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个以文化为资本的新经济时代，这个时代的突出标志，就是经济与文化的联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在目前全球范围内的文化转型过程中，各个国家、各个区域的个性文化的特征以及它们之间的交融与互动，不仅非常活跃，而且日益广泛，出现了区域内的各种文化频繁交往的现象。同时，在各国各地区之间的经济活动和社会人员交往中，也越来越离不开各种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的推动。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新的推动力，文化力的概念正在被赋予一种新的现实的意义。目前全球经济正处在一个结构性的调整期，在这个过程中，文化尤其展示了它所具有的经济活力和积极协调社会平衡发展的价值。研究文化对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的特殊渠道，则是这种调整的关键。中国的经济学家樊纲曾经这样阐释文化经济时代的意义，他认为，当社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以后，社会经济的增长将主要依靠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的增加。

这种观点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文化不仅是一种资源，它还是具有更广泛意义的社会前进的推动力，是一种未来社会的重要的生产力。人类最终要脱离今天这样褊狭的物质阶段和单纯的功利主义，寻找物质层面之外的精神的解放。未来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最终还是要依靠来自文化的关怀。我们正在临近这样的一个时代。

在这个新的时代课题下，我们应该选择怎样的视角，来看待东北亚区域中的文化存在和文化发展的趋势，特别是充分认识中俄两国在东北亚地区的日益增长的文化交流的作用，这个题目无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这种不同文化类型之间的互动，还有着另外一种价值，那就是这种文化的交流，从根本上说是互惠互利的，起到借鉴与学习的作用。并且，它已经是一种客观的现实存在。中俄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在历史上就曾发生过。我们应该从更大的范围和历史延续中，去认识这种文化互动的本质意义，那就是通过交流与协作，推动地区社会的发展。

东北亚区域中的中俄文化的互动，受到地理位置、自然环境和历史因素的影响，源远流长。东北亚地区是历史上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发生碰撞、交融的地带。这种文化交流的形式，在一段历史时间内，可能是某种文化对另一种文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在另一个历史时期，这种影响则完全可能是倒过来进行。这很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阴阳互动的辩证统一观。

在东亚地区的历史上，这种文化的碰撞与交流，源自各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具体的社会发展形态。在中国古代社会，原始而悠久的萨满教曾广泛地活跃在这个地区，它对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形态与一些民族的精神崇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20世纪的前期，俄国文化特别是苏联时期的文化，对中国的东北地区的文化曾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大约在20年代以后，在东北的一些报刊上，经常能够看到一些翻译过来的俄国作家和苏联作家的进步文学作品。中国人民很早就熟悉了像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果戈理、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等作家的名字，怀着浓厚的兴趣阅读他们的那些闪烁着人类智慧与革命思想的作品。

20世纪30年代出现在中国文坛上的“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也受到了当时的苏联革命文学作品的影响。当时，沈阳的《盛京时报》、大连的《泰东日报》、哈尔滨的《国际协报》《大北新报》，都曾介绍过高尔基、马雅可夫斯基等苏联作家的创作情况，这对思想进步的文学青年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东北女作家白朗的短篇小说《生与死》，描写了一个监狱的女看守“老伯母”的形象。她曾一度屈服于日本占领当局，幻想能够忍辱负重的生活，但最后被严酷的现实所惊醒，终于走向了革命。这篇小说无疑是受到高尔基的小说《母亲》的影响。同样的还有萧军的长篇小说《八月的乡村》。这部作品描写了在日本占领中国东北后，一支抗日游击队伍的斗争故事。从内容方面看，也明显地受到了苏联小说《毁灭》的影响。东北作家舒群的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描写了在东北沦陷区生活的俄国女教师和两个孩子的故事。作品通过一个中国孩子和一个朝鲜孩子的悲惨命运，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作品跨越了地域和民族的界限，糅进了不同的民族文化互为交融的时代背景。

在这个时代，几种来自不同方向，分属不同类型的文化汇集在中国的东北地区，它们互相撞击、融合，在其结合部上，形成了一种“T”形的文化交融带。而那些带有中华民族鲜明个性的文学，也以自己独特的社会包容精神和深刻的历史内涵，通过“东北作家群”的创作形式，展现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时代特征，从而进一步加深了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东北作家群”的作品中的那种突出民族自强自立，反抗侵略的思想意识，反映了中华民族深厚的性格底蕴。正如俄国评论家别林斯基说过的：“人首先是民族的人。”“东北作家群”的创作，是当时东北地区特定的历史生活的反映，表现了作家们对于处在社会苦难中的人的命运的真诚关怀。于是，苏联文学中的革命精神，与中国社会中的现实发展趋势结合在一起，它深刻地揭示出中国革命的前途，汲取积极变革的因素，给中国的现实主义文学以精神上的鼓舞，从而反映出深藏于中国人民心底的历史审美潮流。这种文化上的交流，对于加强彼此之间的文化了解，增进友谊，曾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以后，中俄文化的交往在东北亚区域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并且达到很高的水平。双方之间人员的交往与文化的互动，在各自保持自我文化特征的基础上，正在呈现整体性强化的趋势。这种交流与协作的本质，依然是互补互利的。双方的文化交流，越来越多的在人文领域的层面上展开，这对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有益的借鉴。特别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和对于现代社会的人的行为与意识的规范价值，越来越显示出它的积极意义。它已成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它以自己的东方文化的思维和智慧，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更为这种双方的交流注入了强大的活力。

中国的东北地区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在社会经济和文化领域实现了前所未有的飞跃发展，表现出区域文化的强势态和活跃性。中国东北地区的文化建设在坚持民族传统精神的同时正在日益现代化，它有力地促进了社会的全面进步。东北地区尤为重视对关东地域文化精神的继承，重视独特的黑土地文化的审美特征和表现方式。目前，东北地区的大众传媒文化、地域民俗文化、民族文化、艺术审美文化等都极具东北地域的特点，也深刻地体现着中国文化的时代气息。东北地区的鲜明的地域文化特征，为中俄双方在本地区进行文化交流与协作，构筑了新的文化发展的平台，提供了新的支持和渠道。

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文化发展进一步突出以人为本的思想，按照科学发展观，实现社会的全面协调的可持续发展，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协调发展。这种新的社会发展观、文化观，既具备现代社会的前沿性的发展意识，又保持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的继承，体现出一种整体的和谐性、包容性，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的“和”的思想。坚持“和”而不一味求“同”，是中国文化精神的重要传统，也是儒家思想的一个基本特征。“和”是和谐、协作，“同”是同一。“和”的思想中包含着人的和、家的和、社会的和、发展中的和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做到彼此和谐生活、和谐相处、共同发展。“和”的本质，就是双方的共赢。在一个不同文化类型共存的区域中，经济与文化的互动与交流，应该是建立在信任、友谊、互为学习借鉴的基础上的。这样的文化观念，既是一种思想的启迪，也是一种历史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