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里面既写了县一级官场生态，又写了县级官员的人生困境。从小说的架构来看，没有一以贯之的中心事件，也谈不上中心人物。《国画》里的主线人物朱怀镜也不是中心人物，很多时候他只是一个叙述者。生活本身并不是以某个人为中心去演进，生活的逻辑就是文学的逻辑。《苍黄》我也是有意选择这个人物作为似是而非的中心人物，因为他是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他的身份就决定了他必定同很多事情有联系，却又未必处在事件的漩涡中心，这样一来就决定他能够观察、思考、判断，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结构方式。

《国画》是1999年5月份出版的，从这部作品出版到今年7月份《苍黄》出版，过了整整十年。这十年我先后有三部小说遭遇了不能再重印的命运，就是《国画》、《梅次故事》、《朝夕之间》，《朝夕之间》我玩了一个小心机，改名为《西州月》，所以又再出版了。我那些书不能再印了，但是盗版一直在卖。有个报纸约我写专栏，文章一出来，就有人打电话不让登，后来编辑擅自做主以“浦人”为名发表了。直到2003年这家报纸又约我写文章，署了真名，“王跃文”总算是重见天日了。我的经历说明时代毕竟在进步，但落后的东西有一定的惯性延续，这也是历史规律。但是有些人的观念永远停留在过去的时代，这也是事实。我们应该把这些情况都视为正常，相信时间会改变很多东西。我们现在仍然可以看到种种的不如意，但是对时代的判断要看大趋势和主流。

十年的时间，说短也长，说长也短。当年40岁，今年50了，如果不染发已经是白头翁了。我们的父母辈并没有很早白头发，虽然他们的日子更艰辛，但是我们却很早就白发。从白发可以看出我们这个时代的隐喻——我们的生存状况也许陷入了某种困境。用染发剂掩饰着憔悴的成年人仍然会把最美好的东西交给我们的孩子，而自己却在险恶的生存环境当中无所顾忌地拼打。有一些忍受着别人伤害的人会变本加厉地去伤害别人，在职场上与同事勾心斗角的人回家会批评孩子为什么不跟同学搞好团结。做官的人喜欢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认真，我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认真了；做生意的人最喜欢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诚信，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诚信了；做学问的人会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是严谨，最大的缺点就是太严谨了；就连在道上混的人都说，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讲义气，最大的缺点就是太讲义气了。是不是可以说“天下尽是好人，盗亦有道，融融乐乐”？我在各种场合都会听到种种冠冕堂皇的表白，但是透过一些油光发亮的脸，我看到了另外的东西。

什么是真实的中国？沿海地带经济比较活跃，我们看到私人岛屿、名车游艇、高楼大厦，等等，这些固然是真实的中国，但是我觉得中国最大的真实是在辽阔的乡村。我不熟悉沿海地区的情况，因为我个人生命的触角、情感的期待一直联系着乡村，我最熟悉的就是乡村。但我看到的内地乡村是撂荒的田野、乌烟瘴气的赌场、瘟疫式的地下六合彩、游手好闲的吸毒青少年，还有中华田园犬通宵狂叫。乡村过去是宁静的，但现在的乡村早已失去了宁静。

这十年我思考了很多问题，有的在《苍黄》里面有所表现，类似上面杂乱的思绪是我写作《苍黄》时的心理背景，有了这样的心理背景，写作的时候是沉重的、忧患的、紧贴着大地的。文学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反映各种各样的东西。我觉得中国最需要的是关注现实的文学，特别是关注社会疼痛的文学，文学应该体现作家关注社会的独立立场。作家的思考最宝贵的是他的独立性、自由性，作家必须在作品中发出真实的声音，这才是最可宝贵的。

这十年也是我慢慢进入中年的时候，不知道在座的中年朋友有没有这种感觉，我是越活越怕，怕很多事情。看到父母年纪大了我怕，像《论语》里面孔子的话，“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则以喜，一则以惧”。父母亲年纪大、高寿，觉得是父母的福气，但是生命是有限的，可能去日也就无多了，做儿女的就会感到有些伤感。自己年纪大了，也怕，对时间的恐惧。看到孩子大了也怕，生存的竞争压力太大了，孩子将来怎么应对这些事情？我真的希望时间停下来，一家几口这样过着。也怕一些朋友变得不认识了，没出事的耀武扬威的我也怕，出了事的很麻烦，也怕。真的怕！

