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30年改革开放是危机触动改革，走的是30年实事求是的道路，经过2008年和2009年的调整，中国会走向平稳的持续增长。

今年（2008年）是改革开放30年，同时又是中国经济增长遇到很多特殊困难的一年，我想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讲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回顾改革开放，让大家了解改革开放不是安安稳稳坐在房子里面享受，是被国内外形势逼出来的；二是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巨大影响，因为它不仅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世界，使世界格局产生了重大变化；三是讨论中国改革开放巨大的成就及其挑战；四是展望今后和未来。

首先讲讲什么叫“逼出来的改革开放”。从30年前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中国开始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其实，这场变革不是30年前突然开始的，它有很多预演和准备，有一个潜伏期。大家记得我们国家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搞“大跃进”，搞“一大二公”，结果因为天灾人祸闹饥荒，导致和平时期很多人非正常死亡。最后老红军反映到北京，才引起中央的高度注意，中央派人下来了解情况，反馈的情况是村村都有穿白鞋的，有个村支书得了癌症，到生命的最后关头把这个事件记录下来。

按照道理，如果没有大饥荒，在和平年代人口本应该增长才是，但是当时我们的人口绝对数字在下降，这说明我们的政策出了问题。针对这一情况，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简称《12条》），规定了“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等措施，所有权归国家，使用权到农户，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对于扭转当时农村的形势起了积极作用。安徽饥荒最严重的地方不是5%，而是百分之百地把土地划到农户，农户们说这是“救命田”，随后河南、甘肃、内蒙古等地都开始包产到户。但是后来形势变又开始批判这种做法，直至发生“文化大革命”，刘少奇、邓小平、陈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受到冲击。尽管如此，毛主席把自留地还是留下来了，为以后的制度性变化奠定了基础。这个在我看来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潜伏和准备。

现在讲讲什么是改革。所谓改革，按照当时的做法来说，就是把包产到户推广到全国。当时在公私分明、“一大二公”的年代，想想可能都是犯罪，更不要说做了，现在回想起来恍如隔世。记得当时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同志看到全国因为粮食饥荒导致饲料减少，认为恢复老百姓的体力和营养要大力养猪，于是他回到家乡上海搞调研，看看怎样才能把猪养得更好。在给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调查报告里，陈云非常细致地记录了养猪的方法，甚至母猪下崽一天换几次草都写得清清楚楚，最后的结论是要恢复母猪的私养。虽然最初的包产到户很短暂，后来又几经折腾，但毕竟埋下了一个种子。这便是农村改革的由来。

接下来讲讲什么是开放。与改革一样，我们的开放也是逼出来的。1960年、1961年，国内饥荒导致大家活不下去，最多时有10万人聚集在宝安也就是今天的深圳要逃港，其中有6万人跑了过去，但大多数被港英当局用武力遣返，直接导致了中英冲突事件。我们主要通过加强边防和海关监管控制、提高阶级斗争这个弦来处理。这件事对社会主义国家冲击很大，人们会认为，既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为什么人往资本主义制度那边跑呢？当然冲击也有积极的一面，起码使人看到香港的制度也有合理的东西，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后来宝安县委通过了一个决定，叫做“利用香港，建设宝安”。具体做法是利用香港与宝安跨境的地理区位优势，借进出香港的机会，把化肥等国内买不到的生产资料物资带回来，把国内不收购的农产品带过去。这是我最早看到的国内利用资本主义制度发展自己的一个最初萌芽。当时主要还是埋下了社会主义国家要不要利用资本主义当中合理的东西的问题，这是最早的萌芽。

我们要不要借鉴利用资本主义文明当中合理的东西？我们的改革叫“危机改革”，为什么？因为如果好好的，谁也不愿意改，而且改革要触及既得利益。但是，等到原来以为很顺的路走不下去的时候，就逼着要改革，逼着要做变化，逼着上层建筑要适应生产力发展。所以，我相信中国的历史，写中国改革要从1978年开始，但要探寻它的根源，农村改革和开放可以追溯到1961年。虽然当时的开放是非正式的，但是如果没有思想解放，没有实事求是，不从僵化的教条当中解放出来，这些局部性调整遇到问题就退缩，就不会变成新的制度和新的经济模式。十七大重新提思想解放，广东现在举这个旗，开展新一轮思想解放，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马克思主义。但是，我们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应该是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

经过“文革”后的痛定思痛，以邓小平为首的一批中央一线领导同志开始从国际国内形势和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思考解放思想和改革开放的重大问题。邓小平说过：“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之后的一系列解放思想之举，奠定了3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

党内德高望重的陈云先生1978年说过一句很重要的话：“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这使当年局部短暂的调整有新的情况。包产到户1961年搞过，有的省搞到40%、50%、70%左右，但是形势一好又开始回去了，又批斗干部，又改了。但是当时1977年安徽又是大旱，那个时候又秘密地包产到户了。我去了安徽当年的农村调查，我们访问了当年搞这个的小伙子，他说18户人家，这个地种不下去会饿肚子，这18户秘密签字画押。第一是首先谁也不透露。第二一旦消息走漏，如果有干部被关起来，18户人家轮流送饭。第三万一不幸，如果有人走资本主义被枪毙，18户人家轮流抚养他家的后代。你说都改到这个地步，农民要种地都要搞秘密，这个今天的年轻人读起来觉得很荒唐的。

有一条，中央思想路线改变了，实事求是，实事求是加上一批有改革意识的干部。首先凤阳县委书记支持，省委书记是万里，说共产党员要走群众路线，有不同意见好，一个队也不算是走资本主义嘛。农民赞成什么？走群众路线。邓小平坚持看一看再定，说不要急急忙忙下决定。华国锋当时组织农村工作的人开会说，这么搞省委同意吗？他们说省委常委同意的，华国锋开常委会马上叫电话接通万里，当场就问万里同意不？万里说他同意的，省委开会决定的。华国锋说，既然省委同意就不要急急忙忙纠偏。那是1978、1979年发生的事情。

1979、1980、1981年好了，慢慢地生产方式被接受了。土地是共有的，但是大家一起经营，全世界都没有这样。要么是公，要么是私，中国逼出这样共有的资源承包给私人种，这个本本上没有写到的。但是解放了农民、增加了农民的收入，有什么不可以呢？当年农产品的供应，我记得世界银行一个代表访问中国，了解农村改革政策非常佩服。当时中国是平均地分配了贫困，过年的时候几两油、几两花生都分配。我去边疆四年，黑龙江物产丰富一点，我记得我背50斤黄豆从东北回家孝敬父母，当时父母非常高兴。50斤黄豆是很多的，当时上海一户人家票里面才几两。

