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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东正教会的经济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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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社会的经济转型对教会这一社会组织的生存方式产生了很大影响。从积极意义上说,是调动各自的积极性;从消极的意义上说,是自生自灭的市场法则。教会也不例外,它要谋生,它要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它要与政府“亲兄弟,明算账”,这也无可厚非。

我们知道,在叶利钦时期,经济政策对东正教会有极大的优惠,其活动范围和影响力迅速扩大。1990年年底,教会已收回大部分不动产,并不断要求回收教堂建筑的财产私有权,最后获得成功。20世纪90年代初,东正教会发展迅猛,遇到了财政问题,资金匮乏,入不敷出。于是政府特许其经营免税进口烟酒,所得利润作为教会慈善事业的费用。这曾在社会上引起很大争议。1992年教会开始经商,有银行家募集捐赠1000万卢布,作为给教会经营企业的启动基金10365370,而且所得利润完全不必纳税。1993年4月,叶利钦签署相关文件,规定革命前俄罗斯东正教会的财产全部归属现在的俄罗斯东正教会继承。从这时候起,通过国家的财政预算或其他直接和间接的渠道,使返还教会财产和取得建筑修缮款的速度加快了。但是,东正教会的经济活动一般是不公开的,它的经济活动也不规范,加之2004年以前,国家杜马对法人的登记制度尚不完备,更谈不上对宗教组织的买卖有什么审查了。总之,俄罗斯东正教会虽然通过合法的手段收回了大量的财产,又持有特权经营若干生意,但其有财产具灰色性、隐秘性。

在其社会转型时期,个别教会组织非法经营的例子,也不是没有。在俄罗斯,宗教场所敞开大门,自由出入。所获利的主要是出售蜡烛,利润丰厚,例如最细小的14号蜡烛,利润是900%~1400%,蜡烛型号越大,利润越高。据统计,卖蜡烛的收入占其总收入的25%,而教堂仪式收取的款项占46.7%,教堂经济实际上存在灰色收入。10365371比如卖蜡烛的收入有许多方法可以不入账。个别教堂也有做违法生意者,1999年2月,在维契复活堂发现了制作伏特加的工厂,而且,当地居民还打着教堂的名义做木材生意、润滑油生意等。检察机关调查后发现,这些生意跟某教堂的神父脱不了干系。被审查者都说,该教堂收了不少“好处费”。其实在这一社会资源再分配的过程中,教会已经相当富有,据2002年第29期《莫斯科新闻报》称,俄罗斯东正教会下属大主教区和修道院的年贸易额为100万~150万美元,此外,东正教会有广泛的弹性赞助来源,甚至高出其财产2~3倍。如今,俄罗斯东正教会约有8000个教区、300座修道院、75个大主教区、上百所学校,这些机构全部都是独立法人,在银行单独开立账户,享有财产权。

普京执政以后,在国内社会地位方面很尊重教会,表彰其“为确立长久的道德价值观和促进社会团结所做的有成效的工作”,在经济独立方面也给予教会平等合理的待遇,但未给予经济上的具体支持。2002年1月1日,《税法》第25章进行修改后颁布实施,该法案取消了此前给予教会的所有优惠,并要求其必须上缴经济利润的24%,这实际上是把教会真正推向了市场。然而同年5月,国家杜马根据东正教会的意见,又通过了一个修正案,其中说明,教会的崇拜活动所得、宗教用品生产和销售所得,均不计入收入。年底,政府对教会组织税收数额做出补充,规定其经营杂志、视听器材、电子教材都应该在缴税之列。俄联邦能源委员会把教会用房消费列为“居民”消费,而非企业消费,这实际上是大大减轻了教会的负担。因为俄罗斯冬季漫长,供暖达8个月之久,全俄共有1.7万个东正教正式活动场所,这样一结算下来,此项能为教会节省供暖费开支达25%~50%。2003年10月17日,国家杜马再一次修改了税法,通过了《关于财产征税的规定》,其中详细列出教会财产应征税目,包括宾馆、汽车、房屋、生产和经营活动场所等,从而减少了以往的优惠幅度。教会组织对此表示不满,他们认为如此一来会打击教会的积极性,因为教会许多房舍是用于公益事业的,比如少年宫和收容所等。然而按税务机关所说,教会用于社会福利的设施并没有征税。除了土地占有和产业纳税之外,俄罗斯东正教会不再交任何税,而且,在土地占有税中,不包括“具有历史价值的、文化价值的、建筑学价值的”宗教设施用地;财产税中,也没有包括那些“具有历史纪念意义的、具有文化价值的”宗教建筑物。

应当承认,教会的确为社会的安定作出了巨大努力,人们流行着一种说法:“教堂里有秩序,而别处没有”,“现代文化里欠缺传统美德,传统美德在东正教中”。这种氛围使政府和民众趋向于认为,要想与社会之不良现象作斗争,必须要倚重教会的力量。许多商业机构为求得教会势力的保护和纳税方面的优惠,也与教会合作,这又是一大笔财源。而教会方面,也需要支持。在这种与社会各界的互动中,教会的财富日渐积聚起来。我们看到,如今的俄罗斯社会已从过去苏联社会主义式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教会也不能置身度外,教会组织已被推向市场。教会扮演的是双重角色,一方面是道德良心的守护人,另一方面是商品流通的经济人。比如教会致力于反对酗酒运动,在它的倡议下,成立了26个家庭戒酒俱乐部,它委派代表参加监管委员会。但与此同时,它又经营有极大利润的烟酒生意。一边谈着“奉献”社会,一边又争取政府的免税优惠,人们不禁对教会一向力主的伦理道德观,尤其是金钱观产生了疑问。如今教会有理由说“发展是硬道理”,“信教不等于追求清贫”,然而如何避免走向畸形,教会的传统观念也面临着挑战。

2006年,俄东正教会的各个教区陆续与联邦政府或地区政权机构建立起稳固的联系渠道,它的利益受到俄外交部、内务部、安全局等国家职能部门的保护。教会以各种形式参与军队、学校、卫生保健部等部门的工作。随着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改善,政府与教会建立了互信互利的关系。2007年11月1日,国家杜马议长格雷兹洛夫表示,国家将在2008年归还所有仍无限期或无偿使用的教会不动产。为了平衡教会与使用单位(多为博物馆)的利益,政府为搬迁单位拨出了预算款。教会方面则善意地表示,国家帮助教会保护教堂建筑和文物尽了最大努力,教会也要考虑国家的困难,尤其是用于博物馆的教会财产,是进行民族教育和培养国民素质的公共空间,如果使用单位有困难,可以陆续归还。由此可见,教会与政府虽然在政治原则上密切合作,然而在经济利益上却是相互计较的。当然,这也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生态。究其原因,俄罗斯宪法所规定的政教分离的原则,确保了各自的独立和平等地位,市场经济又提供给教会发展和讨价还价的机会,国家政权与教会的合作与斗争,合作多于斗争,斗争求团结,这在它们彼此的心里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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