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就是一种“完善主义”，完善主义对于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有一个稳定的看法。孔子对于什么是好的生活，什么是完美的人生有一个稳定的想法，每个人的人生目标都应该“止于至善”，都能够发展自己内心的“仁”，而且他认为这个想法适用于每个人。

今天我要讲的东西是从一个起点开始的，很多人对儒家形成一个固定的认识，认为儒家曾经是一个专制政权的意识形态，曾经是一个充满压抑性的东西。记得小时候读书常常听到“礼教吃人”，还有“失节事大，饿死事小”，觉得儒家太没有人性、太压抑人性了，它总是教大家要忠于皇帝、要无条件孝顺父母，这些看起来都非常落后保守，尤其是当我们从比较现代的西方角度来看的时候。今天西方世界主导的意识形态是一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这个价值观不一定是所有人都认同的，但是所有人在日常生活中都默默接受了它作为社会主导结构的骨干。

我为什么要先描述儒家的特性，为什么过去100多年来我们中国人对儒家也显现出一种距离，从“五四运动”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为止，大家都谈儒家的负面，这是怎么来的呢？我拉远一点，先从西方的镜子来看自由主义价值观。自由主义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现象，真正成为现代社会的主导只有几百年的历史，对于人类历史而言是非常短的。自由主义最主要的一点在于，它认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理想人生，都可以有自己最认同的完美人生目标。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不一样，没有一个人或者一个集团可以强迫其他人去接受他所认为的那一套美好人生，每个人的理想人生都是由自己来规划和决定的，有权过自己理想的生活，这个权利是绝对要被尊重的，这就是所谓“自由主义”的精髓。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如今天有一个小朋友，他的理想人生是要看一辈子的《变形金刚》，他跟爸爸争论说明天不上学了，就看《变形金刚》。爸爸可能会说，儿子你怎么这样呢？人活着不是为了看《变形金刚》，是为了看《色戒》啊。如果可以像梁朝伟那样活着才是理想人生。这是两种鲜明而不同的关于理想人生的构想，是两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自由主义有告诉我们这两种理想人生谁的更好吗？不能判断。我们不能把每个人的理想人生排序，看谁的更高谁的更好。比如有的人可能十分伟大，对他来讲最完美的人生是牺牲自己的青春去为世界和平而努力，这当然非常完美。但是还有的人认为最完美的人生是每天24小时不眠不休在澳门赌场混。我们从常理判断会觉得一个要去赌场混的人和一个要拯救世界的人，二者相差太远了。没错，我们可以评价哪一种理想比较高尚，但是我们仍然没有权力去强迫每一个人都效法圣人，也没有权力去剥夺这个人想做一辈子赌徒的权利。这就是“自由主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本权利，内核是自由，就是每个人都有选择自己理想生活的自由。

依据这套原则建立的社会，就是西方世界。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国家和政府提供必需物品来满足国民追求自己理想人生的需要。什么叫做“必需的物品”？虽然每个人的理想生活不一样，但是有没有东西是每个人都需要的呢？有！比如说安全，每个人都需要活在安全的环境中，生命不受威胁，所以国家和政府第一要保障大家的生命安全，第二要提供基本的医疗和教育，因为不管理想是什么都需要基本的教育，要不然就会发现不够本钱去追逐理想。

我用非常短的时间讲了一下“自由主义”是怎样的东西，无论你否认它，赞成它，还是反对它，自由主义已经成为西方社会的主导思想，很多人会认为我刚刚讲的话听起来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受到过它的影响。其实这样的构想在人类历史上是非常新颖的，是在很短暂时间内爆发出来的东西，两三百年前的欧洲人自己都不是这么看的，他们不完全赞同刚刚我说的那一套。当时他们认为理想人生就是每个人的工作和生活都是为了荣耀上帝，都是为了体现神的恩典。换句话说那是某种宗教价值观主导整个社会的时刻。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人是不应该追逐自己以为的理想生活的，而应该寻求整个社会统一的理想生活目标，我们把这种想法简称为“关于生命的完善主义模型”，虽然常常被译成“完美”，但是这里翻译成“完善”比较好。

