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大的问题是腐败，西方的腐败在高层，中国的腐败在民间。中国从官腐、商腐到学腐，总结起来我们民间的腐败是最严重的。官员的腐败是体制不完善造成的，而民间的腐败更可怕。

在交流以前，我先向大家鞠一个躬！今天能到会场来的听众，是真正铁杆支持我们珠海文化大讲堂的，是真正在精神上有追求的，是珠海市民的骄傲。难得！这么大的雨，要是我的话都很难有这么大的决心走这么远的路听一堂课，从这个侧面也体现了珠海市民的精神面貌，我相信在中国不会有太多的城市的市民会冒着这样的雨听一场跟他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大关系的课。这也看出珠海特区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而且在大海这一边建立起一座精神的堡垒，观众朋友们给我先上了一课，所以要谢谢大家！

今天给大家讲反腐败。我在15年前就被大家誉为“反腐作家”。对于这顶帽子我曾经困惑过，很多作家特别是中国当代作家不愿意让自己的文学生涯和现实、社会、时代联系起来，尤其是不愿意和反腐这样特别实际的问题联系起来。如果一个作家或艺术家和这些问题联系起来，同行就会认为他不太崇高、不太清纯、不太纯粹，这是近年来在中国文艺界、艺术界流行的一股风气。我也是一样，很多年都不太愿意大家这样称呼我。但是后来我到了很多地方受到了教育受了感动，接触到那么多读者和观众真诚热切的目光和期待以后，我觉得把“反腐败”这顶桂冠戴到一个作家头上，是人民的肯定。因为我们的人民、我们的事业、我们的时代需要这项伟大的工作，我相信人民群众不会轻易把这顶桂冠给任何一个作家戴上。所以这些年我有很大改变，以此为荣，这些年我出去讲课，一是讲当代文学，一是经常被邀请讲反腐败问题。

今天要声明一点：我不是反腐败专家，我只是作为一个普通公民、普通作家，和你们一样关注这个问题，同时结合我的创作来谈谈这方面的一些想法和体会。在我的人生生涯中，反腐败问题对我太重要了。刚才主持人提到，你们知道陆天明这个人从哪里开始的？是不是从《苍天在上》开始的？我到现在差不多有八九本长篇小说、十几部电视剧剧本，还有电影剧本、话剧剧本等，大部分作品都不是写反腐败的。我早期用十年时间写了很多纯文学作品，很多探索性、实验性文学作品，在那十年里我写作从来不考虑读者、观众的需求，像很多作家、诗人、艺术家一样，只考虑对美、对艺术的追求，忽视了大众、社会和时代。后来大家知道陆天明的存在是从我写反腐败开始的，从《苍天在上》开始的，所以写反腐败改变了我的文学道路和生命历程。15年来我写反腐作品确实有些感受，我想从创作的角度切入来谈谈当前的腐败和反腐败。

我是从1992年、1993年开始写《苍天在上》的，那个时候中国在腐败问题上处于一片迷茫和困惑之中。当时改革开放已经初见成效，改变了我们每一个家庭和每个人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中国这条伟大的、沉重的、积重难返的航船已经走向一条光明的征途。但是紧接着在我们党内产生了一些腐败现象。现在在座的各位都觉得腐败司空见惯了，但是在十几年前，在首都北京任何一个办公室、任何一个商场、任何一个家庭，人们没事的时候议论的全是腐败的事情，大家都很困惑。“四人帮”打倒了，拨乱反正了，我们中国走上了高速发展的道路，应该是一片大好形势，用我的一个作品名称来说应该是“扬帆万里”、“康庄大道”。即便有一些问题我们党也能及时解决，但是怎么突然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民族怎么了？陈云同志提出的“如果共产党不反腐败，中国就要亡国亡党”这些话，在十几、二十几年前就是晴空霹雳，共产党内也有腐败？毛主席也无非说有“走资派”而已，没说共产党内有腐败。但是90年代初我们说党内有腐败，要反腐败，这是和我们每个家庭、每个人都密切联系的一场伟大斗争，和30年改革开放的所有伟大措施一样，它的意义怎么估计都是不为过的。

