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的提倡与实践，对新文化运动是一大功绩；但检点白话文本身的成就，却很难说已臻完全成熟的境界。驳杂不纯，装腔作势，语言无味，依然是通病。……（新文学的先驱们）披荆辟草为了使新生的白话文能够站稳脚跟，把文言文赶尽杀绝，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常见的文字贫血现象：面色苍白，四肢无力。祖国语言不纯的问题，有心人已引为隐忧。学点文言，让不赶时髦、不以经商为写作第一要诀的文学专业户进一点补，正是一大功德。

我今天讲的题目叫《扎好国学根，学做现代人》。

为什么要讲这个问题？

因为我跟这次语文“新课标”还真有点关系——教育部“基教司”为推动语文教学的改革，成立了一个“教材评审委员会”，我是其成员之一。我参加了这项工作，后来发现语文“新课标”有些问题（并不那么完美），所以我现在就觉得有必要跟家长们讲讲“扎好中国根”这个题目。我本身并不是搞“国学”的，之所以要讲，是我对它确有“感触”：作为一个中国人，对自己母语的教学——汉语文教学，总还是可以发表一点意见的。特别是我，还正好参与了这事儿，现在通过的13套“新教材”，我都举过手。现在想来是“一言难尽”啊！——今天的讲座，也算是一个“补救”吧。

谈语文，得先从汉语、汉字谈起。众所周知，我们国家通用的是汉语，而记录汉语的则是汉字。汉字，很了不起呀！所谓的“中华文明”，其实就是以“汉字”为核心的东方农业文明的一种结晶，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种载体和表征。我们老祖宗发明的这个“汉字”被西方誉为“世界第八大发明”，了不起啊！它非常有特色——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的文字都灭绝了，比如印度、埃及、希腊的古文字，而只有汉字还活着，活在13亿人口的中国大陆（还不包括港、澳、台和海外华侨等），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最有生命活力的一种文字！故此，长期在联合国工作的语言学家袁晓园女士（在联合国专门从事文字翻译工作）说：联合国的任何决议文本，译成汉语都是最简明且无歧义的。这说明：汉语被公认为非常优秀的。

但是，汉语在“五四”时却遭到质疑。今年又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觉得“五四”功绩很大，但“负面作用”也不小：“五四”粗暴地把矛头对准“汉语”，很糟糕。当时，“五四”的领导人，看到了中国老大帝国的衰落，急于“富国强兵”，但其“办法”却是否定“文言”，倡导“白话”。我觉得，这是找错了对象。当时钱玄同提出：汉语“落后”，文言是“死文字”，用这种“死文字”断断写不出“活文学”，因此，“汉字不除，中国必亡”。怎么办？应废除汉语，走世界各国通用的“拼音”之路。钱玄同的看法很激进，可惜的是，胡适、鲁迅也都赞成。这说明，这些看法在当时已成“一时风气”。秦始皇“书同文”本来是一大功绩——我们国家的方言太多了，靠“说话”交流很难，必须靠“文字”来沟通：一写汉字，一切就都明白了！现在这么多“龙的传人”、“炎黄子孙”，就靠着汉字这个纽带走遍天下、畅通无阻！因此，“五四”时的否定汉语、否定文言，实际是开了“汉语衰落”的先河。客观、冷静地说，“白话文”即现代汉语，若和文言比起来，还是比较粗疏、不够成熟的。它要想真正进入文学作品，成为美文，还必须由语言大师对它进行净化、美化和提升。在这方面，冰心、老舍等都做了很好的工作，在“五四”时期若没有冰心、老舍、巴金、沈从文，也包括鲁迅等这些大家的耕耘，白话文就很难站住脚！文言文也不是说打倒就能被打倒的，“文革”时期钱钟书写《管锥篇》、《谈艺录》时，用的都是文言文。后来柯灵问他：为什么这两部学术著作都用“文言”写作？他说，因为那个特殊时代，用“文言”那些红卫兵们看不懂，可以减少好多麻烦；当然，也想试一下文言“旧文体”到底还有多少弹性，还能不能容纳、表现现代人的新思想和新感情，所以说钱钟书是一个无畏的质疑者。