儒家是什么呢？按照刚刚勾勒的伦理哲学基础来讲，儒家就是一种“完善主义”，完善主义对于什么叫“好”什么叫“坏”有一个稳定的看法。孔子对于什么是好生活，什么是完美的人生有一个稳定的想法，每个人的人生目标都应该“止于至善”，都能够发展自己内心的“仁”，而且他认为这个想法是适用于每个人的。这样的社会要有理想的家庭、理想的村落、理想的社区，为什么要父慈子孝、兄弟友爱，因为这才是理想的环境，才能培养出圣人君子。在儒家构想里，政府的责任是什么呢？政府的责任就是要帮助所有人一起向这个目标迈进，建构理想的社会。这是“完善主义”的想法，它和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最不同的地方在于，自由主义从来不去回答什么叫做“好人生”这个问题，因为它认为没有人有权去垄断“理想人生”的定义，它认为理想人生就是每个人自己想过的人生，它注重的是你选择的权利。儒家或者柏拉图对什么叫好生活、理想人生、最终人生目标有一套固定的概念，认为大家都应该往那个方向走。希腊大哲学家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的概念，认为一个国家最好的状况就是有一个有学问、有智慧、有道德的哲学家当国王，带领所有人往理想迈进。儒家期待一个圣明的皇帝，要早早起床、勤于政务、爱民如子、终年纳谏，皇后也要母仪天下，这样整个天下就好得不行了。

我要提的问题是，为什么进入20世纪后很多人认为儒家是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认为儒家将一套价值观强加在每个人身上，不能够同意一个人有其他想法，比如一个人说我不愿意当君子，我当一个小人不行吗？不行，这是不好的，你怎么能当小人呢。这样让人觉得很压迫，而且它还变成政治的统治工具，变成意识形态，更坏的情况是明明皇帝是小人但假借儒家逼大家当君子。在这种背景下，大家会觉得儒家是压迫性的思想学说。

我今天要讲的是，其实儒家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具有压迫性，比起西方宗教来说甚至有可能是最宽容的。我们今天都讲复兴国学，都在学《论语》、学儒家，我们应该在这股热潮里提炼出儒家宽容的面相，然后将这个面相注入今天的世界，帮助今天的中国人去了解怎么样去生活、怎么样构想我们的社会、怎么样构想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接下来讲儒家为什么可以是宽容的？如果将其看作完善主义伦理哲学的话，它是不宽容的。儒家有2500多年的历史，什么叫做“儒家的理想生活”也有很多变化、很多流派，其内部关于什么叫做“理想”可能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时候该怎么处理呢？就是所谓“异端”的问题，当然要先界定什么是“正统”，有“正统”才有“异端”，这是相对而言的。我们先回答一个问题，儒家怎么看待异端，儒家有没有异端呢？再回到欧洲做一个对比，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虽然有很多土地庙、妈祖庙，但是没有像欧洲基督教那样发展成一个很完整、大规模、全民都接受的信仰体系。也有人认为中国是有宗教的，那就是儒家，虽然儒家没有神，没有明确的宗教组织观念，但是仍然可以被当成一个宗教，某种意义上叫做“类宗教”，儒家这时候被称为“儒教”。

如果儒教真的是宗教的话，它跟欧洲曾经雄霸一时的基督信仰最大的区别在哪里？这里要理清一个词语“基督信仰”，为什么要说“基督信仰”？因为罗马天主教、新教（即今天所说的基督教）、俄罗斯的东正教等几个不同的宗教都共同分享一个信仰“基督信仰”，这个字眼比较准确，能囊括几个不同的教派和组织。基督信仰里的异端有几个不同点：第一，基督信仰里有一种情况是“异教徒”，跟异端不同，基督教的人信仰上帝，但异教徒信哈利·波特，跟基督是两码事，这就是异教徒。第二，宗教分裂，也信基督教但不服从组织，分裂出去了。第三，异端也信基督，但对信仰的内容有很怪异的想法，跟正统不同。举个例子，大家可能读过《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颂》，景教就是聂斯托利派，这是最早传到中国的基督信仰。聂斯托利派曾在中国唐朝流行于某些地区，它是基督信仰里的异端，被当年罗马天主教庭驱逐的异端。为什么它是异端呢？因为它赞同耶稣两性论，认为耶稣的人性和神性是不可糅合、判然二分的，但是当时罗马天主教正统信仰认为耶稣的人性和神性是同时共聚、融会起来的。当时的罗马天主教廷认为它不正统，是异端。

