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市民文化大讲堂2016年讲座精选（上、下册）

有一部好莱坞的动画片，叫作《疯狂原始人》，讲的是原始人的生活。一个地方只剩下一家一户，包括父母兄弟姐妹。一个邻居外出，让猛犸象踩死了；另外一个出去，让老虎吃掉了；还有一个在外面狩猎，让毒蛇给咬伤，最后不治身亡。电影里出现了一个漆黑的山洞，这个山洞里布满了血手印，每条血手印底下都是一条教训：不出去捕猎人会饿死；出去捕猎会被野兽吃掉；采野果爬树也可能掉下来摔伤……这说明在蒙昧时代，人类社会初见雏形的时候已经有了风险，已经有了风险管理意识。现代社会更加复杂。德国社会学家贝克说，当今世界已经进入风险社会，这种风险不仅仅是个人风险，而且是全球性风险、结构性风险。

当下我们追求物质财富的积累，城市也在飞速发展，但是我们所构建的人造环境嵌套在一个自然环境底下，这个环境安全吗？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这是古人留给我们的很好的启示。大家特别关注的养生问题，实际上也是如此，谁不想活得时间更长，体会人生的快乐？有宗教信仰的朋友们也许会说，我还有来生，还有轮回。没有信仰的人说，可能我只活一辈子，生命非常有限，满打满算36500天。正因如此，人们对风险管理就更加重视了。

技术发展、经济进步也会给我们制造一些风险，产生一些威胁。比如暴雨、洪水、雾霾。北京最早最大的灾害是水灾，原因是北京水系比较发达，永定河经常泛滥，后来填湖、填河，所谓改造自然，形成今天这样的局面。现在肺癌发病率很高，恐怕跟气候有关系。北京地势非常好，三面环山，北风吹不进来，所以把首都设在这里非常合理。现在就发现出了问题，因为工业化社会，要求空气流动得越好越快。

一个学生让我看他的办公室，我去了一看，办公室窗明几净，但窗外左边是一个化工厂，冒着浓烟，右边是一个发电站，也冒着蒸汽。提到雾霾，我真的很感慨，治霾，仅仅限行，仅仅使用清洁能源是不够的，大范围使用清洁能源要耗费大量成本，确实面对非常大的困境。我去新疆，抵达喀什机场，在走廊桥的时候还是一片阳光灿烂，但是等行李的时候突然刮起了沙尘暴，行李上落了厚厚一层土。我在贵州亲历了山体滑坡，土块就在我们身后冲下来了。

还有二氧化碳排放、气候变暖、汽车尾气问题。清华大学2015年成立了国家治理研究院，成立典礼上，香港中文大学的王绍光教授做的一个演讲我现在记忆犹新。他的题目是“国家治理：欲望的治理”。王绍光讲的欲望不是个人、身体欲望，是这个社会形成的共同欲望。他说人有需要，叫I need，人的欲望，叫I want，want就是欲望。人的需要不断增长，社会生产也围绕着这个需要不断提高；人的want的增长是以几何级数增长，现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want和社会生产之间的鸿沟。很多商业行为催生人们的欲望，但是这种欲望的增加，实际上以社会资源的消耗为前提。有的地方就把地下的煤炭变成了地上的砖头，砖头又变成了鬼城……要思考一个合理发展模式，否则我们面对的结果就是这样的。追求城市化的代价是昂贵的，这一点我们要有清醒认识。北京北面有一个县产煤，当地的老百姓称，北京四个电灯泡有一盏就是他点燃的，北京使用清洁电，但大家要注意节约。大的城市更要担负一些重要的社会责任。

我在美国念书，学校旁边有一个湖，湖水非常清澈，但是旁边有非常大的警示牌，说这个湖第一不能游泳，第二钓上来的鱼一定不能吃，原因是美国在工业化过程中，这个湖曾经被当作排污口，所以湖底淤泥里含铅含汞量非常大。曾几何时我们也是这样，急功近利追求财富的同时，颠覆了周围的生态环境，最后恶果恐怕还是由人类自己承担。城市修建垃圾填埋场，这个工程叫邻避过程，意思是这个工程要修，但是别修在我家后院，“邻里争相躲避”。

风险是某种事件发生的不确定性。确定发生的事情不叫风险，确定不发生的事情也不能叫风险。风险的不确定性体现在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会发生，在什么地方发生，造成什么样的损害。

科学技术也给我们带来风险。面对科学技术，我们正处在一个无知陷阱当中。比如19世纪时人们吸烟，那时候人们还不知道吸烟和肺癌有直接关联。说到吸烟有害，寻常人会说那个人既抽烟又喝酒，还活了80多岁、90多岁，其实每个人是有差异性的，每个人的承受能力不一样，我们看待问题要用统计学思想、统计学概念。一些人喜欢反向思维，你越告诉他有问题，他越不在乎。你越告诉他没问题，他反而有疑问。你越告诉他没风险，他越是满腹狐疑。