当然，柯灵自己对“文言”和“白话”还有其高见，他说：“白话文的提倡与实践，对新文化运动是一大功绩；但检点白话文本身的成就，却很难说已臻完全成熟的境界。驳杂不纯，装腔作势，语言无味，依然是通病。……（新文学的先驱们）为了披荆辟草，使新生的白话文能够站定脚跟，把文言文赶尽杀绝，是可以理解的，但也因此留下了后遗症，那就是常见的文字贫血现象：面色苍白，四肢无力。祖国语言不纯的问题，有心人已引为隐忧。学点文言，让不赶时髦，不以经商为写作第一要诀的文学专业户进一点补，正是一大功德。”

很尖锐也很深刻啊！柯灵也是一个质疑者。

还有一个著名的质疑者是孙犁。他是延安《讲话》之后成名的“革命作家”，但在他进城（新中国成立后进驻天津）后却自觉地皈依于“传统文化”，不仅主动弥补了童年未读“四书五经”的遗憾，而且成天到旧书店里去淘旧书。他“新时期”写了10本散文集，语言却越来越简古、文雅、老道，总之是更向“文言”、传统靠拢了。

这个现象（或问题），我觉得很值得思考。新疆的“将军作家”、诗人、散文家周涛，因不满“现今遭到更大环境污染的语言混乱”现象，更提出要与之“作顽强的斗争，并进而奠定全新的现代汉语”的主张，非常值得肯定。

我自己一向有一种朴素的看法，即“文言”像酒，“白话”是水——自来水。现在很多作家用电脑敲字，一天敲一万字，一个月一个30万字的“长篇”就出来了。这正是“语言的瀑布”！写那么长却没有多少真切内容。而汉语是非常精练的语言，能用5个字绝对不用6个字——严苛到这种程度！这是一种非常精练而雅致的语言。我觉得，文言文其实就是古人当时嘴里说的话，跟我们现在说白话一样，也是有生命的。它流传下来，经过了长期的筛选和沉淀。像孔子说的“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你说的话如果没有“文采”，虽然可以通行，但它不会走远（过几年或十几年后就再也没人看了）。而只有话说得漂亮，才不仅可以通行而且能传之久远！这是说得非常辩证的。文言文，确实是一种精粹“美文”。

现在我们离“五四”很远了，如果20年算是一代的话，现在90年就经过四代多了。中国人的语文水平、写作水平怎么样？我觉得：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其原因我看还是和对“汉语”的错误认识有关。汉语和西方的“拼音文字”（也称为“表音文字”）绝对不是一回事。拼音，就是26个字母，你认识了它，有了一定的词汇量，马上就可以写作了。但它有它的问题：碰到一个新的事物，就马上要造一个新词，词汇量很大，麻烦得很；而汉语呢，一开始很难，要认识3000个左右的汉字，但以后就方便得很了：它可以任意组合，非常自由、灵活。拼音文字是“约定俗成”的：规定这个“音”就是这个“意思”，大家都承认、遵从就行了。而东方的“汉字”，方块成体，一字一音一义。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是一种“表义文字”。比如说“日”，就指太阳：一个圆圈中间一个点，这是太阳中间的“黑子”，古人观察得很细，把太阳给“画”活了；而“月”就是一个月亮；“山”就是山峰；“川”就是河流。这都是逼真的象形，即是那“事物”的本身。所以，汉字本身是有“意义”的，它一开始就跟“约定俗成”的表音文字走的不是一条路！“表义”和“表音”，完全是南辕北辙的两股道！但“五四”那会儿那班语言学家们把这个基本区别给忘了，跟着西方“表音文字”跑，认为汉语没有“格”、“性”、“时态”等变化，是原始、落后语言。这不对！现在，特别是我们解决了“汉字”电脑输入的问题之后（汉字输入比拼音还快），世界公认汉字是一种非常先进、奥妙且富有特色的文字。

