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书记：

您好！

我想就如何保证社会科学研究的改革和发展，向您反映一些情况和提出一些建议。

最近，江泽民同志多次讲话强调了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同等重要，社会科学的不可替代作用，这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目前，社会科学研究确实存在相当多的困难，但这些困难主要是来自国家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还未形成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社会科学研究新机制、新观念。

我们所创办的沈阳东亚研究中心作为沈阳市社会科学研究改革试点单位，十余年所走过的道路就深切体会到这一点。社会科学研究要面向市场，它的最大服务市场一是政府，二是人民。但至今尚未形成一个保证社会科学研究为政府、为人民服务并取得相应报酬、维持本身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的机制。我们十余年来积极为政府服务了，但是却没有获得相应报酬。我们受沈阳市委和民进中央委托，研究了沈阳市精神文明发展战略，我们为此到杭州、西安等地调研学习他们的经验，复印、购置了大量书籍资料，课题完成了、验收了，但我们未得分文，连到外地调研的出差费、资料搜集费也是我们自己解决的。我们受沈阳市委托研究了沈阳城市建城纪年的起始，我们搜集了大量资料，为论证此问题尽了力量，但我们也未得到应有报酬。

这不能说沈阳市领导不重视，只是因为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社会科学研究机构是靠国家经费维持的，国家已经事前支付了报酬，就没有必要再按课题支付报酬。但他们却忘了我们是自筹自支的单位，我们平时没有拿到国家一分钱，如果承担了课题再不给经费，那么，要我们靠什么搞研究？

我们承担了国家课题高句丽研究，国家仅给了2万元，我们编印一套《高句丽、渤海研究集成》就花了20余万元。此书虽有缺点，却成为当时领导和全国各单位研究高句丽、渤海的基本资料，起了很大作用。我们研究、撰写了《高句丽史研究》的五本专著，提供领导和研究者参考，又花了我们9万元。我们受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两次给中央写了报告，一次由中央领导批转国务院各部门参考，一次由胡锦涛同志等中央领导批示。同时，我们受中央外宣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委托，参与起草了国家关于高句丽对外宣传的口径，我们为此垫付了许多钱，但我们仍没有从国家那得到一分钱。

很有意思的是，我在省里召开的全省厅局级负责人会议上汇报了高句丽研究的情况，受到了赵省长的表彰。但会后赵省长却布置让省委宣传部、省民委、省社科院报预算，答应拨经费，加强研究。我找省委宣传部，却说因我们是市属单位，省里的钱无法拨给我们，我们如要经费，应向市里要；而市里却又认为高句丽课题太大，经费应由国家和省里给。我们做了工作，得了成绩，却还是得不到分文。

可能由于同样的原因，最近国家重视东北史研究，拨给了1500万元。东北三省许多原来从未研究东北史、高句丽问题的单位和个人都得了资助，而我们奋斗多少年，在促使东北史研究得到了国家重视上做出一定贡献，却仍得不到分文，这怎不让人心寒？

这能说赵省长对我们的努力不重视吗？不，赵省长最近在工程专家组会议上还公开表扬了我。但限于体制约束就使我们的劳动无法得到其应得的价值，使我们无法再继续研究下去。至今我们的《高句丽史研究》还只能作为征求意见稿供领导和研究人员参考，而无法正式出版。

这里，关键在于体制及其形成的观念。在国内，人们见到我们，总问你们单位是什么性质？归哪管？一听是市属，是自筹自支，就另有一种看法。如果说是民办，就更会嗤之以鼻。但在国外，人们从不问你的单位是什么性质的，人家只看你出了多少成果。因此，我们单位在国外丝毫不受歧视，名气比在国内大得多，甚至比一些省属、国属单位名气还大，因为我们有成果在。因为我们的成绩，在俄罗斯开会时，我被与会的各国学者推为代表向主人致谢。若在国内，按行政级别排列，根本就轮不到我。

按说社会科学研究者思想应走在改革之前，最解放。但实际上，由于社会科学研究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体制中，观念极其保守，这样如何能在改革中起先导作用？因此，通过为国家服务以实现本身价值的路就未走通。另外，通过为人民服务以实现社会科学研究价值的路，也遇到重重困难。要为人民服务，必须使自己的成果与群众见面，才有可能被群众利用，才有可能实现本身的价值。这方面途径不少，但都有困难。

通过学术会议交流是常用的方式。但出去开会，我们只有支出差旅费、会务费而没有收入。就今年而言，我们先后到苏州、延边、长春、通化、乌鲁木齐、阜新等地参加了多次学术会议。在苏州的海峡两岸学者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会议上，我们的发言不仅为与会港台、大陆学者重视，中央电视台还特意采访了我。在长春、通化会上，我们的发言一直成为会议讨论的中心。在延边会议上，我们的发言受到国家教委的重视。我在乌鲁木齐中国民族史会开幕式所做的关于中国疆域形成变迁的大会学术报告，受到与会学者高度重视，《中南民族大学学报》当即约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宣传部长还特邀我去座谈。我在阜新开幕式的学术报告也得到与会学者及阜新党政主要领导、电视台、报刊的重视。这表明我们的学术成果实现了自己的社会价值。但除了延边提供全部经费，苏州、阜新提供一半经费外，我们因差旅费、会议费支出约2万元，不少由自己的工资支出。按我的工资收入，生活应较富裕，却弄得相当拮据。十年来，我们也召开过多次重要会议，如承办中国辽金史学会召开的契丹史、女真史国际学术会议和全国学术会议，民进中央召开的东北区域文化研究，东北区域文化发展战略学术会议，中国历史地理学会召开的全国历史地理学术会议，及和一些单位合开的高句丽史学术会议、社会科学改革之路研讨会、东北亚研究协作会议等十余次国际及全国性的大中型学术会议，还有小型会议数十次。这些会议在国内外学术界都有巨大影响，但都未能带来经济效益，反而赔进去10余万元。这还是我们极其节约的结果，要别的单位开这些会，恐怕得花近百万元。

