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我从辽宁大学研究生毕业，到辽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时，戴言正负责着文学所。从这时一直到他1985年离休为止，我一直是在他的领导之下。他对我的诸多扶植和醇厚的深情，至今仍使我铭感心腑，难以忘怀。我刚投身到社会科学战线工作，就遇到了像戴言这样淳朴憨直、真诚热情的领导和师长，不啻为人生中的一件幸事。我在文学所工作的那种温馨的感觉，伴随着他那长辈般的抚慰和谆谆的学业教诲而慢慢滋长浸润。其实我们之间还有着另一层的关系，那就是他的孩子都是我小时最要好的伙伴。“文化大革命”之前，辽宁省作家协会机关和部分家属就设在现今沈阳的“张氏帅府”的大院内。那时他已经是中国作协沈阳分会的编辑室主任，我则还是个孩子，整天和他的几个孩子如立丰、立源、立新、立强等在这个大院里，或打瓦弹玻璃球，或爬树上房，浑浑噩噩，快快乐乐地打发着时光，好奇和充满稚气地仰望着小伙伴们的父亲。有了这样双重的关系，我对他产生的尊崇和亲和的心情，自然要更多一些。

戴言是194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在到文学所工作之前，他曾经担任过许多文艺工作的领导职务，是一个阅历丰富的文学战线上的老兵，也是为新中国的文艺事业斩棘拓荒的前辈。1947年，他参军在冀察热辽联合大学鲁艺学院，开始了自己的革命文艺工作。1948年12月，他到新组建的热河省委文工团任团长。1950年10月，担任热河省文联文艺运动部部长，后又兼任创作编辑部部长。1954年，担任热河省文联的副主席，主编《热河文艺》和《热河画报》。1955年热河省撤销后，他于1956年到中国作家协会沈阳分会担任编辑室主任的工作。1962年到辽宁省文联担任办公室主任。这期间，曾发表过许多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1969年回到家乡辽宁喀左县插队落户。“文化大革命”后，他曾担任中共朝阳地委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局长、文联主席。1981年调到辽宁社会科学院工作。1985年离休回到朝阳。在他的身上，有着许多经历过那个时代的党的文艺工作者所共有的鲜明优秀的品质：勤奋工作，朴实坚定，忠于党的文艺事业。

当时文学研究所正在开拓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新课题。戴言老师亲自挂帅，组织所内的科研人员与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同行共同编辑刊物《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继而主持编写学术专著《东北现代文学史》。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东北现代文学研究能够取得今天这样的辉煌业绩，作为开创者之一的戴言可谓功不可没。他还是一个名副其实的从事东北现代文学研究的专家，他很早就开始了对东北现代历史上的重要作家穆木天、塞克、杨晦的研究，成果严谨而翔实，发表有《穆木天评传》《论塞克的剧作》《论杨晦的剧作》。这些研究，至今仍有着重要的价值。2001年，穆木天的女儿穆立立在寄给戴言的贺年卡中说：“您是‘文革’后第一位开展穆木天研究的学者，功不可没。”评价客观而公允，言之不谬。

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讲的是君子对于工作应该努力勤奋，不事夸夸空谈。明《菜根谭》中说：“做人要存一点素心”，说的是做人要保持自己真诚的心灵。我想，倘把这些话移用到戴言的身上，应该是十分恰当的。戴言属于那种事业心极强，自己又能时时自查、自省、自律的人，永不满足，永远有新的目标在前面召唤着他。他为人温和慈蔼，待人诚恳热情，富有正义感，工作中又不乏气魄与锐气。我对他的尊敬，不仅仅是对历史的尊重，对文学前辈的尊重，在我的心灵与感觉中，已经融入了一种无言的精神与品格的感染。2002年的12月，我与一位同事去朝阳进行关于辽宁历史文化资源的调查时，曾到他的家里去看望他。他穿着单薄的毛衣，冒着凛冽的寒风站在楼门前迎接我们。他住在很普通的居民楼，而且是一楼，室内还是老式的三室的格局，窄窄的走廊，屋里几乎是家徒四壁，甚至连地板都没有铺。但他谈起他手头那些忙不完的工作，谈起他编写的《朝阳文学史》不久前在省里获奖的情况时，他是那么的高兴。他依然是那样的执著和热情，精神旺盛，就像一团火，燃烧着，感动着身边的人。我分明地感到，他的身上焕发着一种精神，一种绵长的深情的爱。这个爱，奉献给他一生所从事的文艺事业，也奉献给他挚爱的家乡朝阳。

戴言对朝阳的爱，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血脉。他离休后，毅然离开沈阳返回了朝阳，因为那里还“有很多事情可做”。最使我们惊异的是，离休后他反倒更忙碌了，似乎从来就没闲着。这些年，他新出的书一部接着一部，仅给我寄来的就有《两代诗存》《咏新温故》《朝阳当代诗词选》六辑、《文学知识例话》《朝阳文学史》和《朝阳文学史续编》《穆木天评传》等。这些工作，放在任何人的身上都会觉得吃力，更何况是一个80多岁的老人。倘没有一种精神，一种信念，是无论如何做不出的。从戴言收集撰写的这些宝贵的文学资料中，我们知道了朝阳文学的历史和现状，了解到现在朝阳文坛上所活跃的那些作家和诗人，也知道了像尹湛纳希、戴成勋、刘镜潭、胡景芳这些朝阳文化名人在朝阳文学史上占有着怎样重要的地位。戴言在编写这些书的一些前言、后记等，大都收入到《戴言文选》这部书中。此外，像萨仁图娅、冯兆元、和锦棠、王秉德、赵振羽、孙玉林、齐雨航、李久山、韩国祥、杨永宽、林自馥、李清等当代朝阳文化人士，此书也多有介绍。一灯如豆，披沙拣金，铺就煌煌朝阳地域文学的史篇，可谓弥足珍贵。

