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2001年，在纪念张博泉先生逝世一周年的会上，我有一个发言，题目为《沿着张博泉先生开拓的道路前进 迎接地方史、辽金史研究高潮的到来》。由于当时会议的主题除了纪念张先生逝世一周年外，还有一个主题，就是辽金东北史，我从这两个主题出发，考虑到张先生一生在辽金史和东北史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他把两个专业有机结合起来所开创的道路，对研究辽金史者和东北史者都有示范作用，因此，做了这一发言。但当时限于时间并未能充分展开阐述，此次有机会来重新论述这一问题，我做了进一步考虑。我认识到应该说张博泉先生之所以能在学术上取得一系列的重大成就，是因为他开创了一条正确的科研之路、成功的科研之路，但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成功，根本上还是因为它符合了科研的规律，吻合了所有科研工作者的成功之路。应该说，所有科研作者要走向成功，必须沿着一条正确的道路前进，这是共性；而各个科研工作者由于自身的不同条件、不同专业，所走的道路又各有自己的特点，这是个性。张先生将辽金史和东北史结合的道路是张先生个人的道路，也可以成为研究辽金史和东北史者的共同道路。但这一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成功，就因为它是在辽金史和东北史这些具体的专业中，体现了科研工作者的共同道路，搞科研必须“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必须“在继承基础上创新”。

早在20世纪60年代，我就教于谭其骧先生、李文信先生时，他们就不断教诲我：“搞学问一定要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当时我虽牢记这一教导，却并未真正体会，仅认为只要研究范围广博，就能实现“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只是以后经过自己的不断摸索，并研究了张先生等成功学者的科研道路，才逐渐对此有了新的认识。实际上，所谓的“上下左右融会贯通”是有不同范围、不同档次、不同阶段的，必须循序渐进。一个初搞科学研究的人，想把这“上下左右”扩得过大，是无法真正做到“融会贯通”的。而一个不断前进的学者发展到一定的阶段，而不去扩展“上下左右”的范围，也就使自己所“融会贯通”的仅局限于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难以取得较大的成就。

大致所有科研工作者在踏上科研之路之始，都是从研究一时一地一事开始的，在一个或几个具体问题上有所创见，发表了一些成果，评得了一定的职称。以后逐渐积累多了，有了十几篇文章甚至几十篇文章，也就成了一个小专家。但如果他们不能进一步去寻求“上下左右融会贯通”，他们所认识的只是若干点，而未能连成线、构成面。有些人多少在“上下左右融会贯通”上有所体会，但往往浅尝辄止。因此，他们只是进入科研成功之路的第一阶段，万里长征才开始了第一步。但很遗憾，几乎半数以上的学者在第一阶段停步了，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

有一些学者并不满足于已取得的成就，沿着“上下左右融会贯通”的道路努力前进，从一个问题联及相关的问题，从一个地点左右联系到相邻的地区，从一个时段上下联及相关的时段，研究的领域不断拓宽，融会贯通的程度不断加大加深，点开始连成线，线逐渐形成面。这些人逐渐在一个地区、一个时段、一个专业上取得了自己的发言权。因为他们对这方面已相对做到了融会贯通，他们已进入了第二阶段。这样的学者在一个地区、一个时期、一个专业中已不多了，而能在这一范围内成就较高者，更为数不多了，一个地区、一个时期、一个专业也就只有数十人。张博泉先生是80年代初进入第二阶段的。他当时已发表了数十篇论文，形成了自己的几本专著，在金史和东北史地方面有相当大的成就了，这时他已临近60岁。相对来说，张先生进入第二阶段已比正常情况晚了些。但这怪不得张先生，并非张先生努力不够或路走错了，而是由于那些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耽误了他。