包产到户后中国农产品供应缺乏一下子就解决了，这就是三中全会讲的。都是思想路线不同，同样的实践慢慢地就被中央承认了。先不要动，先看看再说，然后一号文件，再一号文件。我们那时候每天就调查研究，把做对的事情报告给中央，然后编制文件肯定它。那个时候1980年有一个75号文件争议非常大，当时的提法说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产到组，条件好的地方还可以搞集体经营，也可以。传达到农民那里，农民说这个文件好，“可以、可以、也可以”。

其实中国不用再一刀切那样做了。这么多人，这么伟大的国家，这么多的地域差别为什么要说这样不可以呢？如果中国早采取这个做法早就发达起来了。我们采取这一路线改革开放对以后就有决定性影响。1976年毛主席逝世政策有所松动，香港谣言出来了，说伊丽莎白登基大赦天下，跑到香港就可以留下来，跑到香港去什么都不用怕，结果当时宝安又集结了几万人，边防部队都挡不住啊。我在深圳调查的时候很多深圳的政协委员，都是香港来的投资者，以前是我们这里跑出去的农民，你跟他谈得高兴，西装一脱，肩膀上就会看到狗咬的痕迹，真的是从深圳河游过去的。当年没有办法，只有跑到那边。但是这么多社会主义人民往资本主义方面跑，当年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文化大革命”以后派到广东的省委书记，手头有责，急急忙忙赶到宝安开座谈会，问当地干部为什么农民要往香港跑？支部书记说，农民去了以后一年往家里面寄的钱，家里可以盖房子。习近平的父亲当时是老同志不能接受说资本主义好，干部说好就要撤了他，村支书说，不撤也不干了。但是习仲勋回去一想认为人家讲得有道理，再找他谈，问在那边到底干什么可以挣那么多，比过去的十年还多？深圳有个罗芳村的人跑出去了一半，从深圳到香港，在香港又建了一个罗芳村，香港的罗芳村是我们这边的罗芳村100倍的人均收入，这是当年。村支书讲，第一这边的人过去不光种地还打工，打工很挣钱。这个当时是“思想解放”，我们老觉得资本主义是剩余价值，是剥削工人，怎么会挣很多钱？第二市场活跃，农产品可以卖很高的价格，不像国内这样的收购价。其实就是一点经济自由，今天看没有什么奥秘。习仲勋当时在想这样的问题，当时的第一副书记杨尚昆，这两个人在一起商量。习仲勋到北京开会向中央提出，当然不是说把我们的人放过去，而是说我们是不是开放一块地方让香港来开工厂也让农民去打工，这样不是一举两得？当时的中央主席华主席，没有表态。当时邓小平是副主席，散会之后他说对这个事情感兴趣，让习仲勋再好好讲讲。习仲勋说要划一块地让香港人来这边开工厂，为了不冲击过去的经济体制，当时承诺所有的产品全部外销。邓小平听了以后说，这个想法好。但是觉得还要师出有名啊，跟其他地方要分开，叫什么呢？邓小平说，这个就叫“特区”。后来中央有人说，之前就“陕甘宁”叫特区，现在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又搞一个“特区”出来，那算什么？中央马上起草文件进行更正，所以我们就改为“经济特区”。

然后中国就有了另外的面貌，开放了。这个事情回过头看历史，我们做研究工作的觉得是最大的教益。为什么不实事求是？明明是落后了。你们就是本本，在生产力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我们是经济落后的国家要先发展，当时要想到这一点是相当不容易的。大家想问题办事情不再在框框里面，可以试一试，可以不一步到位，可以先做一点，改一点、改一点、改一点。如果没有这个东西，中国人民的衣食住行想都不要想，这就是我们理解的改革开放。

当然从我们的专业角度看，改革开放是重新划定权利。人民可以干什么？不可以干什么？什么提倡什么禁止？是重新划路线。四个领域重新界定。

第一层是公共财产可以给私人使用，可以给私人受益，可以让私人转让。没有这个哪儿有统一市场。珠海市当年发展的招数是地，如果地不能转让如何划拨，谈都不要谈。后来不光集体土地可以私人承包，国有企业也可以私人承包，国有商业也可以私人承包。这是我们大概理解看到的第一层意思。

第二层，不但资源可以自己用而且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今天看来是平常的东西当年是不得了的。参加几次改革就是这一关过不去，转让土地是非劳动所得，在当时是剥削，是旧社会，是资本主义，你怎么可以非劳所得呢？我们今天懂了，房子买来买去出租，资源可以利用。水在我手一毛钱你说一毛五，可以赚。市场经济是一个转让经济，我的东西可以不用，因为你用得比我好。比如说股民，这个钱为什么自己不办工厂，自己办工厂的效果不如上市公司好一些，这个时候就交给上市公司，自己保留股份，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转让。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今天很多的生产力是不可想象的。

第三条最厉害，中国人能不能创业呢？你看市场有个需求，就去找资源，无论是自己的、兄弟的、同学的、银行借的，还是风险投资的、别的商人投资的。找到资源就可以创业，创业可以提高就业，鼓励创业。汪洋专门去访问马云，马云就是创业者，他变成了为世界上中小企业服务的网络企业阿里巴巴。这个事情当年来说是不得了的。但是都认为这个是资本主义、资本家。这一条不冲破，中国生产力一大半没有了，你回想一下中国这一条路真是来之不易啊。1980年有一个广东农民陈志雄，广东人要吃新鲜鱼，那时候没有鱼吃。他就把西江上游的水淹田包200多亩，就养猪，用猪的肥料养鱼，循环发展。当时中国有一个说法是雇7个人是小业主，雇8个人就是资本家，对劳动人民有剥削行为，资本家是剥削阶级，子女上学、提干、找对象都有问题。这个叫“七上八下”，但陈志雄卖鱼很好，雇工超过了8个人，怎么办？从广东理论界再到北京，人民日报社组织调查讨论，敞开思想来谈，不要把他看做妖魔鬼怪，也不看他在干什么。当时广东的开放思想贡献非常大。

中央要整党，当时很多党员也雇工，共产党你是先锋队你还雇人，这是很复杂的高层的思想斗争。有一个重要的干部李昌（人名、音同）是非常硬的干部，在中纪委坚决不同意，最后经过邓小平同意整党不要把雇工问题列入，不肯定也不反对。最后1987年中央文件写清楚雇工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必要的一层，最后很多家去登记，搞私营企业带一个红帽子。最后一年一年过去就没有什么了。邓小平说，不要怕冲击社会主义嘛，要先看看，炒瓜子也要善待职工、改善职工待遇、交税，也拥护社会主义建设。