我们从“五四”以后确实丢掉了很多好的东西。当时也是对的，但现在看起来得重新评价了。比如，过去的“私塾”是怎么办学的？怎么传承“汉语”的？古人对汉语有何感悟？也就是说，古人怎么认识汉语的规律？我觉得，中国古人对汉语的认识是很深刻的，在私塾里读书，才真的把学生当成学习“主体”了。私塾里汉语教学就是三个字：读—背—写。这三个字成为“一条龙”了。私塾老师要教一篇古文，他先帮你扫清文字障碍，然后就让学生们张嘴大声地读。并不像我们现在的老师那样，作者介绍、主题思想、内容特点、艺术特色等滔滔不绝，讲上一大套。私塾里就是背书，背会后就懂了，那书就变成你的了。不会背，书是书，你是你，还是“两张皮”，一背下来，就化成你自己的东西了。作文开始可以模仿，但最后还是要说自己的话。由于学生对这个东西很熟，“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一旦要用，就犹如“神助”，流入笔端，为你所用！我觉得，“背”是沟通“读”与“写”中间的一个桥梁，一背，“读”与“写”就结为一体了，所以“读—背—写”是一条龙！

变成“白话文”后，读归读，写归写，中间不需要背，因为白话文篇幅都特别的长，语言也不很精粹，不好背，背了也没啥用处。但这样，读归读，写归写，二者孤立无援、毫不相干，完全变成了“两张皮”。

其实，“背”的功夫非常重要。在印刷术和纸张发明之前，整个“文化”靠什么传承？就是“背”呀！现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史诗”要抢救，那些代表了“民族文化传承者”的老人们靠的是什么呀？就是“背”！然后代代传承。不仅是中国靠背，外国也一样，包括希腊最有名的“史诗”都是靠背诵传承下来的！所以，在纸、笔、印刷术发明之前，就是靠“背”的。过去的学者，其学问也是靠“口耳相传”传给学生的。背，不光增强记忆力，记忆力强了还能促进理解。现代人为什么不行了？看书接受了大量信息，但都没记住，离开了网络就成了一个“空心人”！

所以，“背”在人类的文化传承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这么几千年，当中需要背书的时间太长了（纸是汉代才发明的，印刷术更晚一点，宋以后才开始活版印刷）。宋之前，文化靠什么传承？现在的“十三经”这些“经典”，宋之前都是靠老师教、学生背的。比如说《论语》，就是学生背、记的孔子的话。这个学生跟那个学生理解和记录的“版本”自不一样。这都很正常。

现在，我们损失了很多东西。比如说，“背功”就丢了，这个事儿很糟糕。现在，语文变成什么了？我可以告诉大家，教师因为要备课，要对“教材”下工夫研究，故对课文非常熟；而学生，在那儿不读也不背，仅仅看了一遍，谈不上“熟”。于是，学生变成了“听”课的，就听老师讲得好不好——结果，老师变成“运动员”，上场踢球去了！本来应是老师在下面坐着当“教练”的，现在却大讲特讲，一个个变成了“张铁嘴”、“李铁嘴”。这岂不是“锻炼了老师，耽误了学生”？其实，一般说“现代文”根本就不需要讲，或讲那么多！读一遍，学生90%都懂，大讲特讲就把课堂都“占”了，学生只好坐在底下“听”、“看”、“逍遥”——谁让你剥夺了他们应有的“话语权”呢？过去的私塾先生可不是这样。学生读起来后先生也读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乐在其中。等学生背会了就下课，放学。现在看来，古人对汉语特性和教学规律是理解得很透彻的，“读—背—写”一条龙，十分正确。让学生真正成为学习“主体”，让读、写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渗入到血液当中，他以后能学不好吗？