我经常讲我不是一个反腐斗士，更不是一个反腐勇士，我一开始并没有想到要用我的文学和我的笔去和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时代和民族命运紧密地结合起来。我当时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拨乱反正了、改革开放了，好不容易中国的作家有了拥有自我的可能，可以表现自己的个性了。因此走到另外一个极端，认为文学和艺术如果与人民、社会、政治结合起来就不是文学不是艺术，就是庸俗的谄媚。有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这条“破船”开始掉头，当时北京市电视台每年都出一部反映当代人民生活的电视剧，比如《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等，都是当代题材表现现实生活的，出一部打响一部，引起中央领导的重视。当时中央电视台制作的电视剧都是古典名著，拍《红楼梦》、《西游记》等，也产生了轰动，但是中央领导说我们偏了，中央电视台要关注当下人民的生活，不能只吃老祖宗的东西。领导每次表扬北京电视台的时候总是把我们叫去陪坐，明摆着是批评我们。回来以后中央电视台领导说我们也要改善工作，要表现当下民众的生活，不能老在古典里面转，然后把这个任务交到我头上了。让写一个电视剧，第一必须是当代题材，别搞悬而又悬、老百姓看不懂的，要写当代百姓的生活。第二电视剧要好看，现在大家觉得这是应该的，但那时候中央电视台很多人认为电视是为中央服务的，不需要理会老百姓喜不喜欢看。

我回来以后就想写什么呢？90年代初，改革开放已经十一二年了，发生了很多重大事件。我当时选了两个题材，一个是上海音乐学院的老师，他是著名钢琴家孔祥东的导师，这个知识分子为了培养孔祥东这个工人的儿子能成为一个钢琴家呕心沥血，最后因为肾病死去了。孔祥东从纽约赶回来为他的老师举办音乐会，现场募捐换肾的钱，最后他拿着钱跑去医院救老师，已经来不及了。还有一个题材是反腐败，当时到处在讲反腐败，到处痛恨腐败，整个社会都沸沸扬扬。我觉得大家这么关注反腐败就应该写这个，就向领导汇报。当时的领导也很大胆，同意我写。没有想到这一部《苍天在上》出来后轰动了全国，收视率达到39%，使我一夜成名。

我就想为什么我不是名演员，不是名导演，也不露脸，我的名字在一部电视剧里面只出现几秒钟，为什么这么多观众和读者这么善待我。我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你和人民在一起，和人民心贴心，为人民说话，人民就不会忘记你，历史不会忘记你。今天的文学艺术被人民冷落了，是因为我们的艺术家和作家脱离了人民，脱离了时代。你不为人民说话，不表现人民的生存状态，不表达他们的意志，只表达自我，你有什么权力和资格要求人民重视你，买你的书，把你尊称为艺术家。我找到了这十几年来一部分作家被冷落的原因，所谓的傲慢和清高实际上是苍白和空虚，说不好听是自私。全世界只有中国的作家拿工资，人民养活我们，我们为人民做了什么。《苍天在上》令我反思：我们享受了改革开放的成果，我们民族在大踏步前进时，作为一个作家，要为这场变革做些什么？当全国人民都在为明天忙碌的时候，我们拿着工资却只想到表达自我，和老百姓没有任何关系。我必须要变，不能这样写下去，不应该这样写下去。从《苍天在上》开始我就一直在变，写《大雪无痕》、《高纬度战栗》、《命运》。刚刚我给珠海文化大讲堂题词时，写了柏杨先生的“只为苍生说人话”，这应该是我们制造精神产品的人的座右铭。我们的党和政府提倡以人为本，我们作家也要以人为本。现在我到处宣扬这句话，以此要求自己、规范自己、约束自己。完全没有想到我这样一个追求纯文学的人，进入了一个最实际的题材里面，写反腐败了。这有一个思想过程，开始人家叫我“反腐败”作家，我很不好受，觉得很低级，我喜欢别人叫我纯文学作家。我现在觉得这种思想很恶劣，就像一些学生的父母拎着红薯来看儿女时，他们还不想见父母，觉得一个大学生和一个拎着红薯的农民见面很丢份，这是不是忘本？这是我作为一个作家的涅槃过程。

