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文化要有建设性。如果所有的文化都以市场经济为借口，那么欧洲人搞市场经济，如英国、法国有两三百年了，他们还有什么文化？早就没有文化了。我们才搞了30年，他们的时间是我们的10倍，但是他们的文化还在发展。当然他们也有消费文化，但没有掩盖一切。当然也不是说不要消费文化，但是我们的情况是消费文化一来，就没有文化了。所以我觉得文化是需要细分的，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文化。

我首先就题目说说两个问题。

第一是藏族。中国人说西藏是指青藏高原上特殊的一块地区，一个行政区块，但在西藏自治区以外，青海省、四川省、云南省、甘肃省等另外一些省区还有大量的藏族人聚居的地区。我不太喜欢用“西藏”这个词，是因为外语里头的“西藏”，其实有时候是被外国人有意无意用的政治概念，就是达赖经常说的大藏区，所以更多的时候我更喜欢“藏族”这个词，它涵盖了所有藏族人所居住的、生活的整个青藏高原，包括西藏自治区、青海省一大部分、甘肃省的一小部分、四川省从地理上讲也是一大部分、云南省的一小部分，这是一个整体的青藏高原。在这样广大的地域当中养育了600万藏族人民。所以我们要先做澄清，孔子说名不正则言不顺，我们正正名有好处，现在我们在概念上先要分清，这样讨论事情比较方便、不容易产生分歧。

第二是文化。因为今天说文化，文化像咒语一样谁说都灵，开厕所的说我有厕所文化、生产酱油的说我有酱油文化……所有一切，过去我们中国人特别不说文化，但今天我们有一种文化迷失、文化崇拜，什么东西一念文化就灵，所以什么东西都有文化。这个文化其实就是把习惯、惯例等同于文化，从广义上来讲，习惯、惯例是不是文化呢？可能是文化，至少是某一种文化的结果。但是如果来讨论这样的文化是没法说清楚的，我们今天就是要把文化说清楚。

今天我所讲的文化跟一个小说家讲的文化有关系。小说家是干什么的呢？讲故事的。这个讲故事的文化是大家不太接近的，就是怎么讲故事，在故事里头讲什么。其实这就是文化的分别。每一个民族都有故事，都在用自己的语言讲述故事，但在讲故事当中有微妙的区别，故事方式会不一样。比如，一部美国的电影跟中国的电影、法国的电影、意大利的电影都是讲故事，但讲故事的方法肯定不一样，这个方法为什么不一样？我们说是因为背后的文化不一样，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不同方法，自然产生不同的结果。比如藏族人讲述故事的结果就不一样，这个不一样有一个最典型的就是像《格萨尔王》这样的民间史诗。

我们知道史诗换一个词在文化的表达中，就是神话，大概就是讲人类在比较原始的时期逐渐向文明时期过渡的期间所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民族、国家历史的开端。比如说中国可能是《山海经》，可能是女娲补天、大禹治水、夸父逐日、后羿射日、嫦娥奔月等，但这个时候在藏族就是格萨尔王。都是描述古代的故事，传承古代的历史，但方法上却有很大的差异，比如《山海经》当中的故事后来几乎没有发展，它很快被典籍化了。最初也是口述，就是这个人讲给那个人听，那个人讲给这个人听，但很快就有文人把它整理成一本书，一个故事变成一本书的时候就有两种命运：一个是再口口相传；而另一个就是束之高阁在图书馆里，被藏起，被固定化了。

其实我们中国古代的每一个神话题材都很宏大，像女娲补天、夸父逐日等这些故事，如果不断地升华，它就会变成一个场景非常宏大的神话故事，但是在我们的古代典籍里头就是几百字，很简捷地把这个故事脉络固定下来，然后大家都是记个大概。有的神话还好，变成一个成语，比如“精卫填海”，那么我们因这个成语而知道古代这些人物、这些事情。但另外一些神话故事就慢慢地被人忘记了。现在大学里头有一些研究神学的硕士、博士、教授们在图书馆里头把某一本典籍打捞出来研究，研究它的目的不是为了神话考证，而是为了研究古代找一段材料做历史佐证，这是一种文化历史的方法。