下面讲讲我认为的“理想”教育应是什么样的。

我觉得真正的理想教育应该是这样的：

3～6岁，上小学之前。大体上有四年时间，这四年最好是在幼儿园进行“双语教学”，即老师可以同时教汉语和英语。汉语，背一点汉语诗词（即“古诗词”）就可以了，还要识一点汉字；然后，请英语系毕业的幼儿园老师来教英语，不一定学“语法”，生活语言能熟练、流畅运用就行了。要造成一种说英语的环境；不要怕汉语不行——回家之后在汉语圈里自然会强化。这样，四年下来英语基本上就过关了，将来大学时再学英语力求提高，其效果自大大不同。在3～6期间岁若抓好了“双语教学”，这个孩子的“基础”就结实而突出了。

小时候背古诗文，不用担心他会“中毒”。中国“农业文明”的东西非常干净，除了有些封建或迷信的色彩外，少有“黄、赌、毒”的东西。这和现代或西方的一些文化决然不同，家长们大可以放心。

7～12岁，小学阶段：我看现在语文课古今的比例应该倒过来（现在是3∶7），改为7∶3。即古诗文占70%，现代文占30℅。我认为这个比例还是较好的。这是关系到一个孩子“扎好中国根”的大问题。“中国根”就是“民族文化的根”。现在，有一些教材古诗文的比例占得很少，连30%也不到，这很不对，有点“数典忘祖”的味道！这个阶段，给“古诗文”以重要地位，让小孩子一上课就是背诗、背文章，背完了就下课，但每天都要上书法课。中国人不会写毛笔字是个大问题！现在的学生提笔就写错字——过去黎锦熙教“大一国文”的时候规定：大学生作文错1个字即不及格，现在“高考”规定：错5个字才扣1分，差得太远了！我们现在对语言、文字的要求实在太低了！要知道，关键时候、关键地方错1个字有时就会全盘皆输的！所以，把字写好，是一件很重要的事。写字也不难，拿毛笔写几年自然会好。这也是汉民族传承自己传统文化的大事，希望我们中小学的领导、老师能抓好这个事情。

13～15岁，初中阶段。这时应该是古今各半，即古诗文和现代文各占50%。初中，是孩子们身心发展的关键时期，也是一个文化学习的重要过渡期。在学生们“扎好中国根”的厚实基础上，孩子们理应开始注重“学做现代人”的这个大问题了。所以，现代文要开始加强；同时，像计算机（电脑）、网络等“现代化的东西”也要让他（她）们接触并熟悉起来。

16～18岁，高中阶段。这时，课文古今的比例就应该坚决地倒过来：现代文要占70%，而古诗文只占30%。当然，这个30%很重要，因为重要的古诗文都背会了，故其重心可放在讲一点“诗词格律”或“之乎者也矣焉哉”等虚词的运用上。讲通了这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过去背过的诗文就都活起来了！现代文，还有“科技文”等，都要大力加强，务使“学做现代人”的目标落在实处。我注意到台湾的高中《国文》，里面没有一篇现代文，全部是“文言文”。但是，我觉得到高中才这样，太晚了！到高中时学生的“记忆力”已不那么好了，去读“文言文”也无益，记不住了。我觉得，学生的年龄越大就越应走向或成为“现代人”。因为，21世纪的学生“古色古香”是不行的。那不真成了“推新出陈”了吗？

值得担心的东西我觉得不是很多。小孩很小，很多东西不要求理解，先背着，到高中以后就把终身可以受用的东西都牢记在心了，就像“牛”有四个胃一样，它把吃进去的草再吐出来“反刍”，慢慢地咀嚼、吸收，随着年龄的增长，其理解能力也不断地加强。

以上所说即我认为的一种比较理想的教育模式。

但我们现在的教育还不是这样搞的。现在的一些做法，在智力上所造成的浪费是很惊人的！我要说的是“国学”的“根”到底是什么？你们的孩子，家长也关心让自己的孩子应该“背”什么，在3～13岁的10年里（时间非常的充分）都应记住什么。