在这里，我衷心希望一些仍处于科研成功之路第一阶段的中青年学者千万不要就此停步，要争取对自己已有研究领域“上下左右融会贯通”，以更上一层楼，取得更大的成就。只要努力，这是任何人都能达到的。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进行讨论，就是所有科研工作者要取得成功，要更上一层楼，是否必须“上下左右融会贯通”？是否一定要在广博上下功夫？如果努力于专深是否能获得同样的成就，甚或更大的成就？记得前些年高考曾出过一个题目，大意是用挖一百个井不见水不如挖一个井见水来说明搞学问必须求专深。我认为挖一百个井不见水，当然不如挖一个井见水，但挖一百个井都见水就自然比挖一个井见水强。问题在于是挖一个井见水后，是再挖其他的井，还是同时挖许多个井，使之同时见水？这似乎也不能说哪一种做法绝对正确。如果有对一百个井的水的需要，同时也有挖一百个井的能力时，就应该同时挖一百个井。如果没有那个能力而又急需用水时，当然只能先挖一个井，再一个个地挖。这必须视不同的情况而定。同时，搞学问和挖井毕竟不一样，挖井时，第一、二、三个井可能没有必然的联系，就是说不同时挖第二、三个井时也可单独挖第一个井，使之见水。但搞学问有时却不一样，特别是就历史而言，许多问题是互相联系的，往往很多互相关联的问题要想孤立地一个个解决是不可能的。特别是有许多问题，孤立看时，某一结论似乎是正确的，但如果“上下左右”联系起来看，这一结论就有可能是不正确的，或至少具有相当大的片面性、局限性。实际上，所谓的在专深上下功夫而取得较大成就的学者，如果认真解剖他的治学道路，他们也是对所专深研究的对象的“上下左右”做过“融会贯通”的研究，而并非局限于一点。而所谓的务于广博而成就不大者，大体属于以下几种情况：一种是没有遵照循序渐进的原则，一下子把“上下左右”扩得过宽，一时难见成效，但只要经历岁月，也会大器晚成；一种是好高骛远，并非力所能及和为条件所允许，这种广博当然不可能见效；再一种实际上不是广博，而是流于杂泛，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不能围绕一个中心“上下左右融会贯通”。因此，从总体说来，围绕自己所研究的问题，“上下左右”，逐步扩大，无疑还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成功的道路。

当一些学者在一个地区、一个阶段、一个专业上取得了较大成就后，有许多人又开始停步了。他们或者感到已功成名就了，或者感到已年老体衰了，对再进一步扩大研究领域、在新的基础上去探索更大范围“上下左右融会贯通”，感到知识不够或缺乏兴趣了。但张博泉先生没有停步，他又开始向第三阶段迈进。他把“上下左右融会贯通”推向了更广的领域。他一方面把东北史从辽金向上下追溯，进而研究秦汉魏晋隋唐元明清的东北史；另一方面又把辽金史从东北向华北等其他地区扩展。虽然辽金的东北史仍是他的基点，但他已不局限于辽金的东北史了，而是真正以辽金的东北史“上下左右融会贯通”了。这时他真正成了辽金史的大家、东北史的大家。能进入这一阶段的学者已经很少了，通常一个地区、一个专业仅有几个人能达到这一层次。张先生的主要成果并不是产生于他的第二阶段，并非形成于他60岁之前，而是形成于他60岁之后。这时他进入了第三阶段，他60岁以后的论著占他一生全部论著的2/3，是他60岁以前的一倍，这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对有些人来讲，进入第二阶段已算功成名就了，教授也可到手了，也一定有相当大的名气了，退休以后也该颐养天年了，但张先生却没有停步。我曾统计过中外的许多大学者，他们大多有这样一种现象，即他们60岁以后的成果相当于其60岁以前的成果或更多；他们的主要代表作都产生于60岁以后，而不是产生于60岁以前。这或许是历史学家的特点，不积累到相当深的程度，不可能形成真正有分量的作品，不可能大批出成果。也可以这样说，只有过了60岁而再继续干的学者才能成为大家。而许多人正是因为到60岁就终止了，所以，他们没有来得及成为大家。因此，通常从20多岁走上科研之路，第一阶段要十余年。比较顺利的，也许在60岁前就能进入第三阶段；不顺利的，就会在60岁以后才进入第三阶段。

在这里，我衷心希望一些已进入科研成功之路第二阶段的中老年学者，千万不要就此停步，要继续对自己已有领域的“上下左右”做进一步的探索，达到在更高基础上的“融会贯通”。这样，也将成为这一地区、这一专业的大家，能有较大的成就。

一般来说，能达到张先生这样的成就，确实已很了不起了。他是金史的权威、东北史的权威，在辽金史和东北史方向达到他这样成就的已没有几个人了。但张先生并未就此停步，因为他追求的不是个人的名利，而是探索真理，试图进一步从“上下左右融会贯通”认清历史发展的规律。他开始关心整个中国的历史，探索中国历史中的一些重大规律性问题。这时，他的“上下左右”已是涉及整个中国的历史了。张先生在近70岁之时，拿出了他的两本新的专著，即1994年出版的《中国地方史论》和1995年出版的《中华一体的历史轨迹》，这两本专著标志着张先生已进入全国性学者的行列。能够进入这一行列的人更少了，全国也仅有百余人。当然，张先生的成就还未能和范文澜、郭沫若等中国历史大家相媲美。很遗憾，张先生带着未完成的宏愿早早去世了。如果天假以年，再给他十年，我想张先生是能够进入全国学者的前列的。张先生已进入科研成功之路的第四阶段；这已非一般的才智、一般的努力所能达到的了，但毕竟还是能够达到的。

