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文的新作《历史流云——中国知青典型的人生历程》，是一部反映中国知青生活的纪实文学作品。这是一个相当沉重的话题，作者回顾了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深刻地震撼了整个中国大地，并且波及千家万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书中所收录的，都是作者近期采访的一些当时即闻名全国的知青典型人物，听他们讲述自己起伏的人生经历，回首那段难忘岁月的文章。作者采用一组分镜头的观察视角，对那场运动，对那段历史，特别是对书中所记录的那些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一种深刻的反思。这是文学的反思，历史的反思，更是一种人的精神和心灵的反思。

“知青”这个词汇，是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却的，它曾和“文化大革命”中的严寒岁月有过密切的联系。那场在“文化大革命”中在中国大地上骤然掀起的知青运动，改变了何止是一代人的命运，它所产生的种种弊害，在其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整个国家和民族都造成了深远的影响。今年，恰逢“文化大革命”中诞生的知青运动40周年。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适时地对“知青”这个题目重新进行一次客观的回眸，进行一种冷静的历史反思和精神的自审，应该是极有意义的。在这部书中，作者并不是要回答关于“文革为什么会发生？”“为什么会有知青运动？”这类问题，作者的写作意图，是以一个“他者”的视角，客观地叙述那段历史生活，记录当时这些知青典型们的人生经历和他们内心的情感波澜，从对这段历史流云的思想感悟中，从这些知青典型的人生自审中，催生出一个民族的历史自省意识和精神建构的时代课题。

作者在《写在前面的话》里，简述了中国的知青运动的由来：“1968年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后，成千上万的中学生离开城市，奔向农村，从此中国有了知青这个名词，有了无数知青的故事，有了这段荡气回肠、催人泪下的历史。它苍凉悲壮，使人难以忘怀。”在“文化大革命”中，众多的知青“在人生青春之路上无可选择地走上了一条默默无闻的充实者和奠基者的路……把青春的汗水、泪水、热血抛洒在那里，奋斗与挫折、憧憬与希望、困惑与猛醒、狂热与深思、幸福与痛楚，人生的苦辣酸甜，悲欢离合都有了深刻的体验，许多知青在农村长达10年之久。”作者感慨：“中国历史不会忘记知青运动，因为它造就了两千多万叫做知青的一代人……知青上山下乡的历史其形态规模、深刻性以及对整个社会个体和集体的冲击，旷古罕见。”

“知识青年”这个词，是最有中国特色的词汇之一，有其特定的时代内涵所指。它最早出现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邢燕子、董加耕、侯隽等一批城市青年学生毕业后自愿到农村落户并从事农业生产，受到社会的广泛称赞。他们被誉为有志气的知识青年。到1965年8月，全国共有百万知识青年自愿上山下乡，他们用青春、激情和学到的知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渐成为一种时代的新风尚。他们与“文化大革命”中掀起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有很大的不同。“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运动，从一开始就是在“左”的错误思想理论指导下，是以从学校培养出来的青年学生都要进行世界观的改造，需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错误理论为基础，进而发展成为一场波及全国的带有政治意义的运动。当时对青年学生下乡不加区别地搞所谓的“一刀切”，其规模之大，人数之多，时间之长，影响之广，都是空前的。特别是在“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时，知青运动被当做破除资产阶级法权的所谓“新生事物”来对待，把知青在农村的“扎根”与“拔根”问题，提到资本主义的“复辟”与反“复辟”的高度，以至于被“四人帮”所利用。在这样的“左”的错误思想的指导下，知青运动必然地产生出严重的消极后果，给国家、民族，甚至知青本人，都带来了灾难。他们在本该学习的时光，却成为了时代的被放逐者。那时，几乎中国的每一个家庭，都有知青，知青运动成了一曲错误的时代旋律，而知青本身就成了错误决策的最大受害者。恰如作者评说的：“知青没有错，错的是决策者。”