这些年，从我的创作经历已经看出大家对反腐败问题的重视，我每到一个城市签售总会有读者对我说，陆老师你一定要坚持写下去啊，一定要替我们说话啊！我每每都特别欣慰。在文学界是瞧不起这样的作家的，他们觉得和人民、现实联系在一起就不能成为文学家。我经常会犹豫，不是不会写纯文学，我写的《泥日》在文学界很响，很多人说这才是我最好的作品。我写了这么多反腐败作品，作家界没有一个人说好的，但是碰到读者说“陆老师你一定要写下去”的时候，我就为自己的摇摆而感到羞耻。对反腐败问题我也有一些看法，《大雪无痕》出来以后，有一个省长田凤山落马了，记者说田凤山在《大雪无痕》里面被写成了顾副书记，陆天明三年前就知道田凤山不是好东西。广东省的《南方都市报》还发了一篇文章责问我，陆天明你三年前就知道田凤山不是好东西为什么不揭发他？后来美国《新闻周刊》驻中国的新闻站站长采访我，问陆先生你还知道什么底细？你觉得中共还有什么问题？我就跟她说，其实我和政界没有任何来往，我不了解他们的事情。我经常会收到告状信，很多基层的冤屈得不到平反的、被判错刑的，都寄到我那儿，让我帮他申诉。我回信说，你们找错人了，我只是一个作家。

我觉得腐败问题仍然很严重，中央也是这样认为的。官员的腐败我就不说了，大家比我还清楚；从商的也腐败，像黄光裕、周正毅等比较典型的大集团；还有学术界知识分子的腐败；还有医生的腐败。我一生很少送过礼，曾经为修电话送了一本书。孩子读大学和研究生我没有给老师送过一分钱，陆川考上电影学院，我的好朋友导演系系主任郑洞天给我打电话，说你儿子考我的导演系你怎么都不给我打电话？是不是没把我放在眼里？我说如果我儿子行我就用不着给你打电话，如果我儿子不行我给你打电话，你能帮忙吗？我不可能给你几万、几十万来买，我也给不起。他听了以后呵呵一笑，说我说的是实话。我写过那么多作品，没有请过一个评论家。但是为了妹妹陆星儿，我送了一次礼，她癌症晚期生病住院，我送了一个金牛给医生，想要医生救她的命。当时我就觉得自己特下贱，人家大夫也没有说要送东西给他，我为什么要送呢？而且陆星儿在上海也很有名的，市委书记都去看她了，大夫不会因为没送礼而对她不好的。但我不送就不放心，就不踏实。我这一生就送了这一次礼，后来从医院出来，我就想为什么？我觉得这是腐败对人的折磨，本来我们是平等的，我用我的劳动为社会服务，你用你的劳动为社会服务，为什么到今天变成这样了？人家没跟你要礼，我都非要送，不送就不踏实。为什么这个社会人的心态变成这个样子了？真的不是大夫明目张胆跟你要礼，亲人在手术间门外，认为要是不给大夫送礼的话就站不住，这是很多患者亲人的心情。就算是幼儿园，我们都打听一下老师的生日，然后买大包小包让孩子送过去，小小孩子就教会了送礼。这是日常生活，万一碰上问题打官司，还要想方设法送礼找关系。前不久杭州富家子弟飙车撞死人，肇事者停下来首先打电话请人帮助。中国从官腐、商腐到学腐，总结起来我们民间的腐败是最严重的。

