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运用社会学的想像力所作的最有成果的区分是“环境中的个人困扰”和“社会结构中的公众议题”。这个区分是社会学想像力的基本工具，也是所有社会科学经典研究的一个特征。

——赖特·米尔斯：《社会学的想像力》（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第6页）

千年之交，中国正为20年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现代化成果而欢欣鼓舞时，却又被“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严峻“三农”问题给拉回现实。于是，中国人在经历了一个多世纪艰苦卓绝的现代化努力，在刚刚要为一百多年来梦寐以求的现代化目标之初步达到而倍感自豪时，却又不得不面对这一无法令人宽慰的“三农”问题，以及因农村长期被忽视而造成的巨大城乡社会差距。并且，正因经济总体上的高速增长和宏观上的繁荣发展，而更加反衬出“三农”问题的严峻与沉重，因而也更容易引起人们内心的落差与道德上的震撼。面对虽是因逐渐积累而成但却忽然爆发出来的“三农”问题，学者、新闻工作者、基层干部、政府官员，乃至作家等，都从各不相同的角度发出了关切和呼吁之声。

这些来自社会各界、不同角度的声音，或心怀担忧与责任，或饱含道义与同情，或充满焦虑和反思，各种不同的表达在一时间汇聚成了一股争言“三农”的洪流。于是我们看到，自新世纪以来，“三农”问题不仅成为媒体的一个聚焦点，而且再次成为全社会和决策者心目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党和国家领导人不仅多次在多种场合强调“三农”问题的重要性、表达对“三农”问题的关切，而且还在为时不长的几年里接连出台一系列改革措施来缓解“三农”问题。这种举国重农的社会氛围，和由系列涉农政策所改变了的乡村社会状况和乡村问题本身，共同导致了乡村政治研究的处境和言说环境的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显见结果是，不仅乡村政治研究的注意力越来越多地为“三农”问题所吸引，而且“三农”问题也迅速取代村民自治而成为学术研究中的另一个热点问题。

而在“三农”问题继村民自治之后成为推动中国大陆乡村政治研究的另一现实动力因素的同时，随着外部社会时势、学术言说环境的变化，以村民自治为主要内容的、具有公共运动色彩的乡村政治研究产生了分化与转向，并各自走上了不同的探索道路。而这一分化和转向的过程本身，也即意味着作为公共运动的乡村政治研究的退场。或者说，乡村政治研究所具有的公共运动色彩从此逐步褪去，这一研究领域中的具体研究也分别转向了各自较为专业化、更具学科特点的研究和探讨。分化和专业化，是“三农”覆盖“村治”这一“世纪变奏”的显著特征。如果说，村民自治是促使乡村政治研究兴起的重要实践动因的话，那么，“三农”问题则是促使作为公共运动的乡村政治研究开始退场，并使其进一步转向和分化的关键性因素。

村民自治和“三农”问题，是推动1990年代以来中国乡村政治研究兴起与演化的两大重要现实力量。一方面，乡村政治研究兴起与演化的过程本身，可使我们对其演变历程和线索有个较为完整的了解；另一方面，在了解这段研究来龙去脉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这一研究兴起和演化的实践过程，及其背后的推动力量，可使我们对乡村政治研究兴起与演进的动因（如改革及政策措施、社会变迁因素的推动、学者在其中的参与等）有个较为清晰的了解。对这些因素和“作用力”之间相互缠绕关系的分析梳理，可使我们较为深入地反观这段学术研究“历史”和社会时势之间的互动关系。

具体来说，我们需考察的是，哪些缘故促使了“三农”问题的凸显，它在凸显过程中有哪些代表性的人物、事件和作品起到了较为显著的推动作用；而在“三农”问题凸显出来后，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应对措施，学界又围绕它做了哪些思考、探讨与政策建议和争论514703；这些改革措施与政策争论又导致学术研究自身及学术环境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这些变化怎样促使了以关注现实问题为基本导向的乡村政治研究开始发生转向与分化（如乡村政治研究者顺势成为“三农”问题领域的专家学者，原本潜在的学术分歧逐渐显化），并最终导致“村治”研究的退场。

不过在此需做说明的是，当“三农”问题凸显和关于“三农”问题的研究兴起之时，围绕村民自治的探讨并未消失，甚至也丝毫未有减弱，单就从事这方面研究的人员数量和探讨这方面问题的文章著述数量来看，还均有所增加。但因在公众视界中，“三农”问题之呼声高过了村民自治及民主选举话题的声音；在学界中，“三农”问题的风头也盖过了“村治”研究的风头，从而吸引了一大批学者由“村治”研究转而关注“三农”问题，所以从一个相对的角度来看，“三农”问题取代了“村治”研究而成为另一个焦点性论题，但并不是说“三农”问题兴起之后，“村治”研究就消退或消失了，“三农”问题只是在热点位置上取代了“村治”研究。事实上，几乎在村民自治研究兴起的同时，“三农”问题就已开始凸显。只是当时人们的注意力首先被村民自治所吸引过去，并在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井喷”式的探讨与争鸣；而后很快，似乎只是在转瞬之间，“三农”问题的风头和声音盖过了村民自治话题的风头和音量，致使其热点位置被取代。

而在作为公共学术运动的乡村政治研究的退场过程中，一些与乡村政治和“三农”问题相关的因素参与了进来，学界因关于这些问题的分歧而使得这一学术分化进程加速，如乡村政治研究中围绕乡镇体制改革的争论便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这种作用。正是在围绕乡镇改革的探讨和争论的基础上，乡镇基层政治的运作逻辑及乡镇政府本身的特点，便成为学界的又一个关注焦点，从而为学界开启了一扇研究乡镇基层政治的视窗。围绕乡镇这个“场域”的政治学研究，笔者称之为关于“乡政”的研究。

1980年代尤其是1990年代以来的乡村政治研究，经历了几次较为重要的演化和转向。通过前面章节的叙述，我们知道了它在村民自治兴起之前和之初的演化脉络与转变过程。而在村民自治成为热点问题之后，乡村政治研究又经历了一个较为明显的“裂变”、分化与转向过程。这些转变对于乡村政治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今后的发展方向、它作为学术与社会时势之间的互动关系模式，以及这种互动关系所塑造的学术研究特征，都有着极为关键的影响。因而，在此有必要通过一些较为具体的情况来进一步考察乡村政治研究与中国社会时势之间的互动关系，本书选择了华中地区的乡村政治研究群体及其演变状况为例来展现这其中的分化与转向。

后税费时代的乡村政治研究，不论是关于新农村建设的探索，还是关于农地制度的争论，抑或是关于农民工问题、公共品供给问题的探讨，都必将而且似乎也只能在此种学术分化的基础上，以一种较具专业化色彩的研究方式展开。这些似乎也都暗示了，在1990年代兴起并在1990年代末和新世纪初凸显的、以村民自治研究为核心且具公共学术运动色彩的乡村政治研究，已告一段落。这场公共学术运动，也在学界的不断转向与分化中悄然退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