正统是随历史而变的，不同年代不同的时期正统是不一定的，昨天的正统明天可能就不是了。既然正统是会变的，那么谁来决定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呢？基督信仰设了一个教廷，罗马有天主教廷，俄罗斯东正教有大主教，都有自己的公论型组织判定什么叫做“异端”。也就是说，如果有一个机构组织能决定你是不是异端，最可怕的时候会发展成大家听说过的宗教法庭，伽利略曾经被带到宗教法庭。西方宗教包括伊斯兰教都有这样的宗教法庭来决定什么是正统什么是异端。我们讲西方宗教要注意到基督信仰、犹太教、伊斯兰教是来自同一个源头，都是沙漠之中出现的“一神论”。而道教、佛教、印度教、儒教（如果儒教也是宗教的话）等东方宗教都没有教廷。那是不是说儒家没有异端呢？不，儒家有异端。朱熹在《近思录》里有“辨异端”，但儒教所理解的异端是很宽泛的，把佛教、道教都叫做异端，儒家自己内部不正统的也叫异端。你可能会觉得儒家太小气了，跟它不一样的就叫做异端，但是儒家没有办法将其变成一个制度化的结论，从来没有。如果说真的有某个朝代把儒家当成了正统，认为异端应加以清除消灭的话，也和儒家知识分子无关，那是朝廷的事。像清朝奉程朱理学为正统，王朝自命是儒学正统的监护人。但即便如此，明清两代还是有很多民间知识分子痛批程朱理学才是真正的异端。也就是说儒家作为一个思想流派或类宗教，在这方面相对比较宽容，因为儒家从来不相信真理能够被某个机构所垄断，用我们今天的说法来说就是儒家没有“真理部”能够说这个叫真理那个叫邪说。那正义怎么区分呢？儒家讲究“天下公论”，不是某个官说了算，不是某个部门说了算，是天下说了算。也就是说天下的舆论、天下的读书人通过讨论、辩说、教学逐渐形成一种共识，讨论出什么是正义。我们会看到不同朝代很多套不同说法同时流行，很少有一个说法能够一统江山，这就是儒家过去的风格。

既然儒家的异端是不能被组织去决定的，那怎么面对异端呢？比如儒家坚持有一个理想生活，但是有人不同意或者作出跟正统不同的解释，而儒家又不能关押，不能洗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儒家要做的事情就是教育。从孔子开始儒家就不信惩罚的功效，儒家认为通过处罚改变一个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它的目标是要建立理想人生，如果一个人表面上按照儒家的指示做人，但并不是真心想这么做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儒家不信处罚，信礼教。那这是不是像洗脑、填鸭式的灌输，逼着你天天背，然后跟着正统走呢？甚至也不是这样。教育在儒家来讲，特别是经过宋明理学的改变之后，强调的东西和我们今天的想象完全相反。今天到处都有国学班，很多孩子穿着汉服摇头晃脑地背经书、背经典。儒家是不是这样呢？小学阶段、初级阶段可以是这样，但真正进入儒家深奥阶段的时候，教育是不能这样的。

我今天给文化大讲堂写了四个字，儒家教育讲究“贵在自得”。“自得”的意思是教育最重要的不是老师教给你什么，不是你背了多少书，重要的是你领悟到了什么，这个领悟是不是出自你自己的解读。举一个例子，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之一程颐曾经很自豪地讲过“性”，虽然他觉得自己讲得很正统，但是他也说以前孔孟都没有讲过，是他自得的。我们发现历代儒家的知识分子很注重对学问的领悟，老师有时候不会给你说透，否则都跟着老师那一套，朱熹说这样的学是“薄”，不好。那么，怎样才学得深呢？通过自己摸索理解出来的才算是深。自己理解出来的东西会不会和老师原来说的不一样呢？非常有可能，那怎么办？无所谓，只要还在“道”里面。儒家的说法是要学一个关于“道”的学问，“道”不是固定的、死的，它是活的。宋儒很喜欢讲的《易经·系辞传》把“道”理解为生生不息的一股动力，贯穿于历史和时空之中，每个人去学的时候都会有自己的领悟，而且注定跟前人不一样。程颐把《大学》里面的“大学之道在亲民”改为“大学之道在新民”，他认为“新民”才是“大学之道”的特点，据时代变化不断更新，每个人的领悟注定不一样。陆象山就说如果儒家最尊崇的四大圣人尧、舜、周公（文王）、孔子坐在一起吃饭，他们都不可能彼此同意对方的观点，每个人都是不一样，学“贵在自得”，自得的东西肯定有相异的地方。如果做学问的人把一样东西学一个月或一年都是“水水相济”，拿水加到水里面，这是好喝的东西吗？遇到派别之争时，遇到与理想人生的构想有差异时，就要用“和谐”来解决，“和”的前提是要有“不同”，“和而不同”，没有“不同”就不用“和”了。

