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读书的快乐在于精神感悟，思想活跃的读书本身就是一种创造——这是我在读完学者彭定安的新著《安园读书笔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后所感悟的。

彭定安是国内的资深学者，兼任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东北大学文法学院名誉院长等职务，长期从事鲁迅学、文化学和创作心理学等领域的研究。他为人慈蔼谦和，学养深厚，出版有《鲁迅评传》《鲁迅学导论》《走向鲁迅世界》《创作心理学》及《彭定安文集》等著作。他的学术活动和他的读书经历构成了一种奇妙的同体共生的现象，读书成为他对于文学及文化现象的心灵体悟，成为他精神跋涉的象征。在中国当代知识分子中，这种对于读书的依恋和精神的归附感，是一种很有意思的文化标志。

彭定安在《安园读书笔记》里告诉读者，他是怎样去读书的，以及读书活动在他生命中不寻常的意义。一般来说，读者所看到的往往是学者著述中所闪烁的那种深邃的思想，并为这深沉宏阔的思想和精神魅力所感动，但读者并不了解学者的这些思想是如何产生的，特别是学者的灵感是怎样通过读书，在人类文化的积淀层上像火花一样迸发出来的过程。虽然读者难以直接观察到学者思维活动的火花，但有的时候，学者却能够整理自己的思绪，把他读书时的感悟和思维的碎片，进行一种归纳和辨析，并冷静地记录下来，从而成为一种读书笔记。这种阅读的理性总结，有些即使是零碎的精神感悟，但对于读者却是有益的，甚至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至少，读者可以跟随着学者一起去阅读，去思想，因为读者的再阅读具有一种心灵的传递和审美召唤的意义，它同样是一种创造活动。我想，这就是一本好的读书笔记所具有的哲学和美学的价值。

彭定安这部读书笔记自然是这样的书。他在书中展示了当代中国学者的一种开阔的文化视域和文学批评观念。这种文化视野的集合点，是体察中国文学与文化在世界潮流中的位置，简而言之，它是对中国文学与文化的时代特征的描述。彭定安学术研究的领域非常广泛，涉猎众多，但读者从书中可以看出，彭定安最关心的，还是中国文化建设问题。他从世界文化的语境中，从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方面，探索中国现代文学的精神属性和人性价值，从而体现出一个融贯中西文化学者的严谨的治学精神。彭定安专长于鲁迅学的研究，但他同时对于西方现代派文学，包括接受美学、后现代主义、结构主义、新批评方法论、文艺心理学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等都有精到的研究。他熟悉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学说，阅读了大量的西方哲学与文学大师的名作，如尼采、叔本华、福克纳、艾略特、海德格尔、弗·杰姆逊、斯宾诺莎、巴赫金、米兰·昆德拉、考德威尔、巴塞、维特根斯坦、罗兰·巴尔特、朗松等人的著作。这些大师的思想使他受到触发并产生灵感，形成那些散落的思绪碎片，反而更深刻地体现出他自己的思想和智慧，可谓神交哲人，文静思涌，见地灼然。体会彭定安在阅读这些之后随笔记下的题外之旨、象外之象、弦外之音，实在是一次极有意义的学术旅行。彭定安感悟读这些名作的好处是：“知识获增长之益，身心得修养之息”，颇有掘井得甘泉的幸福感。其实这句话对读《安园读书笔记》的读者来说，未尝不是如此。

彭定安善于将一个学术命题，进行层层的解剖并进行渡向彼岸的联想，恰如发现隐藏在草丛深处的花坛、院墙后面的阁楼、白云之上的宇宙。如他在进行鲁迅研究时，注意从信息论的角度阐释鲁迅的艺术思维与艺术世界，提出鲁迅作为世界性文化研究对象的意义，并将鲁迅与胡适的文化观进行比较。彭定安的创作心理学的研究，对作家创作动机的产生、创作个性、审美态度和心理品质进行递进式的解剖，探索潜意识、无意识在作家创作中的意义，以及艺术创造与梦的相似性问题。他在书中提出，艺术创作的三宝是直觉、想象、灵感；人生的三大觉醒是人生的觉醒、性的觉醒、艺术的觉醒。他将创作主体与具体的人性特质联系在一起，提出“什么样的人，就进行什么样的思考”的观点，进而指出，许多作家都有自己心灵的故乡，这往往是作家的出生地；“老家”，是作品背后的情感与环境的因素。他认为，作家往往都具有“第二视力”，即心灵的透视力。这些见解，无疑是对创作心理学研究的精辟阐释。

此书的另一个特点是作者对于文学自身的深刻感悟，其中的一些观点极具启发性。他认为，文学作品“总是在本质上”是现实主义的，是“干预生活的”；现实主义的主观性与现实主义的其他特性的区别在于，这种主观性是“人化和物化了的第二自然”。他认为作家运用文学语言“叙说着他自己的生活”。因此，“话语本身蕴含着一种自我陈述的力量”，“不是我在说话，而是话在说我”。我认为该书最重要的创新在于作者提出了“小说的第二叙述系统”的理论命题。他说：“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命题：小说的第二叙述系统——潜隐叙述系统。”他认为，第二叙述系统的出现是必然的，它“是在第一系统的基础上产生的，是作家提供的素材的基础上产生的”。第二叙述系统的“功能则甚大”，它虽是“第一系统的‘影子’，但它又‘越出’第一系统，让读者看到更多的东西，看到那些‘叙’外之‘叙’、‘事’后之‘事’、‘意’外之‘意’、‘景’外之‘景’”。书中许多精彩的学术见解和理论阐述，拙文难以赘述，但彭先生那种宽阔的文化视野和丰厚的学识涵养，却是显而易见的。

德国学者彼德·贝拉格在为德国文化大师洪堡所作的传记《威廉·冯·洪堡传》中有这样一段话：“所有这些人，所有这些三千年以来的诗人、艺术家、思想家、学者之所以能存在并产生影响，是因为他们作为积极的微粒进入了人类的文化腐殖质层。”当彭定安读到关于“积极的微粒”进入“人类文化腐殖质层”的论述时，不禁由衷地赞叹到：“这说得多么好，多么准确。”我想，彭先生自己的这部书，不恰恰就是这样进入“人类文化腐殖质层”的“积极的微粒”么。彭定安说：“读书成了我的生存方式。”其实，读书也是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自我存在的一种文化的确认。正像该书《序言》的作者武斌所说的，这本书“只是彭定安先生的纯粹个人的读书记录，是完全的私人空间”，是“一位学者的文化后院”。但读者从中读到的，却是一种国家和民族的崇高精神。从那“遥远之水”的文化联想中，感受到中国文化的博大与历久弥新。它的那种开放包容的学习态度，化为诸多学者的漫漫求索的精神历程。在此书中，彭定安由陈哲蘅的散文而发出感慨，“她曾拥有她那一代人的幸福”。是的，通过读书，通过这样的精神寻找，我们也一定会拥有我们这一代人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