杀虫剂滴滴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当时在丛林中作战，有很多蚊虫传播疟疾，化学家米勒发明了对杀灭苍蝇、蚊虫、蟑螂很有效的滴滴涕。经过一段时间以后，有位著名的生物学家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著作叫《寂静的春天》，反映由于过度喷洒农药滴滴涕这类东西，鸟儿有死亡，鱼也出现了死亡，滴滴涕还会在人体内致病。

再比如转基因食品。迄今我们没有看到证明转基因食品有害或者转基因食品无害的研究。社会确实给我们提出了很大挑战。以前没有手机，大家也很快乐，也不需要这么紧张，手机一响就很紧张，人人都成了手机的奴隶，成为周围物质的奴隶，但是打手机有没有危害？手机厂商肯定不会做这个研究。

我们需要一个政府，最重要的原因在于，它能够有效地帮助我们管理风险，这才是合格的政府。政府很重要的责任就是帮助人们认识风险、了解风险，最终是管理风险、规避风险，甚至消除风险。一个厂商，在逐利的同时，能不能尽到社会责任，也是我们需要探讨的。

比如克隆，人类基因组破解。克隆一只羊大家觉得无所谓，西方人延伸思考，既然可以克隆羊，那么可以克隆人吗？克隆人跟本人是什么关系，怎么构建这种新的伦理呢？在科学突飞猛进的时候，我们也要停下来好好思考。

现代社会管理风险没有那么容易。能获利的时候，人们会规避风险，面对损失的时候，人们更乐于冒险。理性会指导你选择风险最低的方案吗？未见得，这是大家在选择风险的时候面对的困境。小概率高获益的事件，往往会激发人们获利的动机，比如买彩票；人们愿意付出5元以避免5000元的损失，比如买保险。人们在不同的决策框架之下会作出不同选择，风险的偏好是不同的，风险的偏好随着不同决策框架的变化而变化，人们会选择低风险。

人们对风险的感知各有不同。都说雾霾严重，有戴口罩的，有不戴口罩的，还有在雾霾当中跑步的。很多信息其实不是亲自到现场探测不到，更多是道听途说。根据媒体报道形成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周围的信息帮助我们建构了一个世界。大家谈核色变，特别是日本福岛核电站事故发生以后。讨论核电站风险的时候，40人有39人认为核电站有风险，只有一个人没举手，她说因为她丈夫就是设计核电站的，她对核电有先天感情，她不觉得有风险。

现代社会的风险感知，必须亲自体验，就像餐馆饭菜好吃不好吃，任凭别人说还不够，你必须亲自吃，这还不够。含三聚氰胺的婴儿奶粉，刚吃的时候没什么反应，吃一段时间之后发现产生了问题，在风险感知这个问题上，有时间上的迟滞。没有技术手段的一般人，特别依赖专家，可是专家可能被人称为砖家。这种鸿沟是专家和公众感知同一个风险的时候产生的一种差异性。专家认为有危险的事情，公众可能认为没关系，有时候公众认为有问题，专家又在辟谣。这个时候我们对专家的意见就产生了；专家也不是全能的，他在某个领域研究得比较深入，但是对社会问题恐怕缺乏认识，在与市民沟通、答疑解惑、消除社会疑虑方面，未见得很在行，越讲，大家越疑惑；越讲，人们的恐惧心理越强。

政府在管理风险的时候，担心老百姓听到一些风险产生恐慌该怎么办？比如说地震，一经预报，社会秩序可能发生混乱，这也不是政府愿意看到的情况。在管理过程当中，实际上社会、政府、市场之间面临很大矛盾，管理起来确实不太容易，风险沟通面对一些障碍。

现在很多沟通都是通过新闻发布会实现的，特别是在“非典”时期受到重视。“非典”后期，有一些“非典”病人出院了，老百姓担心有没有传染性，在一次新闻发布会的时候，有记者代表公众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当时发言人的回答堪称风险管理、媒体沟通的典范。他说，首先我是一名呼吸系统的专家，从科学角度来看，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治愈的病人还有传染性，但是也没有证据表明他们就没有传染性——他这么说很有道理。他说，如果我是一名普通市民，我的态度是，我宁愿相信他还有，要做好防护工作。今天我作为政府卫生局副局长向大家保证，如果有风险，政府能够控制得住，要给社会一个信心。他的答复从三种不同视角给出了回答。

管理风险大家有不同的选择，就看对风险如何认知、如何评价，很多有关风险的信息，会给我们构成不同的认知，对我们的理性提出很大挑战，这就需要社会构建一种风险管理的意识和风险管理的思想与方法。这对于每个人来讲非常关键。风险往往是突然发生，我们迎接风险的能力很脆弱，你真的有风险应对能力吗？这就是我留给大家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