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学切入历史，其目的首先不是为了历史本身，只有在哲人的感悟下的历史，才能生成为审美启发意义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文学传统上，对历史现象进行文化反思的散文精品历来不乏。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20年来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从真正的美学意义上讲，的确是在近年来才涌现出高峰的。因为这不仅需要作家个人的因素，更需要有一个思想解放的大的社会背景和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进步为基础。对于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王充闾自己是有着极清醒的认识的。他说：“一篇优秀的历史文化散文，不应满足于只是对历史场景的再现，而应是作家对史学视野的重新厘定，对历史的创造性的思考与沟通，从而为不断发展变化着的现实生活提供一种丰富的精神滋养和科学的参照体系。历史文化散文要反映出作家的历史感，进而引发读者的诸多联想，使其思维的张力延伸到本文之外。”作者对历史散文的定位和创作的宗旨表述，是相当清醒和明确的。

既是历史文化散文，就必然要写出历史感来。但这绝不是史学家的历史，而是“文学中的历史”，是历史表象面的属于文学审美范畴的东西。王充闾的散文抒写的对象虽是历史的往事，但其着眼点却是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历史的移情作用”。《诗经·周颂》中说：“匪今斯今，振古如兹”，历史总是离不开现实，总是为着今人，为现实社会服务的。在历史与今天的对话中，王充闾表现出的是一种新的历史意识，这就是“一只脚站在往事如烟的历史尘埃上，另一只脚又牢牢地立足于现在”，历史不再是僵死的陈迹，而成为活生生的引发作者无限遐思的艺术对象载体了。在这方面较好的散文有《土囊吟》和《陈桥崖海须臾事》等篇。

在《土囊吟》中我们看到，作者寻迹北方依兰境内的古代金国的五国城的遗迹，追忆着公元10世纪女真人在这片土地上的繁衍壮大，并在完颜部统一女真各部落后，于1125年灭辽，旋即又灭宋的一段往事。当时的宋徽宗赵佶和钦宗赵桓对金国的进军茫然不知，对金国灭宋的野心竟也毫无提防，浑然不觉，宋军守卫黄河大桥的部队纷纷望金溃逃，没等腐败昏聩的赵佶父子从“和议”的迷梦中醒来，早已国破身俘，青山易主了。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元1126年的“靖康之耻”。作者深刻地分析了北宋被灭亡的具体历史原因，除了金国的崛起和武备以外，大宋国自身的腐朽和国力的衰落乃是最重要的原因，此时，堂堂的大宋朝早已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了。文中列举了宋徽宗在位25年间的种种穷奢极欲，整天耽于声色犬马，宠奸臣，修万岁山，强征地方进“花石纲”等各种荒淫误国的劣行。本来，赵佶的诗文书画均称上乘，可他的人格却是卑懦的。被俘以后，他既无复国之勇气，又无耻而贪生，无德无道，最后只能“坐井观天”，空自落泪，聊发诗词，真可谓咎由自取了。文中还不无深意地写了战胜者的命运。金国迁都汴梁以后，其后来者的“骄奢淫逸，横征暴敛，简直比宋徽宗还要‘宋徽宗’了。其下场之可悲，当然也和前朝一样”。“荒淫不鉴前王耻，转眼蒙元又灭金！”一个个历史的教训，真是意味深远。

在王充闾的笔下，我们感到了一种无言而冷峻的历史的沧桑感。正是“一步走进历史，转眼似成古人”。《陈桥崖海须臾事》写的也是北宋的历史。作家从宋太祖的雄心大略，陈桥起兵的有为说起，叙说他怎样处心积虑地为大宋江山社稷的长远而殚精竭虑，采取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政策，甚至演出了一幕“杯酒释兵权”的苦心戏。想当初，宋太祖从刚刚七岁的周恭帝手里夺得了江山。三百多年后，他的后代也刚好是七岁的宋恭宗，也不得不逊位于元世祖忽必烈。“这历史上惊人的相似之处，确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作家意味深长地感慨道：“历史风烟在胸中掠过，那沉埋于地下的万众喧嚣与繁华，已经无声无息，无影无踪。而生者在生，死者在死，人生舞台上还在上演着各色的悲喜剧……”。作家感叹着生命的暂住性，事物的有限性，“与历史长河相比，实在显得非常渺小与短暂”。面对无言的历史，采取“旷达达观的人生态度”，才能获得精神上的升腾，透彻感悟生命的意义。