今天大家常常以为“和”就是“同”，这是错的，这不是儒家而是墨家，墨子才讲“尚同”，儒家反对墨家，反对“尚同”。“和”是什么呢？儒家有一句话“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我们现在通常以为要攻击异端把他们烧掉，危害就减少了，这完全违反儒家的精神。清朝焦循的解释很符合儒家精神，他说“攻”是“术业有专攻”的“攻”，是研究学问的“攻”，治学的“攻”，好好研究异端危害就会减少了，遇到不同的东西要好好研究，不是为了有朝一日把它给灭了，这个“害”是你以为自己很正确的“害”。总以为自己是对的，为什么是“害”呢？这就是孔子最反对的东西，孔子说要“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要坚持己见，不要以为自己掌握了真理，不要以为有固定不变的东西，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么想的话就会有危害。怎么才能不危害？好好研究和你不同的人，那就是“攻乎异端，斯害也已”。很多不同想法的人在一起是“和谐”的前提，“不同”是不同，但不一定可以“和谐”，要怎么才能“和谐”？儒家的想法很简单，为什么儒家相信教育可以改变人，为什么不像欧洲教会用生死逼迫你认错呢？因为儒家相信自己的理想人生是人的天性，比如“人性本善”是不用教的。不像基督教一样，信耶稣、信天主、信上帝才得救。儒家不是这样，你说不信“人性本善”，但你本身已经“人性本善”了，就像你说“我没有语言能力，不会说话”这样，你明明在说话怎么还说自己没有说话能力呢？对儒家来讲一个人否认自己“性本善”也是很可笑的。儒家认为教育只是帮助大家回到本性，揭发本性，撤去蒙蔽的东西，所以相信教育。这是受佛教影响的解释，比如“众生皆可成佛”是不容否认的事实，儒家的“人性本善”也是不容否认的事实，所以儒家相信教育可以改变我们每个人。但是对于怎样把“善”发挥出来，大家可能有不同的看法，这个不重要，因为基础是一样的，所以能“和谐”。这个差异不会像基督教一样，信撒旦还是信耶稣，黑与白、判然二分。

教育怎么样能够使大家“和谐”呢？我们明明有不同的意见，可能和谐得起来吗？可能彼此达成共同的见解吗？恐怕很难。大家知道亚里士多德，他的理论和柏拉图是相反的，但柏拉图是亚里士多德的老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柏拉图完全不同，人家说你怎么背叛你的老师，他说“吾爱吾师，但吾更爱真理”。王阳明是反对朱熹的，王阳明也说过类似的话，让我觉得他很了不起，他说我怎么能够反对朱子（朱熹）呢？但我仍然不同意他的地方在于“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天下之公也，公言之而已矣”。“学”和“道”是天下共有的，不是朱子一人得的，亦非“孔子可得而私也”，甚至也不是孔子一个人所得的，它是天下的，这句话相当于亚里士多德的名言。这种“不同”是必然的，不管能不能达到最后的“同”，教育会缓解因巨大差异而产生的紧张。听说有的学校现在还实行体罚，儒家教育不是这样的。

好的儒家教育是什么样呢？大家把明清科举制度中最坏的东西归咎到朱熹身上，我们看看朱熹是怎么说的，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强调了几点：我办学校要怎么教书呢？首先不能只读儒家经典，还要读各家各派。这就是我刚刚说的儒家是有宽容精神的，要“攻乎异端”，要好好研究和你不同的东西，看看别人的优劣点在哪里。朱熹上课首重讨论，老师说话，同学之间要彼此问难，彼此讨论问题，这是白鹿洞书院教育的核心。朱熹创办的白鹿洞书院不是一帮傻子穿着臃肿的汉服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背，他们上课都是闹哄哄的，同学在讨论或跟老师争辩，学问是从这里开始的。儒家讲学最重要的部分就是讨论，透过讨论发现彼此的不同，透过讨论发现自己的局限，透过讨论才能够受到灵感的刺激，得到“自得”的学问，不讨论就没有学问，不讨论就不是教育。由于讨论所以必然开放，由于开放所以会引用很多现实事例来讨论，往往演变为对时事的讨论。所以民间书院发展到后来，比如最极端的是明朝东林书院，一帮知识分子议论朝政被干掉了。