面对这个沉重的话题，作者采用了一种很新鲜、很独特的叙述方式，那就是面对面地采访那些这段生活的亲历者，那些在时代潮流中的知青典型们，倾听他们各自的人生回忆和叙述，感受这些知青的个体生活经历，和他们在这种生活中的自我生命体验。作者努力挖掘他们身上的那种人性的美好和精神的闪光，这也就是作者所概括的存在于很多知青身上的那种“知青情结”和“知青精神”。那种发自于内心的美好的理想信念，依旧是粲然地使人感动。在书中，作者采访了十余个当时闻名全国的知青典型。这些典型，大致可分为三类：即“文化大革命”前的知青典型、“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知青典型和“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知青典型。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的知青典型中，作者采访了在20世纪50年代末期就从天津回到家乡河北宝坻县下乡务农的“全国知识青年的好榜样”——邢燕子。那是一个英姿飒爽的形象，“那个健康丰满、通体洋溢着青春活力和快乐精神的姑娘，头戴草帽，遥望蓝天，似目送远飞的金色大雁。这个形象代表当年中国的女性美，也代表着那个时代火热般的旋律。”作者感慨：“人们不应该忘记邢燕子，不应该忘记在艰苦的岁月里为共和国的新农村建设贡献出青春和热血的知青一代。”作者还采访了1961年江苏盐城的高中毕业不上大学却立志务农的知青董加耕，董加耕认为：“现在的第一线就是广阔的农村，到农村去就是党的需要。”当年那个“身居茅屋，眼看全球；脚踩污泥，心忧天下”的有志青年，成为那时候许多青年学生学习的榜样。2000年董加耕从盐城盐都区政协副主席的位置上退下来，他用16个字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人贵有志，志贵不移。观念更新，不改初衷。”作者还采访了1962年从北京下到天津宝坻窦桥庄务农的“特别的姑娘”侯隽，她在自己所住的小屋的门框上所写的“苦中自有乐，乐在吃苦中”，曾经感动了许多的人。邢燕子、董加耕、侯隽，是“文化大革命”前就下乡的知青典型，在他们身上，闪耀着一种理想的光芒和对于人生价值实现的追求精神，他们将自我生命融入到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时代使命中去。他们当年对于人生价值的理解和对于信念的追求历程，即使是在今天，也依然是令人感动的。

在“文化大革命”前期的知青典型中，作者着力记述了上海知青金训华、他的好友陈健以及北京知青曲折，这些同样是一些闪光的名字。在黑龙江逊克县下乡的金训华，为了抢救国家财产而光荣牺牲，长眠于黑龙江的黑土地上，而他的好友和同学，同样是抢救国家财产的陈健，为了一个心底的信念，为了坚守一个诺言，多次放弃回上海的机会，40年如一日地守望着他的墓地，用一生去陪伴着他。陈健的行为感动了知青，也感动了所有的人。2005年，他被评为中央电视台的“感动中国人物”。如果我们要用一个词汇概括这种信念，这种精神的话，那么就只能是“知青精神”，在知青中，还有很多像金训华、陈健这样的人。而曲折，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第一个要求上山下乡的人，也是第一个带头到内蒙古插队落户的北京知青。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知青运动的第一人，同样是不该被遗忘的。

“文化大革命”后期的知青典型，由于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政治环境，人生的经历和波折要复杂得多。他们往往被“四人帮”所利用，一些人甚至成为了“四人帮”的追随者，成了“反潮流”的榜样。他们的人生经历也更多地带有政治色彩，一般都经历了人生的大起大落。如书中采访的赴云南西双版纳的上海知青朱克家，以及当时闻名全国的辽宁知青吴献忠、柴春泽、刘继业等人。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由闻名全国的“政治明星”、“知青典型”而复归于普通人群中的一员，经历了思想上、观念上的痛苦的反思，重新汇入到新时代的生活洪流中。作者对他们的采访，也并不避讳这些痛苦的疮疤。那是一段渐渐远去的历史，我们反思它，轻轻地抚摸这个伤疤，正是为了明天，为了明天不再有“文化大革命”，不再有“知青”，不再有这样的精神疮疤。

我想，作者所以写知青，是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知青，了解那一代人的生活和命运。而如果不了解知青，我们就不会更全面地了解“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深刻地了解那个时代。在他们每个人的生命里，都折射着一种时代的投影，记载着一段历史的云絮。记录下这些知青典型的波折人生，记录下这一代青年的真诚的热情、理想的追求与抱负，记录下他们的血与泪，情与痛，这些都是为了明天的“记忆”。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的：“当我坐着火车硬座、挤在公共汽车上、吃着方便面、奔走在寻访知青典型的路上，挑灯夜战查阅资料时，我曾想过我的工作意义何在？但当我接触到一个个知青典型实实在在的人，与他们面对面交流时，我感动了……他们每个人都可以称为是历史教科书中的一章，我自认为自己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因为反思不属于一个人，应该是全民族的。它会给历史留下点什么。”

我觉得，中国知青典型的人生经历，是一个很好的叙述主题，特别是对它的反思，其中包含有极大的思想的、艺术的、人生的，乃至社会的创作思辨的空间，是我们这个时代所需要的。作者真诚的创作心态，她与被采访者的情感交流，又使得这部书多了一种生动与亲切。作者以自己平实的叙述文笔，以一种诚挚求真的品格，以一种对历史反思的力量，增加了对这部书的阅读召唤。希望这种反思，能够成为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种精神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