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经济学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兴起，经过众多研究者的努力，迄今已经发展成为经济学的重要分支领域。实验经济学已经构建出了包含实验室实验、准实地实验和实地实验在内的系统的方法论和技术体系，并逐渐和计量经济学、计算机模拟方法并驾齐驱，成为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三大代表性方法之一。实验经济学和行为经济学紧密结合，共同构成了近五十年来经济学领域最具影响力的流派，并且这种影响还在持续，大有引领经济学朝新的方向前进的趋势。实验经济学对经济学理论和方法贡献卓著，其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相继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和克拉克奖，这些对实验经济学做出了开创性研究的经济学家包括：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史密斯（Vernon L. Smith）（2002年度）、泽尔腾（Reinhard Selten）（1994年度）、罗斯（Alvin E. Roth）（2012年度）、席勒（Robert J. Shiller）（2013年度）、塞勒（Richard Thaler）（2017年度）。对实验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过思想性贡献的诺奖得主还包括西蒙（Herbert A.Simon）（1978年度）、阿莱（Maurice Félix Charles Allais）（1988年度）、阿克洛夫（George A. Akerlof）（2001年度）。克拉克奖得主有拉宾（Matthew Rabin）（2001年度）。实验经济学家这种获奖规模已经可以媲美经济学思想史上曾经的第一大帮“凯恩斯主义者“。

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影响起始于20世纪90年代。一些外国学者开始在国内传播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与此同时，部分海外华人学者也开始回国普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一些本土研究者和学生开始认识到实验方法对经济学的重要性，进行了初步的探索。2006～2008年，国内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迎来了第一个高潮，一些代表性成果相继在重要期刊上发表，让国内经济学界耳目一新。包括实验室实验、实地实验、问卷实验、心理实验等多种实验方法在内的研究论文相继涌现。从21世纪初算起，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研究经历了近二十年，这二十年虽然一直处于小众状态，但其影响悄然扩大。随着经济科学学会亚太会议2007年在上海交通大学成功举办，2012年又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2015年首届行为和实验经济学全国研讨会开始举办；201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把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单列编码，这些都标志着实验经济学研究在本土已经形成了一股力量，并且这股力量正有效地汇集起来，共同致力于中国经济学的构建。国内行为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者对经济学理论和政策设计的影响与日俱增。可以预见，随着实验经济学的逐步发展状态，对中国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必将做出独特的贡献。

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过程鲜为人知，即便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也都是了解一部分，这不仅影响了实验经济学在国内的传播，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国内实验经济学研究者间的合作。本文试图弥补这方面的空白。本文将对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历程、国内研究者的相关理论贡献、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迄今的不足和未来的发展进行客观的和系统的描述和讨论，期望能对未来实验经济学的蓬勃发展提供有益的帮助。由于在整个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中，最核心和最突出的是实验室实验，并且整个本土化研究群体的形成也是围绕各高校实验室展开的。因此，本文把讲述的对象着重放在实验室实验的相关研究上，并且以各实验室的兴建和发展为主线进行组织。当然，并非行为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以及实地实验研究不重要，仅仅因为这方面的研究相对较少，并且在整个实验经济学本土化的过程中，经济学实验室扮演了至关重要的核心角色。

在进入正文之前，需要先进行三点限定：第一，本文主要描述本土学者在实验经济学本土化过程中所做的工作。其中本土学者是指在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任全职的研究者。第二，本文主要总结本土成果。本土成果是指包含了本土学者以国内高校和研究机构名义发表的相关研究成果，但不限定为第一作者或者通讯作者，因为许多成果都是本土学者与海外学者合作完成的。第三，本文所指的本土化，是指中国元素，引入中国的一些特定元素作为实验设计或者参数设计的依据，比如特定的制度安排、特定的社会网络、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等；或者中国视角，从中国传统文化、制度和习俗中寻求某些独特的研究视角，比如整体观；或者中国问题；以中国的某些特征事实为研究对象进行一般性的研究，也包括跨文化比较；或者国际化，本土化的过程本身也是国际化的过程，本土学者基于本土被试进行的一般性和基础性的理论前沿探索。

本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实验经济学的本土化历程进行尽可能客观的描述；第二部分简要描述了实验经济学的现状；第三部分简单总结了迄今本土学者在实验经济学领域取得的主要成果；第四部分对当前实验经济学研究的一些不足以及未来的发展进行简评和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