如果当年没有创业权，我们怎么可能有活跃的经济，怎么可以看到全国可以解决这么多人就业。当然不是说这个领域没有问题，有很多问题要解决，但是要一点一点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要给它一些机会，开始说必要补充，后来说是补充，后来说是重要补充，再后来说是重要组成部分。十七大更厉害，说私营经济和公有经济是平等竞争。如果没有这个怎么会有马云、马化腾。只要有一个产品市场承认，哗地就成为世界上有影响力的企业家。已经搞了一个大的奶粉厂了还出来一个蒙牛，还非常猛。这是我们改革开放第三个环节，权力集结。所以今天走到更高的阶段，民营企业要讲社会责任，要对社会回报。

第四层，权力界定，重新组合。当时公是公，私就是私，现在通过转让权搭了一个平台。现在公司治理把私人资源、公家资源搭成一个公司，我们叫以私产为基础的公共财产，我们之前是排除私人的。今天不一样了。例如格力集团是上市公司，上市公司就是私人的，私人的资源可以给公司公用，我们把不同性质的所有权经济搭建一个平台，这个往后看是重要的生产力的载体。中国改革开放生产力是这样解放出来的，我的看法是权力的重新界定，是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还没有结束，一步一步地走。

中国是一个多山国家，地已经到户，山林资源却没有好好利用。南方改革的地方从福建到广西，现在先进的树种引进来，造纸的公司引进去，这个变化非常大。划到户你可以干就干，不能干就可以转让，公司可以进行大片承包，比农业的承包期还长，50年。这一政策下去，中国的山林耕地资源可以激发出来另一波活力。我们还可以有进一步搞的东西。

我们现在看看中国的变化，60年代初我们被危机冲击，接着再来一场大危机“文化大革命”，痛定思痛思想解放，中国慢慢走出这一条路。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可以这样深刻地改变世界，我们不知道我们埋头解决我们的问题世界也在变化，而且很多的变化是因为中国。

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同时世界上还有三件大事发生。一个是苏联解体、东欧改革开放。第二是印度的开放。印度是民主制，我访问印度时觉得有意思，机场上面写着“欢迎你来到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国家”，印度非常自豪。可是印度的民主制，经济上是计划制，就是什么都控制在政府手里，这个批这个不批加上政治结构、政治文化，审批的权力变成寻租机会。企业家精神得不到振奋，最后被称为“管制经济”，动不动就要批件。印度这个国家资源很好，文化悠久，人民优秀，就是经济搞不起来。90年代开放，上一个总理被枪杀，现在的总理过来，辛格被拉过来，总理是拉奥，把政府手中的权力拿出交给市场，印度是说英语的国家，它的人才在世界各地发达国家，硅谷工程师是印度人，一改革就把人才吸引过来，在IT领域打开一个口子。印度的GDP增长速度仅次于中国，“中国龙”、“印度象”，关于这个中国的报道有很多。中国开放，苏联、东欧开放，印度开放。三个经济体大体20亿劳动力过去是关门的，现在开放。然后是欧美，里根在美国、撒切尔在英国改革，他们的改革是担心市场出问题，所以行政干预在市场上越来越多，市场越来越没有活力。里根革命叫“里根经济革命”，撒切尔改革的效果是把发达国家拥有的资本、技术、人才释放，这些国家的生产力得到解放。全球看21亿新劳动力加上发达国家释放出来的资本、技术、人才在全球范围内重新组合，拉开这一波全球化。

现在世界上的经济战略家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投资银行的首席策略师，他在2006年初提出“金砖四国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将来在全球有重要地位。我们在全球的经济总水平中到2025年四个国家会占30%，每年增长部分四个国家将占40%。他说最多到2050年，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会是第一，现在美国、日本会变成第二位第三位。我去年见到他，问他的看法有什么变化吗？他说他的看法提前了，不是2050年，按照现在的势头2035年全球格局就变成他预言的样子了。所以现在新兴市场国家，世界的投资潮流都是往这些地方。现在最大的还是中国，我们都知道。

第一，总量已经很大，按汇率计算我们的GDP全球第五大。同时这么大的总量的一个家伙增长率非常快，平均十几个百分点增长，不要看GDP数字要看实体经济。我们上学的时候说中国国情曾经有一句话，“10亿人口，8亿农民”。现在看中国制造业大，劳动密集型产品全部拿下，科技含量的东西也上来了，珠海在全球占分量的东西可以数出来几个，格力空调是全球第一。这个过去真的不敢想象，浙江的民营企业动不动单项全球第一，眼镜、袜子、鞋子，60亿双鞋子有30亿双在世界上是中国出产的，我们批评中国科技含量低是卖苦力，我们这一两年造船会变成第一、第二。汽车你看看，重化工业起来了，中国很快会变成世界汽车产量增加最快的，现在海运出口找不到船，所以在大量造船把车运出去。这个事情过去难以想象，大量出口和进口，过去中国要外汇非常困难，1978年三中全会时候，陈云说要让农民缓一口气。农民少交口粮进口怎么办，动外汇。那时候外汇好少，现在中国的外汇多到要出问题了。这不是人家送给你的，你有外汇就要买东西，谁买东西谁凶。我们大飞机一次买多少架？你口袋里有很大的单子，跟欧洲关系好我们买空客，跟欧洲有麻烦我们就买波音。

谈判有问题，中国元首访问美国之前，上次把吴仪派出去带了一个采购团去美国买东西。这个钱哪里来的，中国人挣出来的，谁也没有想到过。我自己出国经历过一次，1985年参加中共中央高级干部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我们都没有带钱。我们出去之前培训说，到南斯拉夫把万金油做小费。我们国内没有小费规矩，我们去了忘了，他们的服务员有意思，他如果看到你没有放万金油他就给你比划一下。

当年没有钱啊，你看今天是什么局面，我们同样是人口多资源少，但是有什么变化？你源源不断有花钱的能力。就是思想路线不同，体制不同，没有别的奥秘，所以这个世界很现实。出国的人1980年出国的时候差不多是世界各国的同情对象，“中国佬”，他们觉得你穷得离了谱。我到美国是1988年，觉得我们几十年忙什么呀？怎么差距这么大？几年工夫这个相对距离缩小了，世界各国对中国，都在闹中国，但是你要没有两下子闹都没有人闹你。这是世界的规律，你要不是个东西就没人理你。你力量大了，人家会折腾你，过了这一阶段但我们就进入大国了。当年日本也曾经被人看不起，你这个国家要起来就比较现实，很讲实力。