但是，有一些民族不会忘记历史故事。比如我们知道神话跟史诗在人群当中普及最多的是希腊神话，《荷马史诗》就是一个古代希腊瞎子唱的一段历史，后来有人把他的演唱稿记起来。今天在我们的书店、图书馆里头作为文学的经典被一部分爱好文学的人阅读，但除此之外它在电影、舞台戏剧里头不断被重演，所以人们永远不会忘记。这就是习惯文化的差异，不同文化的人对于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本态度不同。而我们中国人愿意忘记它，但这些年我们开始重塑历史、开始说历史，这是另外一种情况。但总体来说，重不重复祖先的故事，不同的文化采取不同的态度，虽然从理性上讲我们不应该忘，但在实际的生活当中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格萨尔王也是这样。

在很久很久以前，一个人、神、妖魔没有分开的时代。这个时代人是处于下风的，要么是被神支唤，要么是被妖魔鬼怪无情地、随意地蹂躏。在西方的历史上也是这样。当时其中有一个神子推巴噶瓦，他经常从上天看到下界人的悲惨状况。有一天他就发下大愿说，他愿意不要神的地位下界投生做一个人，带领这些被随意蹂躏的老百姓建立国家、斩妖除魔、创造财富，带给世间人民幸福。后来有一个比他更大的神（大家都知道神也是等级森严的体系）批准了他的要求，经过了一些“合理的程序”然后降生到地上，在青藏高原地区建立了一个叫做“岭”的国家，消除了妖魔鬼怪，也给这个国家增加了很多财富，他在功成身就后就回到天上去了。但是老百姓没有忘记他，然后就开始传说他的故事。

在研究这个故事不同版本的时候，我发现最初的版本很简单，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神子发愿。第二部分是来到人间，神子来到人间后成为部落酋长的侄子，很得老百姓拥护，但他的酋长叔叔害怕他夺权，就使尽一切阴谋诡计想要弄死他，但是他一方面得到上天的眷顾，另一方面他的表现得到了老百姓的拥护，阴谋不成，最后他通过赛马战胜了他的叔叔而成为国王。这第二部故事叫“赛马成王”。第三部分是与蒙古人进行的“霍岭大战”，最后是格萨尔战胜了，得到了资源，使“岭”国变得很富足。功成身就之后，他就带着他的妻子、母亲一起上天去当神仙了，这就是第四部分，叫做“得道归天”。最早的故事其实是比较简单的四部的故事。

文化特点也是跟生产状态有关系的。虽然大部分的藏族人都没有文化，但是他们也有文艺的要求，有记住历史、表达情感的要求，也有文学的要求，这就造成了另外一种文化的发展，即口传文化的发展。所以在青藏高原上的口传文学就非常发达，有非常多的口传文学，格萨尔王只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个人都来转述它，就造成这个故事不断地膨胀。那么每一个传唱格萨尔王的艺人在传唱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加进一些新的东西，所以造成这个故事越来越大，从最初的四部发展到八十多部，2000多万字，但实际上他的故事还在不断地增长，以至于现在没有办法统计，创造了一个世界纪录，联合国组织给了它一个命名“活的形态史诗”，现已申报成为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

西方研究民间文学的专家弗雷泽写过一本研究民间文学形态的书叫《金枝》，是非常有名的典籍。他在书里就把这种现象形容为“故事树”，就是故事像树一样会不断长出枝脉，不断地结出新的花朵、新的果实，所以故事当中也包含了文化的方式，包含了文化的差异。如果我们太相信汉文化，非常相信典籍化，非常相信文字的力量，传说就非常容易固定起来，而结果就是不再生长，贬义的结果就是会离开大众变成学者研究的材料。但在另外一种文化形态当中就永远保持最初产生的那种状况，在那样的状态下流传，继续成长，最后变成庞然大物。所以文化也有很多方面，刚才说喇嘛的宗教念经是一种，老百姓唱歌跳舞是一种，但文化还有一些更深层的东西，不同的方式，对待不同。其实也是不同地对待自己历史的态度和处理自己历史的记忆，因为历史就是一个民族共同的关于历史的记忆。