当然，科研成功之路并未到此为止。“上下左右”还可进一步扩大为“中外古今融会贯通”“文史哲经融会贯通”，但这只有在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环境中才能出现这种特殊的天才。全世界也没有多少人能达到这一境界。张先生的时代、张先生的环境，没有给他提供这种可能性。这已不是个人主观愿望、主观努力所能实现的了。

“在继承基础上创新”是科研成功的保证，这是我早已认识到的，但对继承和创新也有不同范围、不同层次的区别及其和融会贯通的关系，却是以后才逐渐认识到的。事实上，继承的范围和创新的范围是有联系的。若要在一定范围内有所创新，就至少要继承这一范围内的全部前人的成果。因为如果不认真研究、了解这一领域内前人已做了些什么，已解决了些什么，还有哪些问题未解决，未能解决的原因是什么，前人争议的焦点在何处，是很难有所创新的。有很多学者常常自以为有了创新，但实际上别人早已提出过同样的论点，做过同样的论证。这种所谓的创新，实际上只是做了重复劳动，而之所以会出现这种重复劳动，就是因为没有看全前人的研究成果，没有认真研究、继承前人的成果。

而且，继承的范围一般应该远远大于自己试图创新问题的范围。这就是要求我们对所要创新问题的“上下左右”都有所研究，能了解、继承“上下左右”的前人研究成果。有许多研究成果，往往在所研究的主题上谈得头头是道，颇有水平，但在所论不可避免地要超出本主题、本领域时，就出现了漏洞或硬伤。这就是因为没有在“上下左右”方面下功夫，没有认真继承“上下左右”的前人成果。还有一些学者自以为在本问题上得出的结论已是千真万确的，已是百攻不破的，但因为他们没有把这些所谓真理放到“上下左右”中去检验，往往实际上具有很大的片面性，并非千真万确的，而只是似是而非的，是谈不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许多研究者的失误往往属于此类。所以，不能对自己研究范围“上下左右”的已有成果认真研究的学者，是很难在自己的研究领域真正有所创新的。

横在继承和创新中间的桥梁是“融会贯通”。只有“融会贯通”全部的前人成果，才能真正做到继承，才能有所创新。有些学者似乎也看了前人的成果，但只是浏览。有些实际上前人已经提出过的观点，他们却视而不见；有些前人未提出的观点，他们却想当然地硬强加在前人的头上，并加以批判。今天，学术冤案还是会产生的。当然，被冤者白受批判，而冤枉人者事过境迁也令人耻笑，降低了其作为学者的信誉。别人说过的，不能因为你不承认就能变成自己的独创；别人没有说过的，你也无法强加给别人。这些做法只是反映了自己没有认真继承前人成果而已。

所有成功的学者正是这样一步一步地“上下左右”去探索、去继承前人的成果，“融会贯通”，而有了自己的创新。而对“上下左右”的探索，又引导他扩大自己的研究领域，争取在更大范围内的创新，他又围绕更大范围的“上下左右”去探索、去继承。就这样一步一步迈入更高的境界，达到更高的档次。张博泉先生是这样走过来的，这就是科研成功之路。张先生所开创的把辽金史和东北史结合的科研道路，正是他正确认识了科研成功之路的共同规律后，应用到自己特定专业领域的创造。在纪念张博泉先生逝世三周年之际，祝愿更多的学者能沿着张先生的科研成功之路前进，进入更高的档次，取得更大的成就。

1992年，在朋友们纪念我六十寿辰出集时，我曾和大女儿孙梅合写了一篇《科研之路》，这是献给许多像孙梅一样刚走上科研之路的年轻朋友。十年来，我一直想在总结一些科研上有较大成就的学者所走过的道路的基础上，写一篇《科研成功之路》，献给一些期望在科研道路上取得更大成功的学者。我在《北方史界人物》的序言中涉及了一些。这次借张先生逝世三周年论述张先生的学术道路时，论述一下我对科研成功之路的认识。但论述得还不透，将来有机会还想进一步研究，再做补充。同时，假如我还有机会，希望在十年之后再写一篇《走向科研顶峰之路》，也可能我没有机会完成该文，就只能希望其他学者来完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