法国外交高官魏柳南在亚洲当了十几年的外交官，非常了解中国。记者问他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他说腐败，他分析说西方的腐败在高层，中国的腐败在民间。我是做了充分调查研究的，我的《苍天在上》把官腐写到了副省级，写了五个半月，然后为拍不拍摄吵了五个半月。几乎所有管电视剧和文艺的领导全审查了我的剧本，这是空前的，给了30条意见：第1条是不能叫《苍天在上》，在社会主义中国你呼唤苍天意欲何为？是不是对党有看法？现在大家可能认为比较滑稽。第2条是不能写副省长，副省长是党和国家的高级干部，不能把极个别人的问题写成艺术形象，艺术和真实应该区别开来。但是《苍天在上》对腐败的认识，还是停留在腐败分子都是坏人这个基础上。过了五年写《大雪无痕》时，我认为之前对腐败的认识是浅薄的，腐败分子可能本身并不是坏人，他们原来可能都是能干的、正直的、善良的、有文化的优秀分子。但是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后来变了，怎么变了？为什么变了？因为我们的体制不完善，权力没有约束、没有监督，一支笔签字就可报账了。当所有人对你不说“不”，对你低头、对你下跪时，一天可以保持清醒，一个月可以，一年可以，两年可以，但长此以往所有人都对你不说“不”，都对你下跪，都说你是最伟大最正确的，他一定会忘乎所以，其中一小部分就由此走上犯罪道路。所以在《大雪无痕》中我写了周密，一个优秀的知识分子、优秀的教授、具有人格魅力的年轻干部，最后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走上了犯罪的道路。大家都很同情他，感到很难受，为什么周密会变坏？因为我们的体制不完善。到《高纬度战栗》我对反腐败的认识又进了一步，我发现一批批高官前仆后继，河南省交通局第一任局长倒下去，第二任局长在任职大会上发誓要反腐廉洁，结果不到一年也倒下去了，又不到一年第三个上台发誓的也倒下去了。这还不是个案，不光是交通局，不光是河南省。他们都是混蛋吗？我相信他们上去的时候都不是混蛋，而是因为没有约束、没有监督。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银行一个还不到分理处级别的主任卷走了几亿美元。银行有很严的监督制度，很多关口，只要有一关说“不”，这个主任就拿不出这个钱，但是所有的关口都给开了绿灯，这些开绿灯的都是坏人吗？不是。说句不好听的他们都是你我一样的人，都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我们现在说腐败是官员的责任，是体制有问题。确实是，不过我们不当官的就没有责任吗？我们的老百姓缺乏一种正义感。这些年我有一个切肤之痛，可以告诉你们一个事实，几乎我接触到的所有反腐英雄在他们本单位的处境都不好，甚至个别没有好下场。我是反腐作家，大家都看得起我，因为我不是你单位的人，我没有写你单位的事情。当本单位产生一个反腐“刺头”，本单位的人会很讨厌他，很奇怪，为什么？这是法国外交官说的“最可怕”的事，是人民的腐败、人心的衰退、民族精神的衰退，我同意他的说法。这比塌了一座桥、遇到一次大地震还要可怕。举几个例子，我回上海老家坐了三次地铁，三次看到年轻的父亲母亲抱着不到半周岁或是两三岁的小孩，车厢里没有一个人起来让座。这不是小事情，大家都熟视无睹，上海过去不是这样的，不要把责任推给到那里打工的“新上海人”，我恰恰看到的是40多岁说一口流利上海话的女人，我几次想说她们，想再等等也许她们会让座，但是一直到下车，我没有等到这一刻。

明年就是世博会了，奥运会15天世博会要几个月，外国人都要来这里，他们特别看不惯妇女和儿童没有人管，他们有这点操守。我到俄罗斯，在莫斯科坐公交车，只要看到女人、老人和小孩，所有男人都会让座，我都不好意思去坐了。这才是真正的文明。你们看过《这个杀手不太冷》吗？片中主人公有一个规矩：不杀女人和孩子。我们中年人看到抱着孩子的父母熟视无睹，动都不动，这不是一篇文章两篇文章就可以解决的，需要一个民族的反思：中国人怎么了？我前几个月出差宣传新作品《命运》，我爱人在去买菜的路上晕倒了，整个半边脸摔破了，当时爬起来吓了一跳，看到旁边有黑车想让他帮忙送到医院去，那人不愿意，说你是不是要讹我，说是我撞到了你？后来我爱人找了另外一个年轻一点的司机，那个司机反复说“一定不能讹我啊”，送她去了医院。当然这个事情是有原因的，之前有一个案子就是一个人好心救了一个老人，结果那个老人讹了好心人，法官判了好心人有罪。