所以我在写格萨尔王的时候，第一我要写出格萨尔王的故事，第二增加。尽管篇幅很紧张，我用了31个篇讲民间艺人（就是讲格萨尔王故事的人）的故事。他对故事的感受跟理解，他怎么得到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怎么反过来成就他的，这个故事跟讲故事的人之间怎么互相影响，产生什么结果。我还觉得艺人在技术上成了我的一把剪刀。因为在西藏格萨尔王的故事已经庞大到在藏族地区找不到任何一个说唱艺人能说唱完整，每一个说唱艺人只能讲故事的一部分。我要用30万字来综合、拼贴，把不同艺人的演唱拼贴起来，构成一个传统体系。我不让做过统计的人来讲这个故事，就从一个永远不知道故事全貌的艺人的视角讲故事，这样一来，就很自然地不用操心30万字跟2000万字的问题了。在书里设了这样的一个线索，这样很轻易地把在结构上不把书写成提纲的方法找到了。

反过来，我们作为书面文学作家能从民间艺人身上学到很多东西，他们的地位很卑微，农民、牧民、铁匠、皮匠等。一听说我来了，要给我唱一下，把他的故事记下来，他还给你跪下来！他给你下跪是因为交给他一个故事，感激涕零！这个时候人就看怎么看自己，我们有很多专家学者都觉得是给民间艺人一个机会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一定要警惕自己，我觉得我是向他们学习的，因为是他们给我而不是我给他们，所以我对他们抱有敬意。抱有敬意的是他们的角度、他们的方法让我找到一把怎样简洁地讲这个故事的钥匙。这是民间艺人给我的教益，这教益在技术、形式、技巧上还是其次，我特别想讲的是民间艺人给我教育，我不想说教益了，我想这之间有分量比较大的差别。

这个分量的差别是今天我们这些从事当代文学艺术的人，我们有很麻烦的事情，或者是今天当代社会里的人都有精神上的困境，就是我们干什么就怀疑什么。我们每一个人都怀疑我们所从事的事情有没有意义，或者说怀疑生命价值。怀疑生命价值最重要的是不信任我们自己的职业，对今天小说家来讲就是不相信文学的力量、不相信讲故事的力量。这就很奇怪了，一方面我们对它孜孜以求，一方面我们又深刻地怀疑它，把我们人类内在的自我撕裂。当我们在怀疑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价值的时候，你还相信通过自己工作传递出去的价值观、有意义的信息能被人接受吗？我想很难。所以我们今天的作家总是在怀疑，希望谁重视自己、希望得个奖、希望多点版税，他已经不是文学的要求，而是用外在的要求来衡量自己的价值。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文学史，写诗经的人“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写这些诗的人名字都没留下来，3000年后还在感动我们。我相信这些人他们是不怀疑自己的价值的，因为那时候国家政权还不够强大，说话还不大算数，也没有诺贝尔奖、茅盾奖之类的，就是为了写作而写作，孔子讲的“诗言志”。而今天有了这些客观标准的时候就不断怀疑自己，我自己也会有这种疑惑（我也是当代人，在现代社会当中摸爬滚打），但我在这段时间内接触了上百位的民间艺人，他们的生活跟我们相比天上地下，我们出去背着尼康相机，带着最好的录音设备、DV，开着吉普车。民间艺人呢？他们在那里放牛，看到老师来了赶紧去洗洗手，坐下来给你唱，唱完了又放牛去。但是他们还在讲这个故事，用一句话讲就是我们已经不相信故事的力量，但是他们相信。我们在衡量故事力量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很多外在、功利的标准，而他们没有，他们始终在讲述，认为英雄祖先的故事是不应该放弃的。而他们在讲述英雄祖先的时候，也是通过故事来激发老百姓对英雄主义、英雄人格的追求。谁说不识字的人就没有文化要求，没有精神向往？也许他们有的时候比我们这些识字的人更纯净、更执著、更一往无前而没有那么多算计。

