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介绍笔者综合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系统论方法,思考建构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认同机制.一是“民族共同体的利益共生机制”.二是 “文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耦合互动机制”(简称“耦合互动机制”).三是“社会阶层力量的共创共为机制”(简称“共创共为机制”).文化认同的构建需要社会各阶层共同发挥力量,中国共产党、知识精英、宣传文化队伍和人民群众在文化认同构建中都有不同的角色定位和责任担当.
邓海英: 法学博士，国防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党的创新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近年来，在《哲学动态》《求是》《社科纵横》《党建》《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报刊发表学术文章60余篇；主持、参加国家和军队各类课题达30余项。担任《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研究》《“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研究》等多项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暨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2017年获全军第四届政治理论优秀成果（著作类）二等奖，2019年获全军院校政治理论课教学岗位练兵比武精品示范课，2019年获国防大学政治理论课教学岗位练兵比武一等奖，2020年被评为国防大学优秀教员，被确定为国防大学首届“青年英才”，荣立三等功一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