中国这两年的力量从根本上看，美国人的评价是这样，《商业周刊》2005年第一期的文章《双雄》，它的计算方式是根据购买力平价PPP，美国实际人均GDP增长从19世纪的1820年到1930年100年不到平均增长1.5%，我们同样的算法增长8.2%。再看看占全球GDP的比例，美国的GDP占全球的比例1820年是1.8%，1913年18.9%，1950年27.3%。中国1980年是3.2%，2004年13.0%，2015年20.3%。

再往后是大国，不是说你的经济规模跟人口规模相当，一定要经济规模在全球领域（占的比重）超过人口在全球领域（的比重），超平均线往上走。当时《商业周刊》说中国不出十年会出来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为什么中国有这样的成就呢？从那么封闭落后的国家变成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国家？人家的看法第一条是，我们的劳动力很便宜，我们穷，农民工收入这么低，他们肯定争不过我们，他们的工资多少？我们多少？这是非常流行的对中国的理解，这导致全世界关注中国工人的工资，尤其是发达国家，我参加了很多次这样的会议。为什么这么多人关心？因为你起来了，他们美国工人天天洗澡，我们中国工人一个礼拜不洗澡，他们怎么打得过我们。最后，所有给沃尔玛供货的5000家公司不但要看产品质量，还要看厂房、洗手间、宿舍，你不善待工人不行，美国的商业界要给你压力，你不履行就不行。这对中国有好处，但本质上不是对中国工人好，只是他们对逆差越来越大找到的理由。

我不太同意，如果说劳动力便宜是竞争力，那中国早就发展起来。1980年我们150人的工资等于香港一个人的薪水，是香港的1/150。香港请了一个人要上万元，是我们的150倍。如果劳动力便宜就是竞争力，我们在80年代应该强大了，非洲要更强大，如果工资低是这样早就发达了，哪儿有这个道理？！劳动力是生产要素，劳动力便宜不等于产品就有竞争力。劳动力要变成有竞争力的产品要经过组织，要在一套体制和制度下运行。中国过去的情况是什么？劳动力便宜，工人便宜，农民更便宜，知识分子不贵，干部不贵。我们中国穷，但是我们的体制搞错了，体制贵，好多事情不能做，炒一个瓜子要中央一号人物决定。你这个体制贵到好多事情不能做，好多事情不能想，想也犯了错误。中国是把制度成本和组织成本通过改革开放降下来了。没有这一套怎么有这么多产品，同样的人，不开放穷就是穷，劳动力工资低是穷的同义词，穷是一把刀，因为你不跟人家交换。是改革开放使制度成本降低了。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故事是讲不完的。中国70%是进出口，当年世界银行的首席副行长，做了150个国家的模型回归，形成一个大国模型，4000万人口以上大国的进出口比例小，小国的外向型经济可以很高。怎么来的？首先要体制改革，然后是外贸体制改革。我们叫外贸专营，国家外贸独家垄断，生产者、消费者不见面，后面怎么改？中国人很聪明，组织外贸竞争，宁波外贸服务不好，到广东来，你把货给谁做，奖金、服务全部给他，把庞大的体系变成外贸市场，然后扶持企业，把中国公司一个一个带出去了。以前中国有一小撮人有很高的能力才能出国，好高的门槛，现在企业家、谈判者满世界走，不是改革怎么会这样？这么多商品跟劳务你怎么知道人家需要什么？没有国有体制改革，不释放民营经济，没有地方之间的竞争是不行的。

所以我说你们要认真研究一下，中国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劳动力便宜有什么用？我们当年都是劳动力，我是廉价劳动力，上山下乡一个小时多少钱？劳动力便宜产品也便宜，我们都是“廉价劳动力”的组成部分。体制改了以后这个东西不同了。我说这是第二个变量，劳动力便宜是一个变量，但是这个还不会发挥作用，要加上组织、企业制度、我们的经济制度。还要加一条，我们多年不让人干，束缚思想时间长了不会干了，看上去中国人很差，我们的产品很差。这个东西就是要出去，为什么要外来加工，为什么要加工贸易先行，因为你做不出来。因为我们的技术人员、工人和我们管理者的综合素质上不来。

但是有一条是中国人会学习，体制搞得让中国人学习。当年小天鹅不是请香港师傅吗？你中国是饮食大国怎么炒菜都不会，还要请香港人？大家不研究手艺不争品牌，搞来搞去都是食堂，他香港的师傅请来一个月一万多块，周围100多个30块钱、40块钱的人看着他，你看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学习的变化。一看炒菜这么好的前程，大家下工夫练。炒来炒去香港厨师给炒走了，现在很少有香港厨师了。当年“香港厨师主理”可是金字招牌。为什么？人是会学习的，学习要有一个信号有一个激励。我好好学有什么前程，中国给你前程。开放留学，英语人才就上来了，之前说中国英语不行，开始开了一个留学，考托福就留学，好了就有前程。新东方大家听说了吗？那个校长当年考托福不及格一生气就办了一个托福学校。我们北大比新东方差远了，我们的学生有时候上课人少了很多，说排队去新东方了。排队拿现金去报名，你不报名肯定不行，你报名了也不一定行，所以非去不可。考来考去，美国看中国学生分数比美国还要高。所以美国招中国学生要打折了，不照GRE这个分数算。现在一开放，看看中国人的口语能力。好简单，人是会学习的，中国人是聪明的，有儒家传统。跟拉美跟印度不一样，印度底层跟我们差很远，我们一年500万学生，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国家。还有一套厉害的是“人力资本”，人的素质是一种资本，比钱还重要，人的资本是投资学习。

人是会学习的，为什么工业有名堂，制造业这么厉害，人才出来了，技工出来了，工程师出来了。过去10万平方米的厂房项目要国务院副总理挂帅，现在这样的项目从南到北像蘑菇一样。艺术领域你看看，马上奥运会了，你十里挑一我就万里挑一。但是这里有一个优势，人口多学习有优势，人才集中的优势。你说二胡不稀奇、京戏不稀奇，但是美声唱法，中国人到维也纳拿奖，钢琴中国人到美国拿奖。我在香港碰到刘诗昆，他说刚出道的时候全世界钢琴奖很少，现在多了十倍，为什么？他说是因为中国人，中国人弹钢琴好的太多，奖少了不够用。美声唱法、京戏等，中国人都会学习，只要把路打开了。