前两天报纸登了一个文章，标题是《讲故事的人应该相信故事的力量》。故事有什么力量啊？故事有教导的力量、感染的力量、熏陶的力量。中国古代神话“精卫填海”——一只鸟用两只脚钳石头去填海，我们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它为什么要这样？或者用《论语》的话讲“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为什么要这样？这就是一个精神。我们俗话讲的“夸父逐日”，现在的人肯定不去追了，因为很多指导人生的专家说这个不划算，你没有成本核算，你没有在付出跟得到之间求得合适的比例。所以我觉得故事里头的人讲故事不是为了讲故事，故事里头是有含义的，相信故事的力量其实就是相信故事里头包含的精神、情感的力量。

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已经不太相信这种力量，过去的故事模式是故事加上故事里头包含的精神跟情感。而今天当代社会当中的我们不大相信这些东西，尤其是今天的中国人，我们相信两个东西，第一是物质，第二是身体，身体里头不包含精神跟情感。我经常出国，我就去看外国人的广告跟中国人的广告一不一样，后来发现很多时候不一样，因为受众不一样。我还比较喜欢威士忌，但我永远不喜欢芝华士，为什么？讨厌它的广告。大家想想芝华士的广告，里头就是充分地投中国人所好：一个外国老头，穿着名牌西服，旁边一个粉腮香肩、丰胸肥臀细腰的美女。这里头传递的是什么效果？把爱情、两性的关系降低成一杯酒的水准，与过去是反向的。过去是把日常的平凡的东西当中抽象一种崇高的东西，而现在有时则把崇高的东西降低为最低，降低为身体。所以我们就建立了一整套身体跟物质的崇拜语，我们的精神与当中传达的故事越来越远。

一个月以前我在瑞士看到了原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她是反驳中国威胁论的，但她怎么说的？她说，“你们说中国威胁论我没有一点感觉，你们看，中国无非就是用我们发明的技术帮我们加工了一些东西，取得了一些经济增长”。我非常震惊。难道不对吗？我们生产一个电脑，芯片是他们的，生产DVD，核心技术是他们的，我们生产一个衣服，牌子是他们的。但她更损的一句话是，“除了帮我们加工一点东西以外，他们没有贡献任何一些有价值的文化，而是我们的文化、电影、书籍、生活方式每一天都在影响跟改变他们，哪有什么中国威胁论”。我们的文化如果这样下去，确实是不行的。

我不是政府官员或其他什么，但我是一个小说家，我自己应该在小说里头要尽自己的本分。作为一个小说家应该相信故事的力量，故事讲得好是小说家的天职，但小说家更有一个非常庄严的责任就是在故事当中一定要包含有价值的精神力量、情感力量。这种精神、情感的力量给你的读者的影响是建设性的。我不敢说别的，不敢说我们要教育读者，但我觉得对他们的心灵应该是建设性的，而在今天的图书市场上我们的小说是不负这个责任的。过去我做杂志的时候就经常跟我的员工说一句话：“我们不是生产酱油的，生产酱油就是只要达到一个技术标准，细菌不要超标就是合格产品。如果文化产品只有技术标准（这个书装订好，翻开不要掉了，不要有错别字，这是书的技术标准），如果仅仅达到技术标准而不问里面的内容是什么的话，可能对我们的民族文化、民族的精神有影响，将来的人可能不会有好的收获。”

我们的文化要有建设性。如果所有的文化都以市场经济为借口，那么欧洲人搞市场经济，如英国、法国有两三百年了，他们还有什么文化？早就没有文化了。我们才搞了30年，他们的时间是我们的10倍，但是他们的文化还在发展。当然他们也有消费文化，但没有掩盖一切。当然也不是说不要消费文化，但是我们的情况是消费文化一来，就没有文化了。所以我觉得文化是需要细分的，我们不能笼统地讲文化。但其实讲故事的方法里头也表示了故事文化的差异，那么在这种差异里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需要区分。我从来不认为一个文化里头全部是好的，也从来不认为全部是坏的。但是我们要去做区分，研究里头有用的东西，当然我们不要歪曲这个文化。我觉得我在接近格萨尔的时候其实就接触了书面文化以外的另外一种文化形态，就是口头文学，我感受了它的生命力，它的存在样态。我觉得这对我这种主要受书面教育的人有非常好的教益，直接地讲，就是帮助了我完成这本书，但我觉得对我还有更深远的教益，就是相信故事，相信故事当中所包含的精神的、情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