这些散文的一个重要的叙述特点，就是采取旁观的冷静叙述的态度，在史迹中爬罗剔抉，勾史稽古，或倾诉，或点染，娓娓而谈，让读者自己去分析，“让历史自己去说话”。为了介绍历史上的真实的事件和发生的过程，作者往往不惜笔墨，尽详尽叙，重要的是引发读者内心的感受和体验，并通过这种体验去表达对历史，对人生的独语和感悟。如《桐江波上一丝风》一篇中，即通过东汉初的严子陵隐居避世的行为的叙述，引出了对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产生和作用的深刻思索，通篇表现出一种浓重的历史文化氛围。其实，正是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才创造了中国的历史。如果把这种文化的积淀比喻成一条大河的河床，那么历史只不过是河床中的河水罢了。中国的历史，就是中华文化的延续。因此，真正的好的历史体散文，必然是自由的、充沛的、张扬着民族性格和精神的大文化散文。冷静的分析历史表象后的更深层的东西，思考不同时代，不同历史环境中的人的精神状态，从生活的真实中艺术地创造历史的审美价值，从而获得一种形而上的精神品格，我想，这就是文化，这就是历史散文中的文化界定。王充闾是深刻地意识到这里面的文化含量的。在《文明的征服》一篇中，他专意谈到历史事件中的文化问题。他曾访问黑龙江省阿城县的白城，这是金代前期的都城上京会宁府遗址。站在历史的废墟上，遥想当年女真民族君臣一心，共“浴于河，牧于野”，财帛皆可共用。这个年轻的还尚未摆脱荒蛮的民族，正是依靠着初创期的蛮勇精神和旺盛的活力用武力征服了文明程度远远高于他们的宋朝。但后来，征服者反倒被被征服者的文化所吸引，所同化，所征服。从这个历史现象中，作家探讨着人类文明进程中的一些深刻的具有规律性的东西，指出：“某种文化世界一经被创造出来，便不以某些个人的意志为转移，而是作为一种超越自我的异己力量客观地存在着。”作者问道：“谁是最后的征服者？不是拿破仑，不是沙皇亚历山大，也不是熙宗、海陵、世宗完颜三兄弟，而是文明！”从这些精彩的阐释中，我们充分领略着我们中华民族漫长历史进程中所蕴涵的深邃的文化价值。

一个好的作家即使不能成为一个思想家，那么起码也应该是一个深刻的智者。作品的思想价值，往往是通过作品的独特的审美发现，特别是对时代审美趋势的深刻表现中被读者认识和接受的。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升腾着作者用全部生命灵性去感悟的理性和思辨精神，焕发着一种对历史中的人性的召唤意识和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这些构成了其作品的客观唯物的历史观。

《寂寞濠梁》是这个集子中最具有精神思辨光彩的一篇。文中叙述了庄子和他的朋友惠施闲游濠水桥上，观水中的一队悠然游动的白鱼而引发的关于鱼儿是否快乐的热烈讨论，这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段具有审美思辨内容的“濠梁之思”的历史故事。庄子认为，白鱼从从容容地游水，这体现了鱼的快乐。而惠施就反驳道，你并不是鱼，怎么会知道它们的快乐呢。两人就这样你来我往的就此事争论了起来。这个普通的小故事所以能够一直流传下来，大概是和这个辩论中包含有非常深刻的美学命题有关。在这场辩论中，涵盖有美的主观与客观、审美的移情作用以及人与自然界的关系等诸多方面的内容。王充闾在这里敏锐地捕捉到审美的“通感”与“移情”现象，他认为：“情趣，原本是物我交流共鸣的结果。庄子把整个人生艺术化，他的生活中充满了情趣，因而向内蕴蓄了自己一往情深，向外发现了自然的无穷逸趣，于是，山水虚灵化了，也情致化了，从而能够以闲适、恬淡的感情对游鱼作美的观照。”他还认为，正因为“通感”和“移情”在人的审美心理中的重要作用，人与人之间心灵的沟通，人与物之间的冥然契合，才具备了可能。由此作者生发开去，探讨了人类生存中的永久的命题之一，即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人首先要认识自己是自然的一部分的地位，人要与大自然和谐共处，达到“物我和谐，天人合一”，“鸟兽禽鱼自来亲人”的境界，力戒“心情浮躁”，克服“浅层次上的感官的满足”，才能以从容、闲适的心情去亲昵自然，体验大自然的“诗意的存在”，就像几千年前的庄子那样去感受鱼儿们的快乐一样。从这里我们看到了王充闾的历史散文的又一个特点，就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观察历史，去发现历史中真正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并把它们写入自己的文章中。站在今天已经是黑水浊流、河岸荒蔽不堪的毫不起眼的壕水边，作者竟能思接千载，沉吟勾连出这样一个沉甸甸的大题目，而且又写得那样轻松淡朴，举重若轻。艺术上的隽永纤细，如清泉出山，吐天地之性灵，使人悠然，使人养性。在这里，具体的历史语境已经化作了作者的某个具体思想，文学创作中的历史审美的过程更是充分地“王充闾化”了，正是这些，使得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终于达到了很高的历史的和美学的境域。这说明历史体的散文其实并不单调和枯燥，同样是可以写得非常生动，引人入胜，使人获益匪浅的。