当然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但是有了革命性变化。我是1978年考入北大的，考试的时候国产的圆珠笔写不出来，急死人了。文科要写的，我们会写但是圆珠笔不行。不出油了，带了一把去，这支不行换那一支。中关村、北大的知识分子胸口都有一沱，这是知识分子的“LOGO”，你没有就不是了。没有办法啊，技术都差。制度不对头，干好干坏一个样，怎么行。邓小平就是开放，从第一天开始就是双向，外资它来了，我们就去啊。我们在喊狼来了，他们也喊狼来了。他来了，我们也去，是双向的。每家每户都知道这个不够，我们要投入。我们的教育领域真正感受到这个东西，正规学习、业余学习，各式各样有文凭没有文凭，不管真的假的。很多企业家请我去讲课，我心知肚明我的东西对他有什么用？但他觉得有用，这就没有办法啦！在浙江有一些民间的训练班，十几个，个个都旺，礼拜天下雨还有一礼堂人，我搞不懂，不知道听了有什么用。温州、台州很多人文化不高，他就听，他说他就要在里面听，三个小时报告只要一句话管用他就值了。这句话还不一定是你原来的意思，因为有的人是卡在那里听一句话就受了启发，不一定是你的意思，但他还非常感谢你。中国人最大的一条是“学习”，现在中国人有一条曲线，学东西半天进不去但是坚持就可以学习起来，很大部分要靠学习曲线。

三条变量影响中国，开门、机制改革对再加上中国人肯学习，还有后发优势，你花科研投资搞的东西我们看一眼就可以，这个是仿造型的学习，没有什么难为情的，不要让我们中国人看，我们一看就做。全世界都在搞知识产权，对，但是不要急，美国人起来的时候英国人老说美国偷他们的东西，美国人后来说日本人偷他们的东西。但是我们会举一反三，我们也会变一变。你的商业模式起来以后我们要吸收消化，后发有很大的优势。

去年我写的一段话：大时代——经济大时代。英国工业革命了不起，瓦特、蒸汽机、机器革命，只是几百万人民卷进去了，美国一起来就千万，日本和东亚以亿计，巴西、中国、印度、俄罗斯开放和卷入的人口规模以10亿计。我们没有想到过，特别是我这个年龄想不到。毛主席当年号召让我们上山下乡，我们就想一头就扎进去到底了，没有想到还能恢复高考、受高等教育，赶上这个大时代，这个成就带来很多的挑战。

我们说2008年是最难的一年，怎么理解？我的理解是成就带来的挑战，什么道理？三个因素组合，中国进步在生产率。生产进步率提高了，比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进步的速度快。不是生产率比它们高，是生产率进步率比它们高。比如说它们生产10瓶水我们可以生产1瓶水，生产率它们快10倍。但是一年之后它们最多11瓶，而我们可以到2瓶，我们从1瓶到2瓶进步率是百分之百。这是理解当今中国的最大的事实，是进步率的速度加快了，跟我们经济体制开放的变量，一天、一个月、一年就会发生很大的改革。

我们的汇率制度朱镕基的时候就开始汇改，1993年、1994年人民币币值人为高估了，我们的外汇就不行，朱镕基就汇改，参照我们的市场价格调整我们的官方币值，把我们人为的高估因素通过汇改全面释放一次到头。5点多元人民币比1美元到7点多，最后是8.27元人民币比1美元。当时的制度是有浮动的管理，以市场为基础，因为这是当时中国的改革关于未来目标当中一个共识，汇率要有弹性，反映供求反映相对生产率变化。但是很不巧，1997年发生亚洲金融危机中国先贬了，贬了之后中国出口就很凶。中国遇到亚洲金融危机冲击被动地贬，世界担心中国，如果印尼贬、韩国贬，中国再跟着贬，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欧美发达国家人员访华说人民币不要贬值，但我们先狠狠地贬了一下，然后说人民币承诺不贬值，承担责任，1996～2005年8.27元比1美元，成了一个未经宣布的官方汇率。这个制度其实对很多发展中国家是好的，因为你盯住美元以后就不可以滥发了，但是很不巧，打个引号可以说“很不幸”，1996～2005年中国进步学习曲线往上走，生产率进步率加速，汇率是锁定的，这产生了一个矛盾，与今年最困难的东西有关系。

我谈谈我的理解，这个扣子怎么扣起来的？进步率一加快，盯住汇率为什么不行？道理是这样：中国工人昨天生产1瓶水，今天是2瓶水，我们的总额提高了。一个简单的比喻，一个中国工人一个美国工人组成一个世界，我们昨天1瓶水我们占1/11，美国是10瓶水占10/11，今天我们是2/13，美国是11/13，我们中国增长快。中国的筹码大，可以用两个单位的产品换你的东西，昨天是1/11的筹码，今天是2/13的筹码。广东的生产率上升全国的钱到广东，我们偏偏这个形成机制是8.27元人民币锁定美元，这个生产进步率上升，我两个产品2/13被看成1/11，就是“又好又便宜”。这个是中国产品席卷全球的一个原因，汇率机制。

里面有一个偏差，我们的汇率制度使我们的产品看上去更好更便宜，然后哗哗地组织进来，在欧美出口，给它们带来压力，然后变成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然后的发展非常有讽刺性。开始加入WTO以为我们怕，最后发现它们怕，制造贸易摩擦的是发达国家，不是我们。我们高举自由贸易旗帜，我们买高端的产品、出口低端的产品，外国很快就人仰马翻了。如果内需不旺汇率又低估带来出口旺对国民经济是好的，这是1997年以后的形势。朱镕基恐高不希望发展太快，保证GDP上涨到8个点。我们锁定汇率让出口不能繁荣强大在这样的宏观形势下是对的，但是这样的效率累计几年到2005年就起来了，外汇出口这么强就变成问题了，变成问题以后我们巨大的贸易顺差一年比一年多，外汇在华投资一年比一年增加，还有一个人民币要升值，外币要进中国。中国是外汇管制国家，一个美元进来8个人民币要出去。我们1996～2002年平均增长6.8%，发达国家由于知识带动的进步顶多3%，但是我们一下子到6.8%。

中国经济要面对新的关口是中国高速增长带来的关口。Gary S.Becker曾经说，根据世界的规律人均3000美元左右很容易出岔子，会遇到低收入的时候没有遇到的问题，对付不了就会有一个限制，怎么爬也爬不出来，他认为中国还没有过这个坎。他的话不怎么长中国人的志气，但是现在看来虽然不太动听但是有道理。第一有一种需求走旺，我们的要素价格开始走高，劳动力、土地、能源、原材料2004年以后开始走高。这个是好事情，劳动力提高内需增加了，但是另一头劳动力的走势你可以消化得了吗？管理跟得上吗？利润会变薄。我们的资源也在变化，我们改革开放前80年代很冲，进WTO那一波也冲，慢慢也开始打不动，深层次改革越来越退步。