刚刚讲到对“道”的理解不一样，怎么办？看到异端怎么办？国家怎么做，政府怎么做？学校是一个理想的组织，朱子曾经建议建构一套乡约，一个村或乡的老百姓自己定一个契约和规矩，来规范大家的行为，像一个教育组织，以书院为模型扩大出去，在这个意义上其实是民间自治社团，是一个在家庭与国家之间的中间组织，朱熹提出的这套构想还真的在历史上实践过。中国有这样的基础，刘邦时代由当地长老、乡绅，也就是现在讲的地主代表处理乡村的事务。当时的中央集权只能到县，乡村的事务只要不是触犯刑法的都在村里解决。1997年我去香港的新界，逛到一个村口把我乐坏了。英国统治时期很大程度上保留了华南社会的个性，英国政府基本上不干涉当地事务，只是来赚钱的，只要不颠覆和反抗政府就行。1997年村口的木牌上还写着“依据《大清律例》，六时以后不许进村——1996年”，这大概是全世界最后一个还使用《大清律例》的地方。那里不讲法律，讲村里的规矩。王阳明也很注重乡约，这点和朱熹完全一致。为什么地方自治对儒家来说是好的呢？因为儒家是完善主义，主张政府和政治的目的是让所有人都变成好人，让所有人都得到心目中最理想的人生，最好最理想的人生是不能够被逼迫的，是自发的，所以对权力的理解也不应该是压迫的，不应该皇帝要你干嘛就干嘛，用今天的讲法是鼓励“公民社会”，不是政府管你，而是自己决定要怎么做。儒家认为所有的规矩都是为了完善人生理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让每个人都能够充分发挥自己为善的本性，完善人格，达到“至善”。

这是朱熹的讲法，那么当时朝廷是怎么讲的呢？过去大家对朱熹有太负面的印象，清朝奉朱熹的哲学为正统，大家认为他是王朝御用哲学家，但是朱熹在明朝是异端。王安石、苏东坡等人都被贬过官，虽然宋朝是中央集权，但是政治气氛是最开明、最宽松的。当时苏东坡被贬，全国的读书人士大夫都支持他，写文章公开说“苏先生你太了不起了”。苏东坡坐牢时写了两首诗表达对时政的不满，讽刺了一下当朝，他把信交给狱卒传给自己的弟弟，这个狱卒不只把信传给了他弟弟还传给了别人，最后大家都知道了。狱卒并没有觉得这个人坐牢还不老实，也没有人去告密。宋朝的士大夫集团非常强势，内部虽然有“党争”，各派意见不同，但是有共同感：我们是一帮的，对皇帝要忠心，也有责任教育皇帝，规劝皇帝走正道，认为意识形态诠释权不在政府手上而在天下公论，这是儒家常常讲的东西。黄宗羲认为是非不出于天子，是非自有公论。汉朝开始把儒家当做意识形态，但同时儒家知识分子捧孔子为“素王”，即吃斋的王，意思是没有实权但他是王，承认皇帝的权力，但不光听皇帝的，还得听天下公论。在儒家这种历史观下，所有靠拍马屁、拉关系、奉迎当了高官的都被知识分子骂，司马迁就记载了这些人，认为他们比盗贼还不如。宋朝就是这样一个政治氛围，认为国家政治和学校一样首先要讨论。

儒家激进代表人物黄宗羲在反省明朝灭亡的原因上达到了一个历史高度，他发现以前的知识分子批判王朝的角度总是恨其不争，认为本来应实行大道可是王朝没有这样做，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制度还是要继续下去。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认为，王朝说是为了天下，其实是奴役天下，为一姓之私满足自己的利益，这是王朝制度的坏处。黄宗羲的理论是建立在乡约、乡学基础上的，改善王朝的措施之一是搞学校，他对学校的构想是一层一层的，每个乡有自己的学校，注重“学”和讨论问题，这就初步具备了西方国家议会或人大、政协的构想，相当于地方小议会，官府不得干涉，老师是地方选举出来的，这样层层上升选到中央的国子监，即皇帝的老师，皇帝每个月要带文武百官去那里听课，实际上像议会那样面对质询、答复问题。黄宗羲的想法很理想，但《明夷待访录》从来没有实现过。

我想强调的是，儒家其实和大家认为的刻板、顽固、压迫的印象是截然不同的。但也不能说儒家就没有压迫，儒家2000多年的历史很复杂，我们不应该只从一个角度看儒家。儒家的一些方面很符合现代文明建设、民主法制，如何用现代角度勾勒诠释，建构出一个可以被运用在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资源或工具是非常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