这个集子中收入的散文，有的凝重、有的宏阔、有的隽永、有的纤细，风貌各异，同时也把作者自己的人格修养、文化素质、学识才情、生活态度，纤毫毕现地展示给读者，使读者在阅读那些悠久的历史事件时，走进了作者的内心世界，感受着一颗中华赤子的胸襟。像《雪域情缘》中描写唐朝的文成公主入藏，与西藏人民结下深厚感情的传说，字语间洋溢着真挚的深情，读来是相当感人的。像《梦寻》一文中追述陆游与唐婉之间的哀婉凄绝的故事，更觉千古幽幽，唯有真情一梦，同样以情的力量震撼人心。真挚、朴实、深邃、隽永，在冷静毫不张扬的叙事结构上，建构着他自己独特的美学意境。我想，这些即构成了他的历史散文的特殊的风格。

写作历史文化散文的作家，理应有着较高的文化素质。王充闾在这方面体现为如下的三个特点。首先，他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比较深厚的文学基础，特别是对于古代诗词的爱好和精深透晓，这可以看做是他写作历史文化散文的必要的知识准备。我赞成作家学者化的观点，作家就应该多读书，使自己厚实起来。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素养，以及对于古代历史知识的丰富积累，是写好中国古代历史散文的必要条件。王充闾谈到他的诗文作品时说：“当我面对山川灵境时，前人对于自然的盛赞之情便从心中沛然涌出。这些美的诗文往往导引我走向那些人与自然互相融合的审美境地，从古老的文明中寻求必然，探索内在超越之路。”这样，“尘封在记忆中的诗文涌动起来”，才为艺术的灵性之光开启了幕帘。其次，作家的深厚的文学知识的准备是以民族的精神为引导的。王充闾的散文，根植于民族文化的传统，具有强烈的中华文化的自豪感，使得中华文明的光芒穿透迷茫的历史霁雾，衍射着人类进步的曙光。最后，即是作者面对史迹时的心灵感悟和自主意识。作家在对历史史迹进行实地体验时，内心的独特感受和灵感的触发，对创作的成败往往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它启迪着作家的艺术创作的审美发现。王充闾说：“这里最关紧要的，是要有所发现，有所发明。要在历史的观察中，凝注创作主体敏锐的目光，看到他人所未看到的东西。”“创作历史文化散文，首要的忌讳便是丧失自我。”在古代隐士严子陵垂钓的河畔，王充闾真切地感悟中国古代隐逸文化的精髓及对中国文化的作用；在“壕梁间想”的旧地，他漫步思辨着审美过程中的“移情”现象，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探讨着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永恒课题。正是这些文化内涵丰富着他的文章，使作品在审美思辨的同时，也保持着阅读的趣味性。

作品的世界就是作家的心灵世界的再现。只有作家的内心世界是博大、宽阔、深厚的，才能使他写出的作品世界也博大、宽阔、深厚。顾炎武曾经说过：“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既是明道的，也是入世的，关注人生的。他用积极的人生观审视历史现象，使读者在对历史事件的审美阅读中，获得一种精神的升华和人生观的体悟，既获得新的历史知识，又能在心灵上净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