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及儿童养育观念的生物文化权威之所以能够潜移默化地左右着人们的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 一个根本原因在于某种政治或社会制度或意识形态体系给予它的发展和生效的空间。但制度化的力量并不一定能够导致权威的巩固。 换言之， 对生物文化权威的接受必须是一种自愿的行为， 但这种接受不是简单的个人选择结果， 因为生物文化权威的建立和巩固过程得益于一套相互连接的文化符号。 生物文化权威的特殊之处在于它具有改变人们观念的能力， 而观念的模塑或改变说到底要源于某种带有说服力并产生信念的动力。
公民健康,社会分层,生命价值,社会文化,生物权力,地方生物学
景军: 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1994年在哈佛大学人类学系获博士学位，1994～2001年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自2002年起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授，2005年聘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2015年被聘为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先后担任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副主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类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口福利基金会理事；研究领域包括历史记忆、水库移民、生态抗争、儿童饮食、自杀及艾滋病，目前研究焦点为养老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