传统“发蒙”的识字教学，主要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之后就是读“四书五经”了。“四书”又名“四子书”，包括《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这四本书。“四书”是宋代大儒、理学家朱熹定下来并大力推崇的，影响极大。特别是《大学》、《中庸》，原来都只是《礼记》中的一章，是朱熹把它们节选下来并使之独立成书，获得极高地位的。这四本书都是过去封建时代在私塾里打“基础”的书（识完字后就接着读），然后就要读“五经”了，“五经”都指什么呢？它指的是《诗经》、《尚书》、《礼仪》、《易经》、《春秋》这五部书（即通常所谓的“诗书礼易春秋”），它们合起来称作“五经”。下面，我们简单地对这五本书做一介绍：《尚书》，也称《书经》，乃上古之书，实际是夏、商、周“三代”的“公文大全”。《礼记》，是周代祭祀、封赏时的一些“礼仪”规定——现在有两种版本：一种是《大戴礼记》，是戴德整理的，原先有85篇，但传到唐代就只剩下39篇了（有郑玄的注），另一本是《小戴礼记》，是戴德的侄子戴胜整理的，共49篇，全部传了下来。《易经》，其实是一本“卦书”，作者是周公——周天子周武王的弟弟，他被商纣王关在河南安阳一个叫“羑里”的牢狱里昼思夜想，画成了“八卦”，写就了《易经》——被现代人称为“预测学”，该书被认为是“中华第一书”！这本书很深，个中有很多哲理，你们若有兴趣不妨去读一下，背没必要。最后是《春秋》——它有“三传”，即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春秋》是本“史书”，传说也是孔子作的，文字简少，但“微言大义”。所谓《左传》记事，《国语》记言，特别是它记“战事”：战争之前、中、后都写得异常清楚、生动，影响了《史记》的记人和记事，使之达到了叙述、描写的很高水平。

还有些发蒙书可读：《笠翁对韵》是重要的一本。它是清代戏剧大家李渔写的。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视诗教的国家，《笠翁对韵》讲对句，是童子学“诗”时的必练功课。因为做诗要讲平仄韵律——不管五、七绝，五、七律都一样。有些家长，还有些离、退休干部，都喜欢作旧体诗，又不大懂音韵，我劝你们读读《笠翁对韵》，保证你们将大有收获。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就主张中山大学让学生对对子：老师给个上联，让学生补齐下联。他说这样可以考出学生读书的多少、理解的深浅、活用的程度等。陈寅恪的这个主张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我们使用的汉字很有特点，闻一多讲诗有“三美”：音韵美、绘画美、建筑美。而作“对子”是非常贴近、体现汉语的这些特点的——汉民族认为：世界上种种事物都“成双成对”，如有雌就有雄，有天就有地，有山则有水——“对子”就充分体现了汉语的这个特点。这对于我们现在的“高考改革”实在很有启示意义！我们现在的“高考”，确实是陷入了困境——作文的问题始终解决得不好：“评分标准”一直定不下来。作文评分还是“印象分”，是主观、随意的。“评分标准”根本管不住。再说，3分钟看1篇作文，老师只好“望气”了，能不错“等”（优、良、中、可、差）就谢天谢地了。语文，最难的两点是：文言文和作文。而现在年轻教师古文底子普遍差，“文言文”讲不透，作文也没有一套办法。这两条不解决，语文就上不去。

除了《笠翁对韵》外，《幼学琼林》也可以看。这是一本很好的幼学发蒙读物，如同一个“小百科全书”。比如关于天文、地理的，官职、伦理的，分门别类它都有。对孩子们学习传统文化很有帮助，大家若有兴趣的话，可以找来读读。

再介绍一些现代人编的书：南怀瑾当顾问，香港女学者郭姮安主编的《少儿中国文化经典诵读》（六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第1册是大学、老子、唐诗300首（一）；第2册是中庸、老子、唐诗300首（二）；第3册是论语（1、2章）、老子（1～18章）、弟子规、笠翁对韵（一）；第4册是论语（3、4章）、老子（61～81章）、孝经、笠翁对韵（二）；第5册是论语（5、6章）、庄子（一）、千字文、笠翁对韵（三）；第6册是论语（7、8章）、老子（二）、笠翁对韵（四）。

