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之问是这样的。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钱学森就跟温总理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我们的大学为什么总是培养不出创新型的拔尖人才？这个问题就成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钱学森之问出来以后，引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知识界的普遍反思和重视。比如安徽有11个教授上书教育部谈自己的观点，要求教育改革。有的大学还专门成立了回答钱学森之问的研究所，上海交大就成立了这样的研究院。

2006年，温家宝专门找6所著名大学校长和教育家座谈，请教钱学森之问。这6位著名校长和教育家就说这主要是教师问题，要把中等教育跟大学教育连贯起来；还有的说，要做大做强之类。很显然，这些回答并没有令钱学森和温总理满意。

温总理讲，钱学森之问刺中了我的心，我想也刺中了全国人民的心，特别是我们教育界更加感到汗颜。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奖是最高奖，从2000年设置以来，一共有20位科学家得了奖，其中有15位是1951年毕业的。什么意思？就是全是新中国成立前的那批学校培养的。

西南联大是抗战期间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南开大学在云南成立的联合大学。这个学校应该是史上最短的，寿命只有7年，但是它一共培养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杨振宁、李政道。1948年，中央研究院有80多位首席研究院士，其中26人是西南联大毕业的，像华罗庚这些人，最年轻的也是西南联大的。美国的科学院，我们华裔第一次有5位当了院士，除了吴健雄以外，其他4个人李政道、杨振宁、陈省身、林家翘都是西南联大毕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西南联大的老师和学生，一共有171个人成了两院院士，尤其是理科生，西南联大毕业的理科生40%成了院士。

根据统计，平均一个国家建国30年就会出现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比如俄罗斯（含苏联时期）是39年，捷克是41年，巴基斯坦是29年，印度是30年。中国现在60多年了，还没有出现零的突破，还好有一个文学奖获得者莫言。

日本面积只有我们的1/25，他们已经有1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仅仅2008年一年就出了3个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小小英国，光剑桥大学就有8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5%，但是它有816人获得诺贝尔奖，约占到诺贝尔奖获得者总数的70%。哥伦比亚大学就有75位。海外华人有9个人得到诺贝尔奖。

现在有个统计杂志叫ISI，专门研究论文被多少人引用，被人家引文数最多的就是水平最高，这两年有多少呢？全世界有6466人，其中美国4127人，英国484人，日本264人，德国263人，澳大利亚120人，瑞士115人，荷兰106人，中国39人。中国这39人在香港的占到20个人，台湾14个人，大陆5个人，这5个人里面，还有2个在美国进修、工作。这些数字我们听了以后能无动于衷吗？

其实钱学森提这个问题，他自己是有答案的。“钱学森之问”有几个层次，第一就是学校培养、创造人才的机制我们没有找到。第二是创新创业人才，在社会上脱颖而出的机制我们没找到。

20世纪，研究中国科技史最好的人不是我们中国人，而是英国人李约瑟，他有一个助手即后来成为他夫人的鲁桂珍。李约瑟也提出过“李约瑟之问”。他问，为什么古代中国人发明了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和印刷术，工业革命却没有在中国发生？哥伦布、麦哲伦依靠指南针发现了新大陆，用火药打开了中国大门，用造纸术和印刷术传播了欧洲文明。所以“钱学森之问”“李约瑟之问”都指向了一个问题——文化层面。

尽管很多人，包括一些大家、院士都对“钱学森之问”做了回答，但我自己还觉得应该从其他角度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