通过刊物发表文章，一是发表地方太少。我们自己没有刊物，辽宁省能发表历史类文章的刊物才数个，一年总共发表不了10万字，全给我们也不够。二是没有经济效益。我今年总共发表近20篇文章，其中许多被《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等书刊转载，影响较大。但所得稿费仅数百元，还不够支付打印费及邮费，给的书、刊也只好用来送人。

出版书籍。我们没有出版权，好不容易和出版社合作出版了一些书，似乎通过出版自己书可以使自己的成果与群众见面、为群众服务，实现自己研究的价值。我们出版的《中国考古集成》，目前已五卷，100余册，近2亿字。此书被国家科委主任宋健盛赞为一项基本建设，特意在中南海接见了我们，并合影留念。另据中州古籍出版社介绍，胡锦涛同志在参观书市时，看到我们的《中国考古集成》，翻阅了近一小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资料室也反映此书是查阅率最高的。

国外也高度重视我们出版的图书，日本东洋文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多次来我单位考察，准备投资出版并建数据库。刘迎初部长认为社会科学不便和国外合作，决定由沈阳市文化基金会投资100万元，以支持我们的研究。

但结果书出来了，却又遇到金融危机，书被韩国书店盗版，使我们的书卖不出去，濒临破产。我们向国家出版总署申诉，他们承认国外盗版中国的书，这还是罕见的案例，说明我们的书的确有价值。但他们无法保护，要我们自己到韩国法院去起诉，我们拿不出高达几十万元的诉讼费，只好放弃了。截至目前，韩国已将我中心出版的图书全部盗印，包括出版我个人的所有著作。这在国内外是极其罕见的，是国内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的。

与此同时，我们在国内却受到了法院的传讯，因为支持出版此书的市委宣传部部长刘迎初让沈阳市文化基金会投资100万元，由于金融危机和韩国书店的盗版，我们的书暂时卖不出去，收不回钱，无法及时偿还。有人告了刘迎初，因此基金会起诉了我们，让我们立刻还钱，并且要逮捕法人。我当时真想自杀，留份遗书问一下社会，我们为了发展学术研究做了这么多事，为什么会得到这样的下场？我们被盗版，国家没有相应的法律措施保护我们；我们因金融危机和被盗版还不了钱，法律却又要来惩罚我们。总算法院在了解情况后，认为我们确属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无法还钱，不是主观不想还，判决延期偿还。但支持我们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刘迎初部长却至今还受到省纪委追查，难道因为他在江泽民同志强调社会科学重要性之前就支持了社会科学研究，就错了吗？

全国有多少个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国家每年拨款数亿元，他们拿出了多少成果？有几个能拿出我们这么多成果的？有人追究过吗？为什么我们仅接受了100万元的投资，还不是拨款，是要偿还的，且遇到了金融危机和韩国盗版这样不可抗拒的客观原因，仅是延期偿还，而不是不还（目前已还一半），却要不断被法院强制还款？逼得我们为了先还款，正常的科研运作无法保证，结果是影响了科研，延迟了还款。

因为经济困难，因为法院起诉，当初共同创业的伙伴也纷纷离开了，只剩我和几个孩子在支撑。今年春节债户更为催要出版此书的欠款，竟逼到我家，使我重病在床的妻子病情加重，又无钱治疗，致使死亡。为了还钱，我甚至将我仅有的75平方米的住房也抵押出去了。我的几个孩子也为出版此书投入了全力，都已30多岁至今还未结婚，我未来的儿媳妇也将父母给的嫁妆投入了中心，婚期拖了7年多，至今未结婚。我们的这些努力，在按劳取酬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我认为我们十余年坚持在自负盈亏的情况下，在白手起家的情况下拿出这许多成果，说明我们的道路是一条社会科学研究改革成功之路。目前，全国社会科学研究单位都在面临事业单位的改革，今后是仍然按计划经济体制靠吃“皇粮”过日子，还是面向市场经济，创建新体制，通过面向市场来实现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求得不断发展？江泽民同志是提出了国家要重视社会科学，但这种重视绝不是让全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单位仍按计划经济体制发展下去，而是应该重视帮助社会科学研究单位创出一条面向市场经济的新路，形成一套新体制。

这十年来，不少国家科研单位参观过我们单位，都认为我们这些年走的路是对的，却认为他们走不了。中国社科院边疆史地中心主任马大正说：“我们这些年也出了不少书，可是我们却无法靠卖书过日子，因为我们的体制不同。”据我们所知，很多科研单位用公款出了书，没有卖书的必要，也没有卖书的体制，最后都作为废纸处理了。中国社科院民族所前所长史金波说：“有些工作你们好做，我们做不了。因为你们有自主权，你们有连续性，我们却没有。”辽宁社科院院长赵子祥说：“你们的路是对的，但我们做不了。我们院有不少人完成不了规定的科研工作量，但我能随便调动他们吗？”这一切都说明如果我们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体制不改革，不能形成一个真正保证社会科学面向市场、实现自身价值的机制，就很难实现江泽民同志加强社会科学研究的期望。改革是要靠自身道路的生命力，要靠自身的奋斗，但如果没有党和政府的帮助和体制上的保证以及政策上的支持，还是很难走通的。

总结我们十年来所走过的路，我认为当前社会科学体制改革，首先要解决三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