《苍黄》一开笔就写到一幅画《怕》，这个画挂在我的客厅，是家人在海外旅行时在一个慈善拍卖会上买的，据说是一个高僧画的。画得很奇特，一个蓝色的花瓶里面插着一朵玫瑰花，但是花瓶是歪斜的。每个人看到它以后总想扶正它，但是把瓶子扶正了画框又是歪的，画框正了瓶子又歪了，下面写着一个字：怕。直接去理解可能是说瓶子是易碎的。另外，“怕”是佛教提倡的精神，佛教有一句话经常说到“菩萨怕因，凡人怕果”，菩萨眼光远一些，“善因有善果，恶因有恶果”，菩萨为了防止恶果发生，总是在“因”那里就预料到了，不种“恶因”，但凡人总是要到“恶果”的时候才醒悟。现在为什么发生那么多事呢？可能就是因为一些人心里太没有“怕”了。

我们听说过一句老话，“英雄到老皆归佛，宿将还山不论兵”，杀人如麻的老将军老了以后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原来在省直机关工作住在政府大院里面，看到退休的老干部非常慈祥，我稍微回忆一下他们在位时也是八面威风的。但是退下去以后，他们也有“英雄到老皆归佛”的感受，到老觉悟，也好，但是为什么不早一点觉悟呢？如果我们早早地心里有一个“怕”字，我们的生活可能会美好一些。

我曾经想以“怕”做小说书名，但是出版机构有担心，觉得《怕》不好，所以放弃了。后来想过“哑床”，看过《苍黄》的人可能知道，这是《苍黄》的人物原创的词。主人公李济运和舒瑾夫妻间床笫之欢的时候，床老是发出响声，他们开玩笑说我们做一个不响的床，他老婆舒瑾就说叫“哑床”。本来这是夫妻之间的闺房密语，但是最后成为李济运同他的红颜知己宣传部长朱芝的暗语。因为基层的宣传部长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让当地的一些负面报道不要抖出去，要应对这种新闻危机，而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是分管信访工作的，他的重要事情也是让县里的事情不要弄到上面去。所以他们开玩笑说，我们的工作就是把这个县弄成一张大哑床，我们的声音再大不要让外人听到。

后来我又想过用“周道”两个字做书名，但是觉得太文了。这个典故是出自《诗经》，“四牡 ，周道倭迟。岂不怀归？”意思是四匹马拉车道路遥远，我好想回到我的家乡。这几句话说的是小官员疲于奔命，怀念家乡，就像我写的李济运、朱芝等人的疲于奔命、迫于无奈。但是这个“周道”太文气了，所以没用。最后想到了“苍黄”这两个字，我对这两个字很满意，我在书的扉页里面把“苍黄”这两个字的典故引用出来了。是《墨子·所染》中的一句话，“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说的是素丝入染房，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白色的丝要染成什么色就染成什么色。苍黄还有一个意思是指带青的黄色，或者是青黄色，这种颜色同我的小说一贯的调子是相符合的。我的小说从《国画》到《梅次故事》到《西州月》既不是明亮的颜色也不是阴冷的颜色，都是一种中间色，中间色是我小说的基调。

再有一个，我觉得我们对汉字的理解也未必要完全受词典解释的局限，因为人本来就是活着的，生长着的。有一读者朋友在我的博客里面留言，我觉得也有道理。他说，“苍”在汉语里面的意思也有“苍天”的意思，“黄”是指大地，“苍黄”就有宇宙天地的意思，我觉得这样解释也非常好，做一个书名应该有多种理解。如果“苍黄”就是天地，那么我认为我的小说是一部俯瞰大地的作品。有一个记者问我，如果用一句话宣传这部书该怎么说？我说，“阅读《苍黄》，俯瞰大地”。我们从各种途径都可以感受到真实的中国，而县级官场是最具代表性，自县级官场开始才算得上完整的官场，所有官场的特征在县一级基本具备了。我过去在县政府工作过，县政府除了没有立法权之外，上级政府有的权力和功能似乎都具备了。而且县级官场同老百姓直接联系，这是上级官场没有的特点。要真正地了解中国，就应该了解县级社会和官场、广袤的乡村和近10亿农民。

