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令人尊敬的师长和文学前辈，我对路地老师在内心里常存着一种深深的感激之情。我不知道该怎样去描述这种感情，但它在我的心里却是实实在在的。那是来自长辈的一种温切的提携、支持、帮助、理解和关爱。这种纯精神的东西，也往往成为鼓舞我前行的动力。

用今天的眼光看，路地应该是辽宁文学界元老级的人物了。早在“文化大革命”以前，他就是省作家协会办的几个主要期刊的骨干编辑，也是崭露头角的青年诗人。在写诗和编辑的岗位上，兢兢业业，成果斐然。他性格爽朗，心直口快，待人真诚，社交人缘也甚好。小时候对于路地叔叔的点滴记忆早已经淡薄了，但“文化大革命”后交往的事情却愈加新鲜。特别是他与我的父母（即老作家马加、申蔚夫妇——编者）的真挚的友谊，就像洁净的云霞，萦绕在记忆的山岭间。

“文化大革命”以后，路地老师去了丹东，他长期在丹东市文联工作，还先后主编着丹东的《杜鹃》《满族文学》。他每次到沈阳，都要特意到我家来。父母亲对路地的到来总是非常高兴的，他们很快就能唠到一起，几乎是无话不谈。路地来的时候，总是带来很多文坛的信息，特别是关于满族文学方面的信息。促进辽宁满族文学繁荣的各种想法，可能就是在那个时候，在他们的交谈中一点点地形成，逐渐升温，并最后逐一落实的。

我的父亲是一个满族人。先人大约于清初在辽宁新民府开荒斩草，落户扎根，成了当地最早的农户，隶属镶黄旗。父亲过去一直没有填写自己是满族，改革开放以后，那种淡忘的民族意识才逐渐地苏醒了，特别是在路地几度热心的提醒和催促下，父亲才又回到了家乡，恢复了自己的满族身份。1986年，在路地他们的热情邀请下，父母去丹东参加首届满族作家“鸭绿江笔会”，与同样是满族作家的端木蕻良夫妇及关山复老热情相会，结伴同游，并在鸭绿江江桥上留下了珍贵的合影，成就一段辽宁满族作家聚会的佳话。1987年，父亲担任了辽宁满族文学学会的会长，他们的往来接触更多。1991年，父亲和方冰老倡议编辑辽宁延安文艺学会的《红叶》文艺丛书，路地任主编之一，参加了全部的编辑和出版工作，不辞辛劳地到处奔波为出版的经费化缘，那种全身心地干事业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

我以为，改革开放以后，辽宁省的满族文学事业能够有今天这样好的发展局面，能有今天这样大的影响，路地老师的操劳可谓功不可没。他是进入新时期以来最早为辽宁的满族文学事业鼓与呼，并身体力行的人之一。这是一件带有开拓性质的事业，从事这项事业的人最应具备的品质就是能吃苦和甘于奉献，而路地老师的身上恰恰兼具了这两种精神。在许多情况下，他都是满族文学活动的创意者与组织者。而有些事情，在开头看似希望很渺茫，不一定能办成，而他最后却办成了。1999年，一些满族友人谈起应该编一部《当代满族作家论》（路地、关纪新主编，春风文艺出版社，2004），以填补民族文学的这个领域的空白。由于没有经费，最后能否办成当时谁心里都没有把握。后来路地老师和我父亲说了此事，父亲十分支持，鼓励他说，可以先放下其他的工作，先做这件事。路地老师于是放下了手头的其他事情，全力投入到这项工作中，从遴选满族作家到邀请文章作者，亲自组每一篇稿子并审稿，书稿编成后，最后在牟心海老师的大力支持下，这部书终于出版了。个中的辛苦和付出，只有他自己是最清楚的。这些年来，他为满族文学事业所投入的心血，就像一团火，燃烧着自己，也感动着周围的人。在这种付出中，包含着他对满族的爱，对家乡的爱，对祖国文学事业的爱。去年，我为了出版自己的论文集《辽海文坛鉴识录》，再次到丹东，又得到路地老师的大力帮助，内心的感激，是无法忘怀的。

不久前，路地老师给我寄来了他新近出版的《路地散传》，使我又一次走进了他的精神与艺术的世界，感受那种甘饴而纯净的美。《路地散传》是一部很特别、很有创新性的作家传记文集。全书结构的形式散而不乱。文章精练得当，作者思想的脉络非常清晰，叙说着值得珍记的人生岁月。细细品味，竟如饮甘饴，书中那种内在精神的打动和作者人格的魅力，掩卷未已。这部书的另一个特色就是它的叙述风格，这是一种与读者对话式的、娓娓交谈的叙述风格，它像一缕清风，像一杯淡茶，清醇可人，回味长久。它能唤起读者的联想和新的审美期待视野，对人生的价值获得某种启示。我想，凡读过这部作品的人，可能都会对路地老师那踏踏实实的人生脚步，产生某种亲切的敬意。最后我还想说的是，新时期辽宁的满族文学，能有路地老师这样的人为之操劳奔波，是非常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