宏观调控到某种程度行政手段越来越多，今年温总理的报告说宏观调控尽量不要影响微观决策。再看看钢铁市场比2004年翻了一番，但是当年没有办法，外需旺有一个误差，出口压不下去就压内需，打压国内行业。一美元进来八点几元人民币出去，我们货币GDP是10%，每年都压不住，所以你看，货币这样的形势，通货膨胀是难以逃脱的必然环节。问题是中国今天的通货膨胀跟80年代不一样，80年代有钱了先买吃的，CPI就上来了。今天中国人钱多了以后在市场里面要走的，可能先某些行业热起来，投资先热起来，资产价格拉起来，2007年终开始进入CPI，进入消费价值。

主持人也在介绍，我是批评，也不是说结构性上涨就不对，中央也接受了，变化一下一个流行的提法。我说的是角度错了，不是结构性问题，关键是价格问题，很多东西涨了。物价的角度现在比较流行，是成本推动上涨，所以在座的各位中间可能有高手。我不同意这个看法，什么是成本？哪个东西没有成本？你说成本推动，你一直追，你说猪肉价格上涨是饲料涨，饲料上涨因为化肥上涨，化肥上涨因为石油上涨，你追到国外人家说原因在你中国。你一直追到国外去，国外说是你中国。如果你说这个成本可以把那个成本顶起来，这个的成本又被什么顶起来？我们专家分析说，CPI以后主要是食品，对物价上涨有80%的贡献。农业部长生气说，不是农业问题，化肥上涨太凶了，关键是CPI没有统计化肥。CPI是消费领域，而化肥是生产资料，是生产领域，我们食品又算进去，成本上涨是讲不通的。

第二个是流行输入全球性。全球性跟美元有关是一个话题，但是美元变多跟这个国家的货币形势有关系，跟货币供求有关系。俄罗斯大发石油横财，俄罗斯是世界上非常有资源优势的，石油价格上涨以后俄罗斯会一天一天好起来。但是俄罗斯的CPI上涨12%，越南是19%，越南也出口石油为什么国内价格上涨这么快？倒过来看日本，日本是百分之百进口，中国还产60%进口40%，日本百分之百进口石油，日本和韩国的价值指数CPI是4左右。所以通胀形势你不能笼统地说全球影响你，你要说怎样影响你，这个传导机制是什么。我的回答是本国国力。当物价总水平开始上走一定不要到单个的商品找原因，你找不清楚，你说化肥，化肥说油，油说它……哪个不上涨？要到货币里面找原因，通货膨胀这个词是英文翻译里面少有的好的词语，通货膨胀里面这个“货”不是货物是货币，通货是流通中的货币。是钱多了，之后物价一定上涨。问题是有一个滞后，中国1988年是基建上得快，这样就涨工资，朱镕基那时候的通货膨胀是资产价格先走然后才CPI，这一波中国人收入水平上去以后“漫游”路线更长。

开始说三大行业第一是钢铁，铁本最倒霉。开始调控的时候国内产量是3亿多吨，现在是4.9亿吨，我刚刚看一季度钢铁上涨30%，为什么？需求旺啊。我们从三大行业过热到九大行业过热，哪一个也没有打下去，九大行业没有打完，房地产又上来了。很多地方房地产都看不懂，为什么？国际大鳄进来了，就是贸易顺差，就是赌你人民币升值的情况。我们那里有一个教授到央行当副行长，银行钱一出去就要赚，央行不断地对冲。怎么冲得过来，冲不过来就变成市场上流动性过剩，它就是“漫游”，这个按不住，拼命按就转移。房价就上来了，我们政府对老百姓负责，房价是千家万户的事情。他买不起房子，需求在这里摆着，钱在这里摆着，本地的买不起房，很多人通过美元进来炒你的房子。我买你的物业再赌你的人民币升值，这个就变成非常难对付的局面。房地产市场还没有下去，股市开始复苏。我们股市有一个全流通这个是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个贡献再大也不是一年把1000点顶到6000点。我们成为世界上市值最高的公司，P/E值最大、最高的国家，这个东西是什么？我看都是货币问题。水泥有水泥的问题，钢有钢的问题，房子有房的问题，股有股的问题。我们横着看我们社会有太多的货币的流通性，你按不住它就走，调控的威力在下降。大家注意邮票、古玩、出土文物、纪念性的东西、字画价格上涨到离谱。最年轻的画家最贵的作品卖到7000万，他才40岁，一看价值这么好他画到80岁，天天画。说很多画家6点开始画，你7000万他3点开始画。钱多啊，普洱茶为什么会卖到这个价钱？包括烟酒，很多腐败，腐败也要条件，没有钱也腐败不了。说普洱茶很多中南海领导同志也喝，中央领导同志喝普洱茶也不会到这个价钱啊，那是云南放牛的人喝的茶。发现汇率的误差要到国内找原因，很多人不理解，国际升值为什么国内批开始贬值。因为国际上当升不升，顺差极多。

从货币角度看这个是问题。很多人从猪看饲料，从饲料查土地，从土地查人工，等等，很多人这样看。只有很少数人从货币角度看问题，我今天讲很多的学术立场是货币问题。1980年、1988年、1993年这三年弗里德曼三次访华，这三年是中国通货膨胀比较严重的时候，他在中国对通货膨胀的回答，这句话是同义反复，“通货膨胀永远是一个货币现象”。他可以说开枪就是射击现象。有人说通货膨胀是猪的现象，牛的现象，都看错了，只有他（弗里德曼）说通货膨胀是货币现象。顺着这一现象查要问“货币为什么多？”是政府滥发货币，我们的蒋委员长印很多钱，打不过共产党就直接印刷货币招兵，这个严重通货膨胀结果就使得老蒋垮台了，通货膨胀率到50%，然后民不聊生。我们北大国宝级的老师季羡林说我们当学生的时候很好，老师工资高一个月1000块大洋，但是我们当教授的时候就通货膨胀了。40年代的著作都是短篇，高速通货膨胀是不能写书的，写一本著作几年之后米就涨价了，所以要写短篇拿了稿费马上跑步去买米，跑慢了米价就涨了，还剩下一点钱赶快找一点银元来换保值，虽然是非法的，也得换。老蒋当年在上海就打击这个，不准用银元，不准用美元，只能用他这个金元劵。我们今天货币多跟这个没有关系。

