化的中国文化的魅力，因而也更能推进中西方文化的建设性对话，促进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发展。第五，他对当前仍然深受学界关注的“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李约瑟难题问题”“儒学复兴”“知识分子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值得现代知识分子回味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