我们到底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中国人？不是腰包里有人民币就够了。我去深圳采访，接触了几十个深圳市民。第一，大家都为深圳的创业艰难感慨，上到市委书记下到打工仔、打工妹，包括民营企业家，他们没有一个人不在我面前流泪的。因为深圳太艰难了，不是拍马屁拍出来的，不是邓小平一个号召就出来了。包括市委领导等老同志都谈得流泪了，都是七八十岁的正部级干部了。第二，绝大多数人跟我说深圳的幸福感很低。深圳很富裕、很繁华、很发达，但是幸福感比较低，难道这不值得引起我们的警惕吗？和二三十年前相比，我们有钱了、繁华了，但不幸福了。这种人心的变异和精神的变异是我们最大的一种腐败，只要和个人利益没有关系的事情绝不去管。我记得在共青团时听胡耀邦书记讲一个事情，说有一个歹徒进入一间女工宿舍，宿舍里的八个女工都把手表给了他，歹徒侮辱了其中一个女工，其余七个人都不敢动，歹徒最后扬长而去。胡耀邦书记在会上大声疾呼，这在当时的中国是个例，还很少，但中国要警惕，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时，我们的前途就岌岌可危了。这样的事情前不久又发生了，一个失业男人拿一把水果刀跳到女工宿舍抢劫，也是八个人，歹徒一个一个把人杀掉，最后一个女工跑出去，歹徒把她杀死在公用电话旁。最后抓住时发现这是一个瘦弱的男人，八个女工没有一个反抗的，都抱着脑袋在被窝里面，最后都被杀了。我去印度孟买的小岛上看古迹，坐渡轮时有一艘航空母舰路过。我们就想拍照片，有一个当地人说不能拍，这是我们国家的军事秘密。如果是我们的“80后”、“90后”，会阻止外国人拍我们的军舰吗？可能有，但是很少。所以，我觉得腐败真的很可怕。

前一段时间有两次网上论战，有人说你这个老头有时候不干正事，一会儿跟韩寒吵架，一会儿跟郭敬明吵架。其实我对韩寒还是很尊重的，他靠自己写作，开车养活自己，但我对郭敬明很不感冒。郭敬明有时候不肯吃饭，吃了以后要吐掉保持体型，想要上镜。我听了真是全身起鸡皮疙瘩，当然这是个人的自由，但是你不能抄袭人家的东西，“偷”人家的东西，偷了要认个错，他不认错，法院判了还不认错，他说就算赔钱了也不道歉，因为要对他的粉丝们负责。你这样还有脸谈负责吗？粉丝们也没头脑到极点，说“小四小四我爱你，你抄袭也抄袭得这么好”。过去有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作家，因为抄了一篇小说他自己也抬不起头来，从此不写东西了。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国才能健康前进，以小偷为荣、追捧小偷的社会能进步吗？中国作协还吸收郭敬明为会员，这不是告诉大家年轻作家可以不择手段地搞文学，都可以抄袭嘛。还有一个著名的老作家做郭敬明入会的介绍人，有些出版社为了赚钱，把郭敬明聘为青年文学刊物的副主编，让他来指导文学青年搞创作，这让我们过来人顿足捶胸、忍无可忍。