政府的财力大家可以看到，也包括我们珠海政府，财力上涨很快。第二个货币因素是超放货币搞建设，搞工业化怎么搞？超放货币，那个时候不能发债，人民银行发货币平衡。陈云一直反对这样的事情，要求货币、物资、经济增长三大平衡，但是每一次我们说毛主席的大跃进，浪费主义的经济是超发货币。但是这个今年也没有了，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不能超发。

第三条是1980年遇到通货膨胀，价格太低要把价格涨起来，城市还没有改工资还比较低，那个时候倒挂，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产品，然后较低价卖给城里人。现在没有这个因素了。

现在来自于开放，汇率与机制之间的不平衡。简单来说，是“好”出来的问题。这是广义货币和通货CPI的关系，上面是广义货币下面是CPI，结合得非常好，完全满足货币主义定义，广义货币上来了。跟历史上其他类型不同我们是新的类型，但是关系有的时候会把我们拖住。很多人说外汇储备好啊，一定数量是好的，太多就不行。美国不许中国买它的资产，因为它的美国国债是最可靠的金融产品，你买它就往地上躺。它心知肚明你两万亿元是它的债务，为什么它要强势美元？它要弱它要往下躺。我们巨大的外汇资产损失啊，我们中国人开始用外汇，不能光让外管局买保守的外汇资产。多元化的外汇投资，但是这一条把我们就拖住了，我们的外向很好，我们在本币低估情况下把我们中国经济拉出来了，我们舍不得改这个东西，舍不得调整，2003年有人提出让人民币主动升值，现在看来2003年打这个仗比今年好很多。当时美国经济在上升，人民币一动经济上升转型的压力比今天小很多，从2004年到现在日益严重的对外经济不平衡，我们的不平衡越来越严重，我们年度的外汇进来占GDP比例，加上央行不让金融机构结算的美元算到一起是那一条虚线，2007年将近12%。你比较一下知道，日本最厉害的时候不会超过4%，我们外汇要占到年GDP的12%，这个力量早晚要发作，钱多了要补充食品。前几年我们农业要抓很紧，我们冲资产价格。

这是快钱，2006～2007年看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别的事情值得你做？你会好好工作，好好上班，会好好做管理吗？这个太慢，都不如买股票。很多人说最好上1万点。这个股票让很多人伦理观念受到侵蚀，一下来就受不了，更重要的是资产价格脱离基本面，最后撑不住了。泡沫最后要破，这个代价对人力、资本、社会的影响非常大，这个我们就不去讲它了。

更麻烦的是由于中国和美国相对经济关系变化，我们对付国内通胀的武器没法用。美国的利率和中国的利率，美国的利率已经跑到中国下面，如果这个时候美国次贷危机再降息还要往下走，我们中国要升息，所以热钱都要进中国。钱这个东西真是没有办法，钱是世界上最灵敏的东西，一旦有孔隙一定会进来，你这里可以升值，你这里还有资产价低得离谱，有短期的高速增长空间，钱闻到这个味道就来了。现在不光是华尔街的专业金融机构懂这个知识，现在全世界都普及了。你到纽约开会，计程车司机还要问你如何换成人民币。

以前我们有一个空子叫“支持香港”，香港居民可以贷款，然后变成人民币到我们这边开户储蓄，最厉害的时候一天12亿人民币进来，因为美元和港元待在一起，香港的贷款利息比较低。这个通道现在堵了，现在用两地车运钱进来。我们前段时间想避重就轻说就是食品是季节性的，现在消息已经出来了，食品价格上涨不太快，非食品价格上涨。核心通胀持续增大，如果这个东西坚守货币主义立场一定会看到这个结果，躲不开的，这么大的流动性。是货币推动食品价格上涨，农业丰收，猪、粮、农产品等的价格都在上涨，为什么？需求在这里，主要表现是什么？是货币来表达的。所以有需求就有货币的因素。然后外汇资产我们辛辛苦苦创汇的钱，我们承担巨大风险进来的热钱变成外汇资产，这由不得你。去年温家宝说压力巨大，这么多的外汇资产，如果不放对地方（就不行）。我深刻领会Gary说的话“有钱了以后很麻烦”。你等到有余钱的时候放哪里去，买什么资产？好痛苦的。当然我们没有人说拉倒吧，同意回去，没有。现在每天20亿美元到账，一个月500亿～600亿美元天天往账号上面爬。

怎么看2008年形势，三个问题躲不开，负利率是第一。你放在银行的钱会少一点，是负的。通胀已经过了5%，现在是8%，我们有巨大的储蓄性资产。我们42万亿其中绝大部分是银行存款，负利率这个时期可以稳住吗？大家对从紧的政策还没有高度认识，这是非常危险的，这个东西一旦冲开，你都不会相信。在1988年我们经历过了，和平时期怎么会抢购？钱多了，一旦有扰动会形成恐慌，米贵了把下个月的米买回来，如果盐要涨就把盐买回来，很多人这么干的时候（就会引起恐慌）。1988年，中央搞价格改革，政治局有一个决议说今后中国除主要食品以外，其他的全部实行市场定价，先在一个小范围试验，名烟名酒的价格一下子就提了10倍，老百姓以为所有商品都要涨10倍，全国立刻开始抢购，那个时候房子很小，把米放到顶棚，把顶棚都压垮，买手纸都成车买。

抢购还不是最重要的，你抢购要钱啊，要挤兑，问题是银行钱已经贷出去了，你印都来不及，你要印纸都不够，你如何平息这个局面？所以要讲政治了，中国过渡时期要搞这一套，有一个紧急文件，共产党员、机关干部不提款，很多家庭两个都是党员干部就惨了，一个还好一点，最后靠这个方法平定下来的。今天不一定会出这个问题，但是压力存在的。我们现在每个月增加500亿左右的外汇储备，我们辛辛苦苦做鞋子袜子但是污染源在中国，汇率一变化外汇资产就贬了，我们中国人为什么这么笨？

我们为了控制CPI用临时价格干预政策，电价、油价都没有调到位。我看四月份煤价还在上涨，电价都在变。这个东西长期讲政治是讲不通，这是违背经济规律的，你不能让整个行业亏损。现在中石油是国有企业，不光是高价买低价卖，还高价进成品油、低价出，在经济上是违反规律的。香港车来内地加油，因为你这个价格低。当年尼克松吃了这个亏，冻结了银行，然后供求越来越紧。我们物价管制的办法是把通货膨胀拉长了，不是治本之策。

中国的粮价是世界粮价的一半。农民卖不卖给你？通货膨胀起来他要惜售的。他知道要涨价就少卖一点给你，所以还要看夏粮秋粮，但是油、电、煤等大概熬不到奥运会。美国的市场下去了美国在贬，出口转旺进口转弱，这个加到一起就难了。