就乡村来说不管主流媒体怎么宣传，我个人看到的更多的是凋敝和衰落。我经常回我的家乡溆浦，但不管什么季节回去，总是条件反射地想起鲁迅先生当年回故乡的感觉，“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时候既然是深冬；渐近故乡时，天气又阴晦了，冷风吹进船舱中，呜呜的响，从篷隙向外一望，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我的心禁不住悲凉起来了。啊！这不是我二十年来时时记得的故乡？我所记得的故乡全不如此。我的故乡好得多了……”。我个人认为在乡村有效的治理手段还没有找到，放任和失控造成生产力萎缩、贫富悬殊拉大、环境恶化、矛盾激化、社会治安不稳。要说进步也有很大的进步，一是农民不要上缴税了；二是国家还给农民补贴钱。但是农业怎么进一步发展？农村怎么发展？农村怎么繁荣？农民生活质量怎么提高？我觉得现在还没有找到太好的办法。

还有就是网络等现代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让人始料未及。大家知道有一位官员质问记者，“你先回答我，你想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这种发问无疑是愚蠢的，但是也是真实的，他是这样想的。十年前他说了也就说了，今天说了就引发了网络风暴，乖乖地把官帽子摘下来。我在《苍黄》里面写的李济运和朱芝要花很多时间对待网络媒体，朱芝把他们删掉的网络帖子叫“网尸”，我觉得很贴切也很有意思。我们上网也会知道有些帖子可以查找到，但是打不开，会显示说无法打开或已删除，这些都是已经死掉的帖子，就像尸体一样漂浮在网络世界里，就像太空垃圾永远堆在宇宙里面。政府对付媒体的办法，可以说从思路到做法都是有问题的，但又是目前谁也改变不了的现实。

我在《苍黄》里面不仅写了官场如何对付媒体，也写了不良记者如何敲诈勒索。《苍黄》刚刚一出版，溆浦县就爆发了新闻危机：溆浦县财政超支的重要原因就是人员超标。所以我无论走到哪里搞签售，都有人问我怎么看这件事。我在溆浦待了八年，“新闻”里说的人事我都很清楚，不是那么回事。有的记者不懂情况，便报道说“溆浦县交通局超标1800多人，溆浦县交通局编制只有40多”。事实是，记者查了交通局的网站，把那些行业公司、汽修厂、集体汽车大修厂的企业职工等都算为行政超编人员。如果按照这个记者的理解，中国超编最严重的是农业部，超编九亿，因为有九亿农民。说到财政收入，溆浦县的财政收入不到两亿，财政支出接近了八个亿，就报道说“溆浦县政府超支太严重了”。记者并不懂，内地的大部分都靠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很多建设项目都是靠中央转移支付的。这与早年的分税制改革也有关系，原来属于县级财政的收入现在直接到中央财政了，中央财政再行分配。但报道一出，在网络上诱发了网络风暴，网友跟帖把溆浦县政府的官员骂得不得了，说每个都得枪毙。《南方周末》也画了一幅漫画，画了一根长长的扁担，上面很多人一起挑一担水。事实上不是那样的！我并不是袒护溆浦，我只是面对生活说出真相，我也不会粉饰现实。

《苍黄》是从县级政府的换届开始的。政府换届中的很多事实新闻媒体是不会说的，但我可以写进《苍黄》里，虽然我写的是事实，但到目前为止没有人找我的麻烦。第一，是演戏的那种差额选举。比方县长是上面派来的，副县长要差额选举，实际上副县长是内定的，就选一个老实听话的，通常大家叫他为“差配干部”，陪选完后提拔一下，或者是调整到好一点的单位或部门，上级主要领导安慰一下。第二，基层代表向候选人贿赂。中西部很多县、乡选举有这样的情况，代表团团长通常是乡里的书记，他们会直接跟副县长候选人、县长候选人打电话，说某某你要表现一下，要不然不好做工作。这些副县长候选人和县长候选人会买几条烟，或直接给红包。其实这种情况还不单纯是目前体制、制度存在的问题，很多还是一个国民性的问题。

当我们老百姓对现在的官场看不惯，愤愤不平时，其实也要想想，当自己到官场时会怎么办？民间有一句话“是人莫当官，当官都一般”，是我们的国民性有问题。我记得，我上学时，就连学生食堂打菜的大师傅，他的权力是一勺菜，他都有一个怎么样用权的问题。他舀菜的手会抖，跟你这个学生关系好的话就不怎么抖，不熟可能就抖得只剩下一半了。现在公车是自动售票了，过去是人工售票，售票员只有一块钱的权力，她自家人肯定不买票，碰到熟人的时候人家给钱售票员说不要哦，人家还在给，俩人推来推去的。谁给售票员一块钱的权力？所以说这是国民性的问题，作为老百姓也要想想。