每册都很薄，分布得较均匀。我觉得没选《孟子》是个遗憾。其实，孟子“善辩”，说“吾岂好辩哉，吾不得已也”！他的文章有气势，很雄辩，是很不错的。我觉得很实用。南怀瑾说，读了他的这套书，背一年，“语文水平”（阅读、写作）可以达到高中生的水平；背两年，就可以达到大学生的水平；背三年，可以达到大学“中文系”毕业生的水平！这六本书背三年，就可以达到大学中文系的阅读和写作水平。南、陈若并非“口出狂言”的话，那和它相比，现在我们这一套搞法不是显得太“少慢差费”了吗？

现在的初中，其语文根本就找不到自己合理的“起点”。拿《论语》说吧，以前人民教育出版社的语文课本有一篇课文，叫《〈论语〉六则》，我在和他们讨论的时候问道：为什么只选六则呢？为什么不能选十则、二十则甚至四十则呢？我觉得在小学就应该把《论语》全背会了。《诗经》也如此，到初中才有所谓《诗经二首》。初中找不到合理“起点”，高中也就找不到。这样，学生读了12年语文，还是读不能读，写不能写。人家南、陈的办法那么“多快好省”，我们的这一套不是太落后了吗？

这个事儿，还真值得“深长思之”的。

我再介绍一套叫《走进中华传统文化》（学生读本）的教材。洪镇涛主编，刘锡庆、于丹顾问，开明出版社出版。武汉市的一个副市长非常重视研习传统文化，现在这套书已进了武汉的中小学。共五册，大体框架如下。

第1册（小学低年级卷）：诗词吟咏（唐宋诗57首）；经典诵读（论语选读57条）；格言铭记（三字经、弟子规选读）；常识概览（有趣的称谓、礼貌用语、成语故事）。

第2册（小学中年级卷）：诗词吟咏（唐宋明清诗75首）；经典诵读（论语选读64条）；格言铭记（弟子规、增广贤文选读）；常识概览（成语故事、谜语故事、历史人物故事）。

第3册（小学高年级卷）：诗词吟咏（唐宋明清诗70首）；经典诵读（论语选读44条、孟子选读23条）；格言铭记（增广贤文选读17条、呻吟语选读）；常识概览（历史人物概览、对联故事、传统节日及节气）。

第4册（初中卷）：诗词吟咏（唐宋元诗67首）；经典诵读（孟子选读15段、庄子选读18段、大学选读15段、中庸选读14段）；格言铭记（格言联璧选读10节、菜根谭选读27节）：常识概览（六书、中国书法、古代科技发明、历史文化名城与宏伟工程、古代服饰、古代音乐、中国围棋）。

第5册（高中卷）：诗词吟咏（诗经、古诗19首、唐宋诗等52首）；经典诵读（老子选读17段、墨子选读12段、荀子选读9段、韩非子选读12段）；格言铭记（古代圣贤家训选读7段、小窗幽记选读9段、围炉夜话选读20段）；常识概览（中国饮食8题、中国绘画4题、中国戏剧2题、中国体育4题、中国医学5题、中国建筑8题、中国宗教4题）。

看得很清楚，它覆盖广、选得精，很实用。我觉得它编得很不错，比现在的语文课本好多了！读完了这些，学生的知识就丰富得多了。

洪镇涛先生是全国著名的语文特级教师，我的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同学。他编过很多好教材，也包括这一套——应该说，他在中国的语文教学上是作出了出色的贡献的。我自己也编了一套书，叫《中国传统文化经典·弘慧诵读本》，由北京旭日弘文国际教育集团印行，一共有六册。大家可以在我讲完后到台前来看看样书，如想要可登记一下，很快就会拿到书的。书的内容、框架，我就不多说了。其特点是较全面、典范。如三、百、千、弟子规、增广贤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都有，诗经、楚辞（有《离骚》全文），乐府、唐诗、宋词、元曲也一应俱全。诗经是北方“现实主义”的源头，而楚辞是南方“浪漫主义”的滥觞——它天上地下，想象力非常丰富。