我对反腐败的看法是这样：如何反？靠杀、靠抓、靠关行不行？就拿杭州飙车案举例，肇事者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我有钱，我老子有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什么都不用担心，交通大队、法院有哥们，出什么事情都不用担心。在繁华地带飙车，把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撞五米高二十米远，一堆富家子弟还在旁边笑着抽烟。为什么会嚣张到这个地步？这是个异象，十年、二十年前会是这样吗？他们怎么敢在这个地方飙车，这不是一天造成的，这是积累起来的。我觉得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儿，透过这些事情要看到深层的暗流。明朝朱元璋是叫花子出身，当皇帝以后总结元朝经验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认为元朝失天下是因为太宽大了，明朝一定要严厉。明朝惩治腐败的措施是骇人听闻的，官员如果受贿60两银子就要凌迟受3370刀，一定要让他痛苦到最后一刻才能死掉，如果刽子手没行刑3370刀就让囚犯死掉，刽子手就要被杀。还有一种刑罚是剥皮，把贪官的人皮剥下来絮上草，放在衙门前面以警示后来的官员。贪污一贯钱打棍子，最多80棍子可以把人打死的。有一年全国选拔300多个进士，第二年就被杀掉9个，其他300个人也被发现贪污受贿，如果全部处罚就没有官做事了，会妨碍社会稳定。朱元璋发明了“戴罪治事”，这300人穿官服但脚上带脚镣，白天处理公事，下班以后回监狱。后来还搞了一个特务机构东厂，秘密监视官员和老百姓。明朝的末代皇帝崇祯是一个非常刻苦、清正、廉洁的皇上，他的皇袍是破的，有时候上朝召见大臣都不好意思便把这个袖子往里面藏。他登基以后把自己饮食的花费减少，以前一顿饭300两银子减到150两，皇后从200两减少到100两，嫔妃从60两减少到30两。他还经常发“罪己诏”，这一年做的什么什么错事都向全国公开。虽然我们可以说他是作秀，历史上他并不想做一个亡国之君，想励精图治，但是他救不了明朝，最后吊死时用头发蒙住脸，无颜见先祖，穿的不是龙袍而是一身素服。他死的时候给李自成留下了一句话，我之所以亡是因为文官不好，跟老百姓没有关系，你们来了不要杀老百姓。明国的亡国之君并不是一个糊涂人，为什么亡了呢？整个帝国不行了，整个机构不行了。我认为反腐败仅仅靠几个人的清正廉洁是不够的，仅仅靠杀贪官、重刑罚是不够的，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完善体制。最近党的十七大也要求我们不断推进政治民主，让人民监督，让人民说话，让人民来当家做主，中央非常重视这个事情，正在逐步推进这项工作。

我的所有作品都非常艰难，《苍天在上》到《大雪无痕》隔了五年，《大雪无痕》到《高纬度战栗》又过了五、六年，我为什么不写续集，给自己挣几十万，而是过了五年再写。首先我不愿意重复自己，对反腐败要有新的思考才写，还有我每次写完反腐败这种直面现实的作品后就筋疲力尽，包括这次写《命运》。按说《命运》是描写改革开放的，这种拍马屁的东西怎么还难写呢？有的记者还说，你被招安了。我觉得说这个话的人太不懂中国现实了，中国这30年难道不应该写吗？这是决定了我们中国命运的30年，历史发生大变迁的30年，中国开始了新的未来，找到了真正的富强之路。“纪念改革开放30年”全国一百部图书里面就有《命运》，中国作协将近8000多人都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我正面写改革开放怎么还遭到挖苦。中国的30年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从重大矛盾、重大斗争中来的，我没有回避斗争和矛盾。要把这样一个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历史写的让读者愿意看不是轻而易举的。中国的重大题材从来不允许写真实的人名和地名，更不能虚构一个领袖人物和高层领导演绎重大历史。描写改革开放30年的作品没有用珠海、深圳或南京等地名的，都是虚构一个地名，什么滨海市、黎明市、东方市，等等。而《命运》这次突破了，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写明了深圳，写明了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一批重要历史人物，所以很多深圳人看了《命运》后号啕大哭。我要感谢珠海的读者，上个礼拜我看到珠海书城畅销榜，《命运》是第一名。谢谢大家！非常感谢珠海老百姓对这一类创作的支持。

我经常是这样，写完一部小说以后筋疲力尽，写完《苍天在上》满嘴都是泡，写完《高纬度战栗》后掉了一颗牙齿，最顺利的是《大雪无痕》，写完《命运》连续六、七天发高烧，大家都觉得我写完了这本书后不能再写了。但稍微过上一两年，说不定又想写了。我似乎对“只为苍生说人话”上瘾了，一种成就感，觉得自己在人民中间、在老百姓中间扎扎实实地活着，很多作者还体会不到这种快感，体会不到真正在人民当中，为他们写作得到他们呼应，会觉得确实活得很踏实。所以我还要写，希望一部比一部写得好，把人民、历史、时代记录在自己的文字里面。我想这也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知识分子一点应尽的义务。今天的中国有更多的人实际上比我做得更好，这是我们中国的希望，也是我们中国的未来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