这样听起来非常麻烦，而且不是小麻烦。但是我要讲清楚，我们是“好出来的麻烦”，中国过去多少年还没有资格遇到这个麻烦呢！什么时候为外汇太多发愁过？但是麻烦就是麻烦，要看未来怎么样，对策要看细节。

我觉得看大势还是要看这三个。中国的基本面我还是比较乐观。

第一个层面，人工涨得比较凶，加上劳工法，对我们企业管理提出很大的挑战也是对的，但是这没有让我们躺下来悲观的理由。我们跟发达国家之间人才的价格还有很大差距，北大、清华毕业工程师起价是三四千块钱，美国这样的工程师起价年薪6万美元，我们跟他们还有好几倍差距。普通工人、技术工人跟美国工人差距更大。我们从劳动力成本来看，说外需会有影响，确实，但是是边际上差的企业影响大，但是有竞争的企业还是有竞争力，我们跟外国之间还有差距。很多投资跑到越南去了，但越南近来进不去了。为什么啊？越南通胀率19%，很多外资包括中国企业进去了。进去了要换成越南币，市场上一多就形成19%通货膨胀率，他们的政策比较简单拒绝兑换，美元、人民币不给兑换。量是有限的，不要夸大这个问题。我的看法是制度成本优势，我们在15年前就说了，我们劳动力价格上来了，如果生产率高就不会出问题。这是第一个层面的看法，我认为中国还有很大的潜力。

第二个层面，我认为中国有更大的潜力，那就是体制改革，中国深层改革，十七大重新对改革高度肯定。今年有深层次改革要推，中国改革的余地还是很大。比如我们大家在一起经常会听到批评。我听到一个金光集团（造纸企业）老总在国内投了几十个亿，坐一下一看很多批评，特别是2004年以来管制审批方面。我跟他说中国最大的潜力是可批评的地方很多。他一听说这个有道理，发达国家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市场制度完善、商业文明悠久，没有什么好批评，没有什么好改进就没有什么余地。我们国家有很大的余地，当然要改，你不改就发挥不出来。

第三个层面，是学习曲线还在上升。我们上午去格力参观，100块钱销售额拿出来百分之三点几用于研发，建立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室。所以我的看法不一定是让我们有悲观的方面，眼前的困难一定要渡过。我的看法宏观政策从紧要坚持，就是货币从紧。部门和部门之间、地区和地区之间通过货币配置资源。物价起来了，要用一年的时间平息是不现实的，我们要用三年把CPI恢复到4%，国家、地区、公司、个人、家庭在通货膨胀里面谁也得不到好处，这个要高度重视，也要有决心。治理通货膨胀是非常讨厌的，谁也不愿意负责。弗里德曼举了一个例子说就像喝酒，喝高的时候大家高兴，首先政府高兴，因为是对名义收益收税，首先是税收上涨很快。企业也高兴，价格加一个“毛”，企业账务比较好看，企业报表好看，数字好看，高进高出嘛。股市更高兴，中国股市去年年底市值是世界最大的公司，互相开会庆祝。但是弗里德曼讲酒后头疼、伤胃在后头。

这件事情我是认真看这两年中国能不能达成一个高度一致认识。看来北京的政策非常清楚，去年是房，今年有点动摇，我们的GDP比预想的好，我们有条件实行比较从严的货币政策。这一点到产业到地方就是一个紧的局面。我们从去年年底跟很多公司说要准备过冬，安全过冬。跟央企负责人说，他说你不要认为电价、油价总是会这样，稍微上涨一下你财务准备了吗？现金流会不能出问题呢？你要准备。我们离开高增长低通胀，治理通胀很可能CPI落得晚，GDP快。劳动力还在要价，食品、日用品还在涨，劳动力升价压力还在。这个对很多公司都是很大的压力，对个人家庭投资的决定非常困难。

在转折过程当中，要认真地找机会。大家喊出口不行，我就说汇率是两面刀，出口不行进口怎么样？进口成本下降了，很多公司注册做进口生意了，进口也可以增加就业，也可能变成增长率、GDP、税收，问题是会不会做。我们以前学卖东西，今后要学会买东西。要会买不容易，会买也是生产力。在格力我们说它是卖，但高端的研发设备是买，这个领域改革任务比较重，我们的税怎么样？我们的能力怎么样？我们格力开始雇日本专家，我们长三角很多民营公司雇日本公司工作，这就会买了，用他们的经验、眼光，我们雇意大利的设计师等就是会买了，把短板因素买进来。

我在北京有一个朋友做一个超市生意，卖得非常好，最好的是面包。法国请了一个面包师过来，50万年薪，全家都过来。中国面包都会了，但是差一点点，只要多一点点产品价格要高一个头。我们看非洲经济论坛有一个农夫集团，楼盘走进去一看很高很远，楼盘之间很开阔看上去很舒服，我说这个怎么来的，他说请了日本设计师。以后举一反三就快了，游泳池是黑颜色的瓷砖，他说是日本人坚持的。中国人喜欢白色，但是老总说听日本人的。游泳池如果是蓝色的、白色的是白皮肤的人泡就好看黄颜色皮肤就不好看，所以要用黑色的。我们20年后就会自己弄了，我们绝大部分的资源、要素等要会买，让我们中国的产品和服务再上一个台阶，再狠狠去卖，这样可以渡过难关了。包括中国的建设元素是开放的，我就买你，这个跟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第四个层面，我们中国现在内需会起来，国内市场会起来。喊了多少年内需为主现在真的来了。我调查发现真正做内需难度大，今天早上我问格力老总到底现在是以内需为主还是以外需为主？格力老总说做内需为主。我比较看好，因为内需比较难。以前我们内需难做因为我们借用国际的原理，签一个合同，不用见面也不用喝酒。但国内的生意，有地方的差别，黑道、白道，钱去了货不来，货去了钱不来，你怎么做？问题是市场要开发的，国内的PC从五年前200万到现在700万台。高端往高走，低端往低走，做到从建制镇到非建制镇。

中国30年改革开放是危机触动改革，走的是30年实事求是的道路，经过2008年和2009年的调整，中国会走向平稳的持续增长。我们在30年改革开放历史传统成功鼓舞下尽最大努力争取这样一个前景：中国经济付一点代价过中等收入线危险期，3000美元左右政府、企业及家庭很容易出错，讲到底对我们温饱以外的资源如何配备，我们缺乏经验，我们要积累经验，交流经验，争取更好的一个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