背“古诗文”的好处，我想举于丹的例子——她是我们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传媒学院影视系的主任。她在小时候下工夫背了许多古诗文，夯实了“童子功”——因为她父亲是中华书局的编辑，在小时候就让她背“三百千”，背“四书”等。她小时候并不是很用功，天性爱玩，爱好旅游，很会生活。她上的是“北京四中”，名校，接受了良好的基础教育，高考时差几分没考上重点大学，进了北京师范大学的“分校”，即坐落在东大桥的“北京联合大学北师大分校”中文系。她上学的时候，教课的老师都是本部的老教师，学得还可以，特别是通过“二古”（古汉语、古典文学）的教学，把小时候“背”的东西都弄明白了，大四毕业时工作不好找，她只好“考研”——结果考上了本部古典文学的研究生，导师是聂石樵教授。她过去小时候的“背功”和四年大学中文系的“融化”都起了很好的作用，使它们全都“复活”了！她显出了卓尔不群的优秀能力，读研期间就跟中央电视台合作，做四大名著《红楼梦》、《西游记》拍摄时的电视台顾问，毕业后就留校任教了——后来，攻读黄会林教授的博士研究生，专搞影视。于丹是一个“活标本”！它说明：扎好“中国根”，夯实“童子功”，会终身受益，受益无穷！

再往大里说，学者里有两人非常“神”，我很佩服。一个是陈寅恪，他50岁后眼就瞎了，但他的学问是公认的，他请了一个助手帮他写作——他躺在床上口述，那个助手用笔记下来。但他说的史料、典故，包括标点都不会错！全靠记忆啊，大段的引语，一核竟完全无误，这就证明人家看一遍书，头脑就把它“复印”下来了，真厉害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请陈寅恪到北京去当中国社会科学院第二历史研究所的所长。陈提出两个条件：一是得让毛（泽东）给他写个条，保证他这个所的研究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那样容易“先入为主”）；再就是让刘（少奇）给他也写一个条，每礼拜可不政治学习（不开生活会）——有了这两个条子，他马上就进京上任；没有，则对不起，不能成行。他把“官职”看得很淡，一切为了“学术”。我觉得，现在的学校都成“衙门”了，“官本位”盛行，一些“学者”张口闭口都是“钱”——我来这儿讲座，给多少钱？少了不干！我觉得这样就没有什么学术可言了。再一个是钱钟书。据说他家里没书架，根本不备书。他看书从图书馆借，读一遍记住了就还回去，用的时候随手引用，一字不差——你不服气不行啊。他什么学术活动都不参加，不开会，不发言，不印名片，也不给人题字，就只待在家里看书写文章，非常的淡泊名利，认为“卑微”就是最好的“隐身衣”。他大概只戴着一个“文研所副所长”的帽子——那还是强加于他的。

现在是什么时代？是21世纪。经济上全球一体化了，很难在经济上再搞封闭，我们都是“地球村”的一个成员。科技、信息也都是全球一体化了，但是，“文化”必须是多元的！文化不能跟着别人跑——这么大、这么古老的国家，文化又这么发达、优秀，跟着人家跑真是没出息！这是炎黄的“不肖子孙”！真太不像话了。

所以季羡林说，21世纪中国什么最有可能？成为军事大国、经济大国，都有可能，但是最有可能的是成为一个文化大国。我们一直就是文化大国，世界上保存的“古迹”——美国一共才200年，没有什么东西，古希腊没落了，埃及除了金字塔外，还有什么东西保存下来？文化典籍保留下来最多的是中国。印刷术、指南针等都是我们保留下来的。我们对世界的贡献在文化上是很大的！印度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印度的“梵文”现在没有人认识了。现在出土的梵文不认识咋办呢？到中国来请季羡林。印度现在是英语国家了，它把自己的语言丢了。学英语，软件业比我们好，但成了英国“殖民地”。我觉得文化是很重要的，像我们这样的文化大国，如果在文化上消失了就不可挽回了。像印度，如果要再回去就很难了，印度本来是佛教的发源地，现在佛教在中国最好，典籍经文什么的都在中国，现在我们的藏经从唐玄奘弄回来后，我们的典籍最多。儒、释、道，都是构成中华文化的因子。