我再说说《苍黄》里面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受到了一些读者的质疑，他叫刘星明，他就是被选为“差配干部”的。在宣读候选人得票时他没有当选，但他突然就灵魂出窍以为自己当选了，在那里鞠躬，感谢谁谁谁，结果被人家拖出去了。之后他在自己住的院子里经常跟人家讲，“李局长，你那个事啊要办一办……”之类的话，他以为自己当选了，整个人疯了。大家在想这种事情在医学上有没有可能？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身边有一个认识的人就是这样，他有一天醒来就觉得自己是领导了，成天见了人就说，“你那个事要办一办啊”，人家都配合他，就说“好，好，一定办”。现实生活中是有这种人的，只是跟小说中略有不同而已。《苍黄》中的刘星明有时候做事情很清醒，因为他跟县委书记同名，领导怕他批的条子真给人家拿去用了，所以就把他送到精神病医院去了，同时去精神病医院的还有长期上访的人。

我在小说里面写的这个人其实还没有真实的新闻事件那么恐怖。刘星明去治疗之前讲话非常清晰，治疗以后确认精神病好了，出来以后对精神病院的事情守口如瓶，他在家里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又疯了，他说我要告状，要把精神病院的事情说出来。疯了以后讲真话，不疯的时候讲假话，或者说你讲真话时人家觉得你疯了，你讲假话人家觉得你讲的是真话。我觉得这不是艺术夸张，这就是生活的真实。

我的小说一向都没有太极端的形象，就像我们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人物，可以说从《国画》到《梅次故事》到《苍黄》都是这样，一意孤行的县委书记刘星明等人都是生活中的真实存在。《苍黄》跟我过去的长篇小说有一点不同在哪里呢？《苍黄》写了很多现实官场的具体事情的实际操作流程。过去那些小说更多的是写细微之处，写现实官场的氛围、人际关系、规则等，还包括他们的细微感受，很多是看不见摸不着的。我们身在官场的人就知道，官场里面很多东西就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很多规矩规则都不能摆在桌面上讨论，大家都不说，但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却在真实地控制着我们每个在官场里面从业的人。你刚刚进入官场没有人会告诉你，得靠自己悟。我的小说就是写这种日常状况。

我的小说里面既写了县一级官场生态，又写了县级官员的人生困境。从小说的架构来看，没有一以贯之的中心事件，也谈不上中心人物。《国画》里的主线人物朱怀镜也不是中心人物，很多时候他只是一个叙述者。生活本身并不是以某个人为中心去演进，生活的逻辑就是文学的逻辑。《苍黄》我也是有意选择这个人物作为似是而非的中心人物，因为他是县委常委、县委办主任，他的身份就决定了他必定同很多事情有联系，却又未必处在事件的漩涡中心，这样一来就决定他能够观察、思考、判断，我觉得这也是一种结构方式。说到人的生存困境，我觉得每个人都存在生存困境，不同的是或轻或重、自知或不自知。官场人物都是不知道自己前途的人，他们都有理想抱负，但不一定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

有人问为什么你的小说从《国画》开始到现在的《苍黄》都不怎么给人以希望？说到这一点，鲁迅先生的作品也不是给人以希望的，说到文学的功用时，鲁迅先生说“文学不过是无用之用罢了”，他写了很多批判国民性的东西，他说他是“掮起黑暗的闸门，放别人到光明的地方”，他不会指出一条路，特别是不会有一个什么药方。鲁迅多次在文章里面表述过，他写的东西不过是引起疗救的注意罢了。我觉得对文学也好，对作家也好，不要把他太高看了，认为一部文学作品应指出很多的东西，对社会有深刻认识然后指出一个光明的前途，我觉得这样对作家的要求太高。我承认我是一个怀疑主义者，我对生活本身的态度是质疑的，生活本身教育了我，很多时候与其相信不如怀疑，如果先相信了然后上当心里就不好受。我在小说内在环境里面看到更多的是失望，这种失望不是我凭空虚构的，而是生活本身给的。

如果说我的小说表现了生活某些方面的阴暗面，但是跟生活比较起来，它也只是生活的冰山一角，作家的想象力远远超过不了生活的真实。曾经有一个领导出事了，但他的存折找不到，把他家里全部翻了一遍都找不到，最后发现他岳母家里的所有东西都翻过了，只有一块冻的肥肉在冰箱没有动，大家想是不是在这里？果然，他的老岳母把存折包到肥肉里放在冰箱里面冻着，我看了以后觉得很惊讶！这不是虚构，就是真实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作家不要跟生活比惊、奇，通过思考写出来的东西如果能够让读者在阅读的情况下跟你共同思考，如果还能同悲同喜，作为一个作家就非常幸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