戴言自己曾这样说：“子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朝阳人更热爱朝阳。我在沈阳住了14年，干部插队时依然回到喀左。粉碎‘四人帮’后，大家纷纷回沈阳时，我却留在了朝阳。1981年一度调回沈阳，四年内连我本人的户口都没有转去。去年离休后夹着小包回朝阳定居。我之所以热爱朝阳，一方面是朴素的家乡观念，热土难离；另一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很多事业都有潜力，急待发掘、开发。”戴言锐意畅怀于朝阳的文学、事业，倾力编写诗集、凝聚朝阳的文学队伍，被誉为朝阳文学的“护花使者”。这是朝阳之大幸，也是朝阳文学之大幸。“先生之志大矣”，这个朴实的志向，是他在离休的时候就潜伏下的，笃志不移、锲而不舍，这种不息的信念，是我在读《戴言文选》时所被深深感动的。

《戴言文选》收入了戴言在各个时期的随感、杂文、后记、回忆文章和文学创作共七十余篇，并附有若干评介文章。全书按照时间排序，分为“塔湾岁月”、“雪泥鸿爪”、“心系诗运”、“怀念亲友”、“世事感观”、“利州沧桑”、“附录”等篇，循沿人生的脚步，记述岁月的遗痕。全书焕发出一种浓郁的时代气息和朴实真挚的风格，文笔清新随和，不饰雕琢，自有一种温馨的气息。这部书还具有一定的自传色彩，特别是“塔湾岁月”、“雪泥鸿爪”、“心系诗运”等部分，文笔淡雅平实，恰如微风拂影，娓娓而谈，荟萃作者的创作与人生的缩影，尤为使人心系牵绕，感悟颇多。他在青年时期的创作，就已经表现出相当程度的思想艺术水准。如他在1939年写的《村居杂记》一文中，生动地描写了在乡村的石油配给所门前，农民怎样拥挤着购买配售的石油的情景，并犀利地指出：“他们的光明被谁夺去了！他们的光明在哪里？黑暗是多么可怕。”在1940年写的《读〈家〉感怀》中，他由巴金的作品《家》想到：“在封建的大家庭逐渐崩溃的同时，由这样一代青年的热心毅力逐渐形成新的时代，使这个被风雪压抑的旧世界逐渐融出来春天给读者的希望。”从而把自己在黑暗社会中的苦闷、摸索、渴求光明的憧憬心理，真实地描绘出来。这为他后来走上革命的道路，奠定了最初的思想基础。此外，他还感悟：“现代青年无论男女，均宜有一个正确的目标，以为一切行动的指针，更不可无坚忍毅力，以达到既定的目的。”“所谓新的婚姻者以男女二人为主，而家庭为副。”“夫居社会处人群所以超然独立以其人格健全也。故人才有德以辅之，——故做人首重德育，对此今后当层楼更上也”，等等。这些时世随感，表现出一个青年对时代潮流的敏锐的新感觉，是非常难得的。正唯此，他在凌源刚刚解放，自己参加革命工作之际，便热烈地发表了一封致凌源中学的同学们的一封信，抒发了“大家携起手来，建设新凌源、新热河、新中国”的心声。

新中国成立以后，戴言的脚步匆匆而沉稳，始终奔波在热河、辽宁两省的文化战线上。从他收入本书中的《热河文艺工作七年》《耕耘“处女地”》《“文艺红旗”发行》《第一个省文学研究所》《兴隆店农场》等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他那兴奋、忙碌的身影，他依然是那样朴实无华，为了党的文艺事业勤勉地工作。特别是经历“文化大革命”的霜寒，他对党的文艺事业的忠诚，对家乡朝阳的那种挚爱，反倒愈加情深色浓了。他的思想依然是那么的新鲜活跃，他的心依然随着时代的节奏而激越地跳动。直到不久前，他还写出了《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的短文，认为“新的党中央和国家领导人使我们看到了希望”。桑榆虽老，苍枝遒劲，依然是晚霞映天。老而愈坚、朴实如初，令人钦佩不已。

1998年，中共朝阳市委副书记刘福成有感于戴言从事文学创作五十年，特意写了《男儿身穷心不穷》的文章，并谈到了戴言为人为文的风格。他说：“我品味戴老的风格，是枣树的风格。他适应朝阳干旱的气候，扎根朝阳贫瘠的土地，‘小树枣花香’”。他用自己的文学创作为朝阳人民服务“索取很小，奉献很大，让大自然能酿造出更多的更纯甜的蜜来。这就是他的诗的风格，也是他为人的风格。”他“只想做平地，而让更多的人从平地上成为参天大树，成为高山。”刘福成深情地说：“这样的老人值得我们尊重”。家乡人对戴言知之甚深，评价也是极为精辟的。

当我们轻轻地捧起《戴言文选》这部书时，我们实际上是在走向一种宏阔的人生。他从1919年到现在的八十多年的人生步履中，经历过新旧两个社会的如晦风雨，经历过建设新中国的海天激情和“左”的政治动荡，却始终不改其质朴敦厚的本色。当他凝眸回望的时候，发现岁月的留痕，激情的浪花，早已化作淡淡的文字，化作殷红的血液，流淌在他的身体中了。这样的老人，这样的作品，是值得我们阅读和珍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