中国的孩子也是非常聪明的，人家也都承认。我们的“基础教育”在世界上都是有名的。不管有啥比赛，我们若参加常常都是前三名。但是我们办教育的不大争气，特别是语文教育，一心想跟人家拼音文字跑，把自己的文化不当一回事，这是非常糟糕的。

21世纪要振兴的话，汉语肯定要振兴。现在世界500强基本上都在中国有分公司。在2020年中国很可能跃居世界经济第一强国——这是很可能的。这次美国金融风暴也加速了它的衰落。我们现在要超越日本，不久将超越美国。那个时候，我觉得中国就是现在我们所说的“和平崛起”了——无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我们都会为和平崛起的！我们是一个热爱和平、有伟大文化传统的国家。不能弄得像北京把四合院、城墙都拆了，弄成跟西方一样的高楼大厦，什么民族特色都没有了。到那时再抢救，就晚了。1958年拆城墙时，清华梁思成教授曾大声疾呼说“不能这么做”，要建新北京，你们搬出去新建，不能把老祖宗的东西毁了，但当时领导人不同意，现在清一色高楼大厦，使旧城原来的味道都没了！不可恢复了啊！所以，真的到了中华文化后继无人的时候再去拯救就来不及了。

还是要早一点让我们的孩子们保持和中华传统文明的血肉联系。孩子们从小接触文言，打好传统文化基础，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是搞当代的，老觉得没搞古典文学是个遗憾。在大学读书时也很“好古”，文言文也学得不错。但1958年我写了一篇报道发在《光明日报》上，领导就非把我留校教“写作课”不可，这样一教就是39年。当然，搞了这么多年写作体会也很深：写作，是最复杂、高级的脑力劳动。为什么语文、作文这么难教、难学呢？人脑这个“黑匣子”，到现在我们最新的医学（脑科学）也没有把它搞清楚啊。为什么有人文章写得好，有人写不出来、写不好？其规律说不清楚。有人读了12年书还是不会分析、评论文章；作文更加难，学生泡了12年母语，一动笔还是稀里糊涂，现在更是越来越差了。我现在教大学，就了解这情况，真的是每况愈下，一届不如一届。这折射了中小学的现状。

所以，最应该改革（或“拯救”）的就是教育！而教育改革应从小学改起——如果小学不改，中国教育是没有希望的！

我听说，春节期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中国两弹的元勋，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然后，再去看望季羡林——人文科学的代表人物。他们都问：中国现在的教育，能培养出“大师级”的人才吗？我觉得，国家的竞争，说到底还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亦即教育的竞争。教育好了，可以少走不少弯路，用更好的方法培养更好的学生。我现在觉得，就语文来说，最落后的就是小学！小学的师资力量太弱，老师普遍地不懂文言文（很多小学老师是“中师”毕业，基本上当“保姆”管生活去了），不好好研究教学业务，这是很大的问题。领导对他们没有严格的专业要求，长期就是“看好孩子，别出事”，这怎么行？对老师业务能力没太高要求，教材不好教，文言文读不懂，干脆不学了，这是不行的。

在这样的时代怎么办？依我看，就只能走进经典，返璞归真了：还是要回去“读—背—写”一条龙——这是拯救现代人的一条路。

我不希望孩子都变成“空心人”：什么都知道一点，什么都不会，离开了电脑就什么都干不了。这不是我希望的；当然也不是你们家长所希望的！

在这种情势下，用老办法让孩子“背”点东西，防止他们成为